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有个瘦高个子的大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徐老师,我要办一份刊物,发行量要超过《读者》,文章的锐利程度要超过《南方周末》,希望你能支持并批准。”
　　那时,我还在办校报,并且暂时管学生刊物的审批工作。我笑道:“当然好啊,需要我帮助什么就来找我。”
　　当这个学生走后,一旁的学生记者就问我,老师,他是不是太狂妄了?他能成吗?
　　我笑着对他说,肯定会失败的,但是,我欣赏他的这种狂妄。在大学时,如果连狂妄的想法都没有,就不是大学生,就不是青年。青年是应该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应该目空一切。我们中国的文化心理是不容这类学生的,但我要支持他。
　　果然,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学生,但我记住了他的狂想。我想,在实现他的那样一个狂想时,他肯定遇到了一系列的打击和冷嘲热讽,最后,他被摁倒在地,投降了。然而,我多么想,若干年后,也许他还保存着那份狂想,那份激情,即使失败也再所不惜。
　　我曾经给我的学生送过三句话:1.勇敢地面对死亡一次。并不是让他们真的去死,而是要对死亡有所思考。不知死,焉知生?只有对死亡有深沉的理解,生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2.忘我地爱一次。哪怕是单相思。只有爱才能使人成长,也才能使人知道真正的崇高、牺牲、荣誉、自尊、美,使人获得善。我不是像有些道学家批评我的那样挑唆学生去变坏,而是他们正值青春的年华。这样的年华正是恋爱的时期,古人在此时都多有子女。真不知他们口口声声“尊重教育规律”到底安的是什么心。3.无畏地失败一次。大学时,是一个可以实现自我的时期,是可以失败的时期。也只在大学里,你失败时才没有人嘲笑你。但进入社会,并且步入中年时,你就不能失败。那时的心态是不敢失败。其实,永远不怕失败的人才会成功,才是真的勇士,无论他是什么年龄。
　　所以,在我的课堂上,我鼓励学生的异端思维,鼓励他们在必要的美德下“狂妄”一些,“疯”一些,甚至“偏执”一些。但我并不鼓励他们的恶、丑。
　　一个学生在我鼓励下真的有些异端思想,他在课堂上大讲西门庆是极品男人,且用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实用观论证他的观点。听的学生也哑口无言,纷纷看我,总觉得有些问题但不知怎么理清楚。还有一个学生讲了相似的观点,说潘金莲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这个观点似乎与当下一些为潘金莲翻案的作家的观点有些相似。讲的同学振振有词,听的同学也不住地点头,但之后又觉得有些矛盾。
　　说真的,我当时也有些愣了。正好下课的时候到了,便说下堂课评论他们的讲课。课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两个问题,并且写成了学术论文,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分析,讲了西门庆的反人类本质和潘金莲作为旧式妇女的悲剧与杀夫以谋求爱情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仍然对那两个学生说,即使你们的观点是错的,也要大胆地求证,最重要的是广泛地与人探讨,你们总可以获得真理的。我欣赏你们。
　　中国缺乏的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有新思维的人,所以中国才保守。大学正好是锻炼他们新思维的场所,若大学时都没有这样的锻炼,那么,不仅他们就此结束了,而且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呼唤的大师就在这些拥有异端思维和乐于探索的人群中。
　　所以,让我们的学生狂妄一些吧!
　　(摘自《成功之路》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