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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
“半城市化”与“伪城市化”
《决策》：您在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认为，中国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准确把握？
李培林：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10%以下，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全国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2011年，预计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按现在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决策》：但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
李培林：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另外，现在的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
《决策》：根据你们的研究，城市快速发展还带来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李培林：城市化也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的年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龄越来越年轻。
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2010年以来，很多地方开始试点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劳动力供求均衡大变化
将发生在“十三五”初期
《决策》：2010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几起企业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人说他们是个案问题，对此应该怎么看？
李培林：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 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们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们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人。这就是所谓劳动力匹配的问题。
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的。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决策》：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由此还会带来哪些问题？
李培林：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 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一个负增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但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实质上这也是社会保障的问题。
社会改革
要成为一个主攻方向
《决策》：进入“新的成长阶段”，改革应当如何向深入推进？
李培林：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但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决策》：那么，社会体制改革应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李培林：首先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共识的改革方案。
其次，城市化过程要成为大幅度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这是大家逐步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标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要大幅度改变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三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增长的势头。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这也不能单纯的依靠食品限价。如果完全用这个方法，在市场经济下，不是非常周全的方法。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因为很多的食品价格，在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零售价翻了一倍。也就是说中间环节太多，并不是食品价格涨价给农民带来了收益，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
四是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比较往上集中。也就是说，基层的财政，很多是负债运行。这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改变财政的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措施。
五是更加积极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为投资和工商政策的标准，主要是促进就业。因为很多投资不是说投下去的钱就靠GDP增长几个百分点来体现，而是能不能真正促进就业和工商政策。
此外，还要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会实录整理）
“半城市化”与“伪城市化”
《决策》：您在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认为，中国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准确把握？
李培林：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10%以下，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全国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2011年，预计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按现在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决策》：但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
李培林：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另外，现在的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
《决策》：根据你们的研究，城市快速发展还带来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李培林：城市化也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的年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龄越来越年轻。
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2010年以来，很多地方开始试点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劳动力供求均衡大变化
将发生在“十三五”初期
《决策》：2010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几起企业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人说他们是个案问题，对此应该怎么看？
李培林：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 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们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们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人。这就是所谓劳动力匹配的问题。
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的。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决策》：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由此还会带来哪些问题？
李培林：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 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一个负增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但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实质上这也是社会保障的问题。
社会改革
要成为一个主攻方向
《决策》：进入“新的成长阶段”，改革应当如何向深入推进？
李培林：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但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决策》：那么，社会体制改革应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李培林：首先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共识的改革方案。
其次，城市化过程要成为大幅度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这是大家逐步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标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要大幅度改变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三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增长的势头。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这也不能单纯的依靠食品限价。如果完全用这个方法，在市场经济下，不是非常周全的方法。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因为很多的食品价格，在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零售价翻了一倍。也就是说中间环节太多，并不是食品价格涨价给农民带来了收益，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
四是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比较往上集中。也就是说，基层的财政，很多是负债运行。这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改变财政的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措施。
五是更加积极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为投资和工商政策的标准，主要是促进就业。因为很多投资不是说投下去的钱就靠GDP增长几个百分点来体现，而是能不能真正促进就业和工商政策。
此外，还要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会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