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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老工业地区近年来面临人口净流出、创新水平滞后以及资源枯竭等问题，如何打破“资源诅咒“，提高创新能力，重振东北工业区经济是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分析对比同样为低人口密度且为资源富饶型的芬兰，来探索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路径。
一、前言
我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胡焕庸线东西人口密度与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巨大。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迅速;而以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人口密度低，创新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如何提高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创新能力关乎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高效发展。
二、人口密度与城市类型
本文采用2015年的数据，将我国人口密度排名前15和后15名的地级市进行统计整理，并根据余建辉（2018）的方法，从采掘职能强度、产业规模系数、资源贡献程度三个指标对资源型城市进行识别和匹配，结果发现我国低人口密度地区与资源型城市高度重合（见表1）。因此，想要探讨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创新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升级。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分析
目前，我国很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经济衰退、资源枯竭、人口净流出等问题，很多地方成为了“空城”或是“鬼城”，出现“荷兰病”。最为典型的就是以前的东北老工业区，如伊春、大兴安岭、鹤岗、黑河等城市。这是因为自然资源具有两面性。资源型产业过度发展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制造业、社会制度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第一，资源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要求较低，致使资源型企业研发程度、个人接受教育及培训的意愿都较低;第二，资源产业的兴盛使相关企业工资水平上升，从而挤压了其他制造业的发展空间，甚至引发罢工。同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及原材料的大量出口，使得国际资本市场上本币需求增加，本币升值。与之相伴的是制造业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第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发寻租行为，致使腐败泛滥、社会制度遭到破坏，严重阻碍经济増长（刘畅，2016）。那种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城市又该从哪些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完成转型呢？众所周知，像芬兰、瑞典这样的城市也属于人口密度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他们的创新水平却位居世界前列。鉴于国际数据的可获得性，下面我们以2011年及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别，探寻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地级市的创新路径。
芬兰的人口密度大约为17.8人/平方公里，本文从我国的地级市中匹配与其人口密度、资源环境最相似的资源型地级市——黑龙江省黑河市。通过对比芬兰、中国整体以及黑河市的各项指标（表2），我们发现：第一，从劳动力素质来看，芬兰的平均居民受教育年限普遍比我国高，劳动力中高技能人才占比大;第二，从资金来源看，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要依靠政府扶持、鼓励创新，而芬兰已形成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及大学四联动的创新体系;第三，从经济发展与研发投入来看，芬兰的人均GDP可达我国的5倍，而其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说明我国普遍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仍不够大。另外，尽管我国总体专利申请数远高于芬兰，但从支付产权付费角度可以看出，我国实际创新能力和专利利用效率远低于芬兰;最后，从区位环境来看，根据“舒适度理论”，舒适度也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的重要指标。本文用人均绿化面积来表示地区舒适度，发现芬兰远高于我国总体及黑河市。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路径。
第一，亟需提高本地劳动者素质，同时增强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目前我国东北老工业区等资源型城市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劳动力总体素质水平较低，缺少创新基础。同时公共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居住环境还未達到宜居程度。故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培养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进人才引进政策，建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吸引人才流入。
第二，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以政府为核心建立覆盖全局的创新网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相互，互相促进。
第三，将点源型经济转变为分散型、多元化经济，规避“资源诅咒”现象。把资源部门的收益和制造业部门的培育相联系，利用资源的收益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使新兴产业更具竞争力。
第四，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提升居民的产权保护意识以及产权的利用效率。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前言
我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胡焕庸线东西人口密度与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巨大。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迅速;而以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人口密度低，创新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如何提高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创新能力关乎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高效发展。
二、人口密度与城市类型
本文采用2015年的数据，将我国人口密度排名前15和后15名的地级市进行统计整理，并根据余建辉（2018）的方法，从采掘职能强度、产业规模系数、资源贡献程度三个指标对资源型城市进行识别和匹配，结果发现我国低人口密度地区与资源型城市高度重合（见表1）。因此，想要探讨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创新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升级。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分析
目前，我国很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经济衰退、资源枯竭、人口净流出等问题，很多地方成为了“空城”或是“鬼城”，出现“荷兰病”。最为典型的就是以前的东北老工业区，如伊春、大兴安岭、鹤岗、黑河等城市。这是因为自然资源具有两面性。资源型产业过度发展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制造业、社会制度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第一，资源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要求较低，致使资源型企业研发程度、个人接受教育及培训的意愿都较低;第二，资源产业的兴盛使相关企业工资水平上升，从而挤压了其他制造业的发展空间，甚至引发罢工。同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及原材料的大量出口，使得国际资本市场上本币需求增加，本币升值。与之相伴的是制造业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第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发寻租行为，致使腐败泛滥、社会制度遭到破坏，严重阻碍经济増长（刘畅，2016）。那种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城市又该从哪些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完成转型呢？众所周知，像芬兰、瑞典这样的城市也属于人口密度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他们的创新水平却位居世界前列。鉴于国际数据的可获得性，下面我们以2011年及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别，探寻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地级市的创新路径。
芬兰的人口密度大约为17.8人/平方公里，本文从我国的地级市中匹配与其人口密度、资源环境最相似的资源型地级市——黑龙江省黑河市。通过对比芬兰、中国整体以及黑河市的各项指标（表2），我们发现：第一，从劳动力素质来看，芬兰的平均居民受教育年限普遍比我国高，劳动力中高技能人才占比大;第二，从资金来源看，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要依靠政府扶持、鼓励创新，而芬兰已形成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及大学四联动的创新体系;第三，从经济发展与研发投入来看，芬兰的人均GDP可达我国的5倍，而其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说明我国普遍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仍不够大。另外，尽管我国总体专利申请数远高于芬兰，但从支付产权付费角度可以看出，我国实际创新能力和专利利用效率远低于芬兰;最后，从区位环境来看，根据“舒适度理论”，舒适度也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的重要指标。本文用人均绿化面积来表示地区舒适度，发现芬兰远高于我国总体及黑河市。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低人口密度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路径。
第一，亟需提高本地劳动者素质，同时增强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目前我国东北老工业区等资源型城市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劳动力总体素质水平较低，缺少创新基础。同时公共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居住环境还未達到宜居程度。故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培养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进人才引进政策，建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吸引人才流入。
第二，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以政府为核心建立覆盖全局的创新网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相互，互相促进。
第三，将点源型经济转变为分散型、多元化经济，规避“资源诅咒”现象。把资源部门的收益和制造业部门的培育相联系，利用资源的收益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使新兴产业更具竞争力。
第四，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提升居民的产权保护意识以及产权的利用效率。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