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次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对中共正式建立这一历史时刻的权威记述。
为什么“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是不是当时中共的活动特别引人注意?是不是有人泄漏了机密?都不是。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派来协助创建中共的高级官员马林早就落入了法租界情报机关的视线。
国际敌对势力对国际共运和中共的仇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斯内夫利特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所以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来上海，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竟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斯内夫利特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斯内夫利特的动向。当荷兰爪哇当局得知斯内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时便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馆，要他们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斯内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人，此时他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李公馆里只剩下他弟弟李汉俊、妻子薛文淑、厨师、姨娘和李汉俊年幼的女儿李声韵。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除13名本国代表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15位参加一大会议者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介绍得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与者”。这块历史的空白，终于在2007年秋天填补，俄、蒙两国学者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党员。同年，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的发言和建议。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奠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直到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学生3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学界与各方经过研讨，依据13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医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入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 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更加警觉。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而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了，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之后，“一大”代表不约而同转移到了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
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据他说，当天夜里他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也决定不去嘉兴。
据王会悟回忆，到达嘉兴之后，她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了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个中号的画舫，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上了画舫后，王会悟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中午下了一场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当时的中共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个，即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对中共正式建立这一历史时刻的权威记述。
为什么“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是不是当时中共的活动特别引人注意?是不是有人泄漏了机密?都不是。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派来协助创建中共的高级官员马林早就落入了法租界情报机关的视线。
国际敌对势力对国际共运和中共的仇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斯内夫利特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所以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来上海，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竟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斯内夫利特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斯内夫利特的动向。当荷兰爪哇当局得知斯内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时便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馆，要他们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斯内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人，此时他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李公馆里只剩下他弟弟李汉俊、妻子薛文淑、厨师、姨娘和李汉俊年幼的女儿李声韵。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除13名本国代表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15位参加一大会议者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介绍得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与者”。这块历史的空白，终于在2007年秋天填补，俄、蒙两国学者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党员。同年，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的发言和建议。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奠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直到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学生3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学界与各方经过研讨，依据13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医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入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 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更加警觉。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而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了，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之后，“一大”代表不约而同转移到了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
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据他说，当天夜里他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也决定不去嘉兴。
据王会悟回忆，到达嘉兴之后，她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了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个中号的画舫，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上了画舫后，王会悟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中午下了一场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当时的中共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个，即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