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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政治植入痕迹明显，大多数小说都成为了为政策条文正名的虚构文本。《三里湾》就显得略微特殊，政治性并没有对文本过多干预。本文将从小说的场景选择、人物设定两个方面看作者对“政治性”的弱化。
关键词：《三里湾》；日常生活场景；“政治性”
十七年时期政治与文学联系紧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策条文的影响与作者主观情感的缠绕使得此时的文学作品别具风味。赵树理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渗透着乡村文化的民间审美”。[1]p157
一、貌合神离的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
十七年时期，政治思想植入农村题材小说，政治性与乡土性的双重影响使此时的农村题材小说显示出两种场景的互动，即 “阶级斗争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2]p62，呈现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态势。《三里湾》的主导性场景仍是日常生活场景，带有难以抹去的“乡土”印记。文本中的矛盾冲突则发生在四个家庭的内部和彼此之间，呈现出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缠绕。《三里湾》中这种复杂的纠缠因选择了恰当的日常生活场景而得以更充分质朴地展开。打铁、收割、妯娌之争、婆媳吵架，这些日常化的生活场景在小说中所处可见。对于落后分子代表的马家和袁家的描写让人仍能感受到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并没有尖锐的与阶级敌人的斗争色彩。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政策的进入是在所难免的，然而，纵观整部小说，占据日常生活场景弱化甚至遮蔽了文本的政治性，使得政治的进入有些生硬，二者表现出貌合神离的关系。
政策宣传代表何科长在小说中毫无存在感，相信这个人物如果不出现对小说的建构也没有丝毫影响，相对于后期作品《暴风骤雨》、《艳阳天》，这个外来者的地位可有可无。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创作小说时有意弱化外来因素，即政策的影响。拒绝突出何科长的作用就是拒绝政治性对小说的影响，但为了体现小说的政治性而有意加入了何科长这一角色，这就使人物过于突兀。相反，何科长的在到来之前却因为居住问题引出了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常有理”和“一阵风”，以此为契机二人展开了一次正面交锋，这仍旧呈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小说中开会的场景占据一定篇幅，会议贯穿整篇小说，合作化、互助组、开渠、刀把地、两条道路都是会议上经常出现的字眼，通常会列举合作化的具体细节，不了解合作化的人必看得懂。凡是重要事务都要通过会议解决，细读文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会上谈的都是合作社、互助组，如何杜绝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政策性问题，而小说的其他部分仍以日常生活场景为主，这就造成了政策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断裂。
二、乡村环境下的人物设定
《三里湾》中的人物设定主要有“中间人物”和“先进人物”两类，无论哪种类型的人物的塑造都充满乡土色彩。《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袁天成、“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属于“中间人物”。赵树理热衷于为他笔下的“中间人物”取绰号，绰号的使用令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通过外号可以迅速判断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极具民间色彩。
村长范登高叫翻得高，这与他名字的谐音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建立互助组时，范登高在斗争中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大组分小组，换得了两头骡子，于是开始雇工跑买卖，做小生意的时候，与他利益冲突的行为他会坚决反对。他反对扩社修渠，反对加入合作社，由从前的先进分子变为现在的落后分子，还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有时他又很圆滑，显示出老干部的精明。不想入社，便拿出了自愿原则。小说中“常有理”、 “惹不起”、“能不够”等落后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使小说内容丰富，饱满而富有张力。如小说“惹不起遇一阵风”这一部分，就生动地刻画出“惹不起”和“一阵风”的形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乡村场景图，语言通俗，特点突出，栩栩如生。
相交“中间人物”而言，小说中的先进人物却没有那么精彩。小说中先进人物有王金生、王玉生、王满喜、马有翼等。先进人物的代表当属王金生，小说把王金生放在正面人物的核心地位来塑造的，王金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显示了他一心为公的特点，小说中千头万绪的矛盾都直接、间接地和他发生联系，因此王金生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作者在情感态度上缺乏对人物内在心灵的深入体验，造成这个人物缺乏性格化的表现。王金生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是一个泛泛意义上的“先进人物”，也难怪有论者批评《三里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单调、苍白。而这不应该是作者的失误，而是有意弱化政治立场。王金生在三里湾有着多重身份：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政策在三里湾的代言人；作为党支书，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言人；作为村民，他又是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与三里湾的村民有着无法割裂的地缘亲情。王金生复杂身份的体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金生的政治身份使其成为三里湾改革的代表，但小说中却并没有描述金生大刀阔斧改革的场面，更多的是一种委婉劝导，这是地缘身份使然。作为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面对既是同乡又是长辈的范登高，金生在处理起来难免存在犹疑和避让，这更是人物乡土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一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三里湾》；日常生活场景；“政治性”
