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51年出生于天津市，1968年下乡，1979年返城，先做钢铁工人，1987年调入一家建筑公司，公司三年后解体，我即失业，2008年，因病退休，闲居在家专事书画篆刻的研究与创作，以及指导几个学生的学习。我下乡前初中二年级尚未读完，农村没有机会更没有经济条件学习文化。返城后我认为急需文化补课。我选择参加高教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我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十一门功课，并以优秀成绩毕业，还受到天津高教自学办的表彰和40元钱的物质奖励。这次文化补课使我掌握了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以及阅读古文的初级能力。在学习古文化的同时，我接触了金石学知识，因此而引起对书法篆刻的兴趣。经已故恩师张静轩先生的介绍拜津门篆刻大家已故徐嘏龄先生、董鸿程先生为师学习篆刻，又经董先生介绍，拜北碑大师孙伯翔先生为师学习书法。
　　我的篆刻初取秦汉官印，由于个人性格使然，临习秦汉官印虽工整却不秀丽，无论章法，字法，刀法在我的初学期就已显出桀骜不驯的意识倾向。后来又在战国古玺和魏晋将军印上狠下功夫，用二者结合的方法试图追求隐古玺神采于内，张扬将军印形式于外的个人风格。
　　我的书法，最得益于孙先生教诲，先生说做人要老实，做艺要大胆，敢于取法，敢于实践，并以为北朝书法是夷变夏，复归于夏的瑰异结晶，也是中国书法长河中的异类，但在今人看来十分别致新颖。我也以为北朝书法是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学其字先学其人，其时人的生活状态和哲学理念，都对其时书艺产生着根本影响，赵撝叔自诩“汉后隋前有此人”即是这个意思，因此我采取了同门师兄弟不同的取法抉择，追求着散逸、野肆、虽貌似轻松，却不失庄重的书法风格。
　　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无论书法还是篆刻都应具当代审美意识。历史上的大家都是“流行书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否则写写“玩玩”尚可，而于书法发展、延续传统毫无意义。董其昌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特点，带着个性特情点去遍学书史大家或文字遗迹，总有一种是和你的性情合拍的。因此我在书法篆刻的创作中坚持以独特的带有时代烙印的审美意识，注入传统书法篆刻中去，我相信总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二
　　印宗秦汉是不二法则，而秦汉古印又各有特点，我以为战国古玺章法最为浪漫丰富，特别是齐、燕二国印式多变，章法排列奇伟诡异，字法大度自然，常出人想像；秦印幽默、诙谐，字法较为自由，汉印尤其魏晋官印，奇肆跋扈，刀法斩钉截铁，最有可观处。我对三个时期的印章都喜爱，初学时每一种印章都下过功夫。前十年的时间里，都是对古印的研究与临习。当时时兴一种学习方法叫篆刻三段锦，即实临、意临和拟刻。在那段时间里我刻了大约有四五千方印章，八成以上都是三段锦。这种方法很有效也很有意思，令人过着想像的瘾。我也乐此不疲，即从中归纳总结出很多章法程式，也实践着多种刀法，演习着字法的变化，是以掌握了很多文字素材的表现力与约束力。如果说今日我刻印得心应手的话，则是这十年艰苦学习的结果。
　　明清流派印章今天似乎颇遭冷遇，应是一种偏见，那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不可丢弃，先贤们创作出来的令人仰止的作品仍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如汪关、林皋等人的汉玉印，圆朱文印的古朴端庄，与今人的同类作品相较，今人的作品明显太过花哨，甚至很滑稽；浙派先驱切出来的坚韧，刚毅的线条的表象之外，透出极感染人的笔墨含蓄力，它使一些流行印风的追风者的印章线条显得单调乏味。但是我也不认为流派印章什么都好，皖派有的后继者直接将书法刻入印中，而失去印味，见笔不见刀，显然是曲解了“印从书出”的伟大见解。今天少数仿效者，特别是一小部分尝试以楚篆和汉简入印的印人，他们的作品只能是一幅微型书法，与印无涉，这样下去，估计也不会取得大的成功。赵之谦说“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并非说只要笔墨，更应与刀石兼有，在我看来只有笔墨不如“但有刀与石”罢。
　　皖派的刚健婀娜，浙派的沉雄简逸，晚清诸家的大胆创新都给予我丰富的营养和多方面的启迪。以至后来的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对流派篆刻的依恋。
