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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百年以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写了一部《盛世危言》，其成为传世之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国情问题上能够讲实话、讲真话、讲新话。郑氏在书中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当时人评价此书“为时务切要之言”。近百年后的今天。又有不少议论国情的著述摆到读者面前。这些争相问世的书，其中既夹杂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之作，也不乏有理有据、精辟透彻的力作。《生存与发展》一书，即屑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