十七年时期政治与文学联系紧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策条文的影响与作者主观情感的缠绕使得此时的文学作品别具风味。赵树理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渗透着乡村文化的民间审美”。[1]p157
一、貌合神离的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
十七年时期，政治思想植入农村题材小说，政治性与乡土性的双重影响使此时的农村题材小说显示出两种场景的互动，即 “阶级斗争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2]p62，呈现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态势。《三里湾》的主导性场景仍是日常生活场景，带有难以抹去的“乡土”印记。文本中的矛盾冲突则发生在四个家庭的内部和彼此之间，呈现出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缠绕。《三里湾》中这种复杂的纠缠因选择了恰当的日常生活场景而得以更充分质朴地展开。打铁、收割、妯娌之争、婆媳吵架，这些日常化的生活场景在小说中所处可见。对于落后分子代表的马家和袁家的描写让人仍能感受到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并没有尖锐的与阶级敌人的斗争色彩。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政策的进入是在所难免的，然而，纵观整部小说，占据日常生活场景弱化甚至遮蔽了文本的政治性，使得政治的进入有些生硬，二者表现出貌合神离的关系。
政策宣传代表何科长在小说中毫无存在感，相信这个人物如果不出现对小说的建构也没有丝毫影响，相对于后期作品《暴风骤雨》、《艳阳天》，这个外来者的地位可有可无。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创作小说时有意弱化外来因素，即政策的影响。拒绝突出何科长的作用就是拒绝政治性对小说的影响，但为了体现小说的政治性而有意加入了何科长这一角色，这就使人物过于突兀。相反，何科长的在到来之前却因为居住问题引出了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常有理”和“一阵风”，以此为契机二人展开了一次正面交锋，这仍旧呈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小说中开会的场景占据一定篇幅，会议贯穿整篇小说，合作化、互助组、开渠、刀把地、两条道路都是会议上经常出现的字眼，通常会列举合作化的具体细节，不了解合作化的人必看得懂。凡是重要事务都要通过会议解决，细读文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会上谈的都是合作社、互助组，如何杜绝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政策性问题，而小说的其他部分仍以日常生活场景为主，这就造成了政策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断裂。
二、乡村环境下的人物设定
《三里湾》中的人物设定主要有“中间人物”和“先进人物”两类，无论哪种类型的人物的塑造都充满乡土色彩。《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袁天成、“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属于“中间人物”。赵树理热衷于为他笔下的“中间人物”取绰号，绰号的使用令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通过外号可以迅速判断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极具民间色彩。
村长范登高叫翻得高，这与他名字的谐音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建立互助组时，范登高在斗争中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大组分小组，换得了两头骡子，于是开始雇工跑买卖，做小生意的时候，与他利益冲突的行为他会坚决反对。他反对扩社修渠，反对加入合作社，由从前的先进分子变为现在的落后分子，还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有时他又很圆滑，显示出老干部的精明。不想入社，便拿出了自愿原则。小说中“常有理”、 “惹不起”、“能不够”等落后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使小说内容丰富，饱满而富有张力。如小说“惹不起遇一阵风”这一部分，就生动地刻画出“惹不起”和“一阵风”的形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乡村场景图，语言通俗，特点突出，栩栩如生。
相交“中间人物”而言，小说中的先进人物却没有那么精彩。小说中先进人物有王金生、王玉生、王满喜、马有翼等。先进人物的代表当属王金生，小说把王金生放在正面人物的核心地位来塑造的，王金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显示了他一心为公的特点，小说中千头万绪的矛盾都直接、间接地和他发生联系，因此王金生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作者在情感态度上缺乏对人物内在心灵的深入体验，造成这个人物缺乏性格化的表现。王金生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是一个泛泛意义上的“先进人物”，也难怪有论者批评《三里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单调、苍白。而这不应该是作者的失误，而是有意弱化政治立场。王金生在三里湾有着多重身份：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政策在三里湾的代言人；作为党支书，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言人；作为村民，他又是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与三里湾的村民有着无法割裂的地缘亲情。王金生复杂身份的体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金生的政治身份使其成为三里湾改革的代表，但小说中却并没有描述金生大刀阔斧改革的场面，更多的是一种委婉劝导，这是地缘身份使然。作为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面对既是同乡又是长辈的范登高，金生在处理起来难免存在犹疑和避让，这更是人物乡土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一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