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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李鸿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末年登场从事外交亨务。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李鸿章尽管较早地意识到“天朝上国”观念的陈旧和“打开国门师夷长技”的必然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是在中国国力孱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要么是在战败以后，要么是在强敌武力威胁下进行的。所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价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
国际环境：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外交观念与外交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大清帝国自乾隆嘉庆以后，国势日趋衰落，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资本一一殖民主义时代正在西方兴起。在对外关系中，资产阶级迫求的“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而成为最高准则。它们力图夺取新的市场，占领新的殖民地，以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资本主义进人了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过渡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1]一方面，它们在疯狂地掠夺原有殖民地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设法开拓新的殖民地及销售供应市场，另一方面，列强之间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和殖民霸权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国内环境：晚清国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状况“乾隆盛世”之后，大清帝国的封建经济江河日下，国力步步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四伏，加之闭关锁国政策束缚着新的生产力因素的发展及传人，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再也无法与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媲美。封闭了二千多年的国门被鸦片战争中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家、民族包括统治阶级本身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化。晚清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势勾心斗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形成“帝党”与“后党”之争，各地方实力派无不择一方而投之，以保全自身的既得利益。晚清的中国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拖着病人膏育的躯体，身不由己地被西方列强拖人其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之中。李鸿章正是在此时粉墨登场，主持他为之得意自豪的外交事务的。
一、维护国家权益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
在他的外交思想中，现代的外交理念已初步形成，国家利权意识也已出现。遣散常胜军和阿思本舰队，维护国家主权。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最初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联系的。李鸿章带领他的以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为主要武器的军队进入上海后，为抵御太平军的需要，既要借助常胜军的实力，又要限制、防备它，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损害中国主权。经与英军的艰苦谈判，终于使常胜军归入自己管辖，而不能再为所欲为。最后，李鸿章经与英国政府反复交涉，终于解散了常胜军，消除了危害中国主权的一大隐患。从李鸿章对常胜军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出，他此时在内心深处还坚持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驻扎外国军队的信念，并为此付出行动，确保国家主权不被进一步侵犯。李鸿章对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处理，体现了维护中国军队主权独立的思想。
二、委曲求全，力保和局的外交觀念
在国力衰弱的时候，办理外交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所以在外交谈判中，李鸿章在据理力争的同时，委曲求全的一面也表现得很明显。避免冲突，力保和局，就成为不得已的事情，这也是国力衰弱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李鸿章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在所难免。我们并不能成王败寇地对李鸿章“委曲求全”的外交完全持否定态度。“洋务派的求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理性的选择。”[4]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李鸿章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看成是卖国之举。对中法战争，人们常常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因而谴责李鸿章与法国签订和约。李鸿章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虽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基本按照朝廷的要求没有赔偿兵费，这在当时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是不多的。从实际来看，这个条约并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三、以夷制夷，分化瓦解的外交战略
鸦片战争后通过武力进入中国的西方列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船坚炮厉的殖民者。中国与之相比，已明显处于劣势，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怎样保持自己的权益，维护国家的独立，就成为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外交主将的李鸿章，“以夷制夷”不仅是他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外交生涯中积极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总体上，维护国家权益，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和出发点。。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通过他所签订的条约而使国家丧失的权益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外交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正像李鸿章所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2]，“洋人谕势不谕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3]。外交是为国家政治、军事服务的，是相统一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要么是在战败以后，要么是在强敌武力威胁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战败的情况下，简直是在敌人刺刀的逼迫下进行外交谈判，又何谈维护国家权益。
参考文献：
[l]《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8页.
[2]德国兵请给宝星片[A].李鸿章全集（第2册）[C].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101.
[3]筹议海防折[A].李鸿章全集（第2册）[C].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062.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
国际环境：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外交观念与外交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大清帝国自乾隆嘉庆以后，国势日趋衰落，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资本一一殖民主义时代正在西方兴起。在对外关系中，资产阶级迫求的“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而成为最高准则。它们力图夺取新的市场，占领新的殖民地，以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资本主义进人了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过渡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1]一方面，它们在疯狂地掠夺原有殖民地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设法开拓新的殖民地及销售供应市场，另一方面，列强之间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和殖民霸权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国内环境：晚清国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状况“乾隆盛世”之后，大清帝国的封建经济江河日下，国力步步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四伏，加之闭关锁国政策束缚着新的生产力因素的发展及传人，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再也无法与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媲美。封闭了二千多年的国门被鸦片战争中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家、民族包括统治阶级本身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化。晚清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势勾心斗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形成“帝党”与“后党”之争，各地方实力派无不择一方而投之，以保全自身的既得利益。晚清的中国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拖着病人膏育的躯体，身不由己地被西方列强拖人其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之中。李鸿章正是在此时粉墨登场，主持他为之得意自豪的外交事务的。
一、维护国家权益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
在他的外交思想中，现代的外交理念已初步形成，国家利权意识也已出现。遣散常胜军和阿思本舰队，维护国家主权。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最初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联系的。李鸿章带领他的以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为主要武器的军队进入上海后，为抵御太平军的需要，既要借助常胜军的实力，又要限制、防备它，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损害中国主权。经与英军的艰苦谈判，终于使常胜军归入自己管辖，而不能再为所欲为。最后，李鸿章经与英国政府反复交涉，终于解散了常胜军，消除了危害中国主权的一大隐患。从李鸿章对常胜军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出，他此时在内心深处还坚持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驻扎外国军队的信念，并为此付出行动，确保国家主权不被进一步侵犯。李鸿章对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处理，体现了维护中国军队主权独立的思想。
二、委曲求全，力保和局的外交觀念
在国力衰弱的时候，办理外交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外交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所以在外交谈判中，李鸿章在据理力争的同时，委曲求全的一面也表现得很明显。避免冲突，力保和局，就成为不得已的事情，这也是国力衰弱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李鸿章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在所难免。我们并不能成王败寇地对李鸿章“委曲求全”的外交完全持否定态度。“洋务派的求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理性的选择。”[4]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李鸿章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看成是卖国之举。对中法战争，人们常常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因而谴责李鸿章与法国签订和约。李鸿章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虽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基本按照朝廷的要求没有赔偿兵费，这在当时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是不多的。从实际来看，这个条约并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三、以夷制夷，分化瓦解的外交战略
鸦片战争后通过武力进入中国的西方列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船坚炮厉的殖民者。中国与之相比，已明显处于劣势，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怎样保持自己的权益，维护国家的独立，就成为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外交主将的李鸿章，“以夷制夷”不仅是他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外交生涯中积极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总体上，维护国家权益，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和出发点。。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通过他所签订的条约而使国家丧失的权益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外交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正像李鸿章所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2]，“洋人谕势不谕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3]。外交是为国家政治、军事服务的，是相统一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要么是在战败以后，要么是在强敌武力威胁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战败的情况下，简直是在敌人刺刀的逼迫下进行外交谈判，又何谈维护国家权益。
参考文献：
[l]《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8页.
[2]德国兵请给宝星片[A].李鸿章全集（第2册）[C].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101.
[3]筹议海防折[A].李鸿章全集（第2册）[C].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