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传媒和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村庄,不管哪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很快展现在你的面前。但同时,我们也常常出现雾里看花的困惑,要搞清某件事情的真相和某种行为的真实目的也变得日益困难起来。就拿曹魏大墓的挖掘考古来说,本来应该是一件纯学术的工作,却由于背后潜藏的不能明言的功利目的,使得墓主人身份的考证变得扑朔迷离,一些颇具权威的专家学者自身也成了公众质疑的对象,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难以让人信服,总觉得不可靠,不可信。可以说,曹魏大墓考古事件,再次暴露了整个社会存在的信任危机。
　　公众之所以觉得许多东西不可信,不敢信,并不是技术能力达不到,学术水平不够高,实施起来太困难,主要还是因为弄不清其中的玄机,对行为人的出发点和目的表示怀疑。比如北大的实名推荐,起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而进行的一种尝试,讨论了半天,在如何保证公平问题上口水倒是费了不少,到最后才搞明白人家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提前争夺生源,落得个名利双收;四川大学高调选拔“双特生”,并且规定中学校长可亲笔推荐偏才、怪才,声称要培养大师级人才,虽然只是象征性地推选出了几名学生,却已经给学校做了一次全国性的免费宣传广告。两所学校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却是殊途同归,都把自己炒作了一把,并且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其他学校也在搞着各种类似的“改革”策划,力图在招生中能够“有所作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在第一时间从公开的渠道和正面的回应中找出其中真正的目的所在。在事后的分析中我们才能看出,他们的“改革举措”,更像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社会责任意识的真正体现。
　　所以,北大的实名推荐也好,川大的偏才、怪才的选拔也罢,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隐匿自己的真实目的,彰显自己的“改革”魄力和“为国选才”的社会责任,让人们看不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掐尖”行为。北大的“诱饵”是降低30分录取,川大的“诱饵”是线下破格,特别培养;北大招到的是纯粹的“尖子生”,川大引进的是有专长的“尖子生”。如此而已。尽管两所学校把“改革”的意义说得很重大,也都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加以否认,但郑重其事的背后,仍然使人不得要旨,难以消除心中的疑虑。
　　除去学校自身的利益牵绊之外,专家学者们在公众中的信任危机,也正在消解着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公信力,使人们产生了寻求某种行为真实目的和动机的惯性思维。大量学术造假行为的披露,学术行为的日益商业化,让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良知日渐暗淡。过去只要是某个专家教授的意见,总会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认可,而现在的情况已大不一样。如果仅仅是因为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不再迷信专家权威了,那倒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反映。可不幸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不少专家学者被利益所收买,沦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成为获取某种利益的直接参与者,从而失去了社会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那份“天然信任”。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方案多么完善,考证多么严密,结论多么正确,都会引来大众警惕、审视的目光。所以,专家教授们越是言之凿凿,事情就越是变得疑团重重。考古事件和自主招生就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前不久又看到一则报道,说重庆某学校校长在全校学生面前跪地为母亲洗脚,被不少人指为作秀。这又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让人不知道这位校长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要上演这样一出,是不愿“衣绣夜行”,想让自己的“孝行”公之于天下,尽人皆知,还是仅仅欲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大爱至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有没有教育效果,甚至有没有负面效果,这位校长却已经因此而出名了,已经成了“名校长”了,不让人怀疑他的真实目的都难了。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但不管是商人逐利,还是其他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都必须以不损害诚信为前提。如果缺失了诚信的支撑,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即便能得一时之利,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当下的信任危机已经不单单出现在商业领域和一些政府部门,也早已漫延到了教育领域和学术界。如果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些学术界的精英们都不能在学生和社会大众面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我们的堂堂学府都把市场营销和商业策划那一套运用得娴熟自如,收放有度,让人们心里总不踏实,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以前有人曾经提出我们该吃什么和该相信谁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宽泛了,以至于延伸到一些所谓的权威部门、专家学者和学校。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是不是该到深刻反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