　　当代篆刻创作以齐白石为开端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它不再是实用型印章，也不是书画配角与文人创作观的寄托，而是作为一门艺术发展的。从文人书斋走向展厅，由面对印谱对赏一家一印变为大家聚会一堂对众多不同作品的赏读批评，从而与书画完全分离而独立，这是一次伟大的变化，是当代人对篆刻艺术的重要发展与贡献。它引起了篆刻创作观念的重要革命，一切与形式或印章构成元素有直接关系的技法因素都突出了，凡对于创作形式关系较为间接的因素，如文字、金石等学术都相对淡化了。如今很难看到较为成功的纯粹的秦汉样式或流派样式的印章，它们束缚着作者的艺术想象力与创作形式的丰富多样，因此创造出不同于秦汉明清印风的当代印风，成为当代印人的共同努力。
　　三十年来在印风变化中涌现的大师级人物和优秀青年印人一直是我心仪的对象，王镛先生印章取法高古，熔自己的书画于印中，古朴得掉渣且豪放大度，令人忍俊不禁。石开先生早期印章仙风鬼气般的幽默诙谐，沁人心脾。现今却刀法丰富而沉稳，篆法古典而规范，一种超文人的文人气质又令人味之不尽。刚田先生的儒雅大方是一种学者型印人的典范，马士达先生、赵熊先生化腐朽为神奇，他们把秦汉明清的优点汇集在自己的刀下，红白分布时出新理，字法线条时出异态，我在学印的初期对他们的印章就已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后起之秀如曾翔的变新如旧，朱培尔的豁达大度，李强、徐海的宏伟气势，陈国斌、燕守谷的浪漫绚烂，尹海龙、赵明的古奥气息都对我的印章创作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可以说我的印章没有多少原创性，不过把今人的创作成果以及通过今人阅读古人的所得，而获得的秦汉古印及流派印章的浅薄知识的合汇而已。
　　三
　　我当年随孙先生学习书法时，于书史很懵懂，只知有二王、颜柳欧赵以及北宋四家而已，后来视野逐渐扩大，也知篆隶也知此碑。孙先生不愧为一代大师，他专攻一种，旁涉多种。清人评郑道昭的书法“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古人也有“不知篆籀之变，则楷书没有意味”的说法。我多次亲见先生临习“散氏盘”、“毛公鼎”、“秦诏版”以及“封龙山颂”、“礼器碑”等篆隶名品，然先生很少有篆隶书作，他是把它们的神髓溶入碑楷之中形成了前无古人的碑楷面貌，先生书法为世所重，良有以也。
　　在老师的榜样引导下，我唯先生教导是听，初时专攻“龙门”诸品，以方笔之刚，谋取书法之方俊端庄之骨架体势，后攻石门铭等摩崖以圆笔之韧泯去用笔之锋芒锐气，重在回锋收笔，沉着涩进，以增加自己书法所缺少的含蓄凝重的蕴藉气韵，同时兼临习“诏版”、秦印文字、“衡方碑”“西狭颂”等。这样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我的书法基础基本奠定。
　　这时，一种现象，一件事情，使我的学书之路发生变化，津门书法大家吴玉如先生满门桃李、再传弟子无数，当时几乎覆盖了津门书界，也是津门书界耀眼的一道景观。然而“多人一面”是其重弊，这是对书法发展不利的，也容易埋没书法人才。这种现象对我触动很大引起我的思考，我想孙门诸多师兄弟应以之为鉴，但是我初期的书法学习一直是踵先生之足迹，没有想也没有能力想脱掉先生书法面貌之罩笼。使我书法学习出现转机，这是1988年我参与刘正成先生主编之“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撰稿工作，有幸在孙先生家看到许多北朝小品或不太出名的刻石拓片、复制品，琳琅满目，大开眼界。虽一品一面，但都体现“意态奇逸”、“结构天成”等特点。确如康老夫子所谓“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我高兴极了，认为借鉴北朝小刻石或尚未人所重的书法遗迹为依傍，应是我的最佳抉择，这种刻石风格也与我的个性相吻合。我立即就这类刻石请教孙先生，先生说“可取意矣”。我理解先生意思是以小刻石之意驭典型魏碑重品之法，可以是一条明路。
　　在这类北朝刻石中尤以《姚伯多兄弟造像记》特点最为突出，《姚》以质朴无华的风貌独标于北朝刻石之林，它的气势神韵高古而别致，原本有界格，却书写得错落天真、活泼可爱，用笔时出隶法，或圆或方，造就一种旷达而玄秘的感觉，我非常喜欢，常置案头朝读暮写。然我性格粗率调皮，似不认真临写，虽是面对范本，脑中欲因它而产生想象，故而临的不像，我有时又想学习古人是为了丰富自己，何必太像，不如取己所需，充盈自己。借助古人逐渐把个性锤炼成为风格岂不更好，就这样一写就是二十年，如今我的书法已成为这个模样，也似乎可以说初具个人风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