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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的清廷钦差大臣之一，其政绩卓著，颇得民心，在清朝驻藏官员中实属凤毛麟角。他在藏期间大张旗鼓，弹劾有泰等贪官污吏，实行新政，以保我边围，驱逐外寇为己任，加强了清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统治。
关键词：张荫棠；治藏方略；改良旧俗；评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3-02
一、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的历史背景
1904年，当英国侵略军的隆隆炮声响彻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被迫出走，刺刀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震惊了清政府朝野上下，这使他们感到了严重的危机。面对列强压境、变幻莫测的变局，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以前不顾藏人仇英护土的感情，一味妥协退让的“以静制动”，封锁西藏，禁止藏人与外国直接交往，拒绝任何外国势力人藏，以防不测的做法，开始积极整顿西藏政务，力图加强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控制。1906年张荫棠入藏查办政事，直接体现了清政府的治藏态度的转变，也是清末西藏新政正式序幕的拉开。
二、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劝导改良旧俗”的实施
张荫棠在西藏期间，在整顿吏治，惩治腐败，颁布新政大纲后，深感藏区民众文化程度低下，文化知识奇缺，极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张荫棠除了主张藏区大力兴办教育外，还非常重视传播儒家文化，又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推行改革。他抱病到大昭寺给藏族官员宣讲《天演论》，1907年，他亲自撰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刊布散发。《训俗浅言》大力宣传“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和“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儒家道德伦理思想。《藏俗改良》 则提出要改变藏族人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代之以儒家思想和维新观念以及汉地的道德习俗。如改革天葬，“人死宜用棺材，或用氆氇扎束，掘地七八尺，埋荒野”；“(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施舍”；改革一妻多夫、寡妇改嫁，“夫死，其妇宜留以侍养翁姑，抚育儿女，不宜改嫁”；“儿童七八岁宜教识汉字、学汉语”；“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钦颂黄历书”等等。倡导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生产以及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等的良好风俗习惯。
三、对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劝导改良旧俗”的分析
（一）“劝导改良旧俗”提出的政治经济的社会基础
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和亲，不仅创造了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也推动了唐蕃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的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还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极大推进了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在藏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也使得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而深入地进入到吐蕃社会的高层，对吐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促进汉藏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茶马互市从汉藏地区经济交往空前繁荣的明代进入清代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为具有历史传统的汉族与周边民族的茶马互市，其制度更臻完善，交往更为频繁。不仅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密切了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也促进了藏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互动和汉藏地区的社会发展。
历史上藏汉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交流为张荫棠的“劝导改良旧俗”的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和存在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劝导改良旧俗”提出的可行性
自从雍正五年设立驻藏大臣以来，其逐渐完善和制度化。由于驻藏大臣尤其是汉族驻藏官员自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这些因素也在客观上为中原文化及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各地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条件。一方面，驻藏大臣制度体现了儒家等级秩序的思想，清代森严的等级秩序在朝廷和社会生活中是被人们严格遵守的。清朝确立驻藏大臣制度以及驻藏大臣在对西藏的管理过程中，也让藏族高层及其僧俗民众对儒家等级秩序的伦理要求有了深刻的印象。驻藏大臣在西藏管理事务中对等级秩序的明晰和实践，进一步加深了藏族高层和民众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与全国大家庭的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德业不朽的伦理思想通过驻藏大臣对藏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坚决反对内乱，维护祖国利益方面，有乾隆时藏族对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崇敬。这些也为张荫棠实施劝导改良旧俗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对“劝导改良旧俗”实施的评价
《藏俗改良》中虽然不乏积极内容，如提倡讲究卫生、儿童满周岁种痘等，但总体而言，张荫棠试图以儒家之伦理取代藏族传统之伦理，改变藏族人民传统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生活等，违背了西藏地方的客观实际和各阶层民众的心愿。如在丧葬方面，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如果强迫藏族民众完全按照中原地区儒家伦理的要求“以礼殡葬”，不仅有违藏民族的意志，也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藏民族对包括儒家伦理思想在内的儒家文化及其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汲取，也往往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可让藏民族自己愿意接受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就是宗教方式，用行政强制手段是无效的。在实践中不仅难于行通，也无助于推动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相反，还容易使一些藏族民众对儒家丧葬伦理产生反感。其他方面也与此类似。
谈到风俗改良，就不得不提到文化重构。文化重构是文化人类学特殊进化范畴，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适应”。从文化共时性变迁来看，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重构与文化离析是相伴而行的一种文化发展现象。所谓民族文化重构是指在文化交往中，本民族主体文化通过与外来文化因子之间的整合，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文化因子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将外来文化中有用的内容有机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引发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文化重构。文化重构始终处于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每一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都是民族文化重构过程。文化重构不是简单大改组或重组，而是有意识的、动态再生产过程，否则该种文化就不能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因而，真正被吸收和保留下来并稳定地融入当地文化的外来文化是有限的。但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满足自我需求的，其选择评判的标准首先必须是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只有历经了一次次交流与碰撞、一次次重构，才可以逐渐改变。
另外，文化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要随着历史的流变而流变，伴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入而不断扬弃，甚至发生大的整合与转型。其中有些则被历代认同而积淀下来，并继续在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这就构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虽然与文化的具体内容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持续的影响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凡被认同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持续的影响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凡被认同而传承下来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转型或剧变，其内容也在不断地分化整合，有些不适用的被淘汰，有些部分则被更新，也可能融入新的外来文化，从而得到充实和发展，这就实现了适应新形势的文化转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转型来看，从先秦至今起码进行了三次大的整合和转型。首先是先秦时期经过百家争鸣后以儒学为核心，融合法、墨、道诸子百家并以儒道为主体的早期大一统文化，隋唐以后则积极吸纳了外来的佛学重新整合形成以儒、道、释三大基干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欧洲早期在奴隶制社会创造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进入中世纪则转型为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以经济上的科学发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为基础，由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为武器，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促使宗教改革，并把人文精神与科技理性（其中也吸收利用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融合为西方新转型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从而由农业进入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社会。
四、结语
由此可知，张荫棠改革西藏陋习的出发点是好的，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巩固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其未认识到民俗文化潜在的、持久的影响力，没有根据西藏当地长期政教合一的传统而制定出有效实施的政策，这种做法既不切合实际，也是必将要失败的。总的来说，其功大于过，始终坚持维护中央政府对藏主权，其各项施政方针都致力于发展西藏经济, 改善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后来驻藏大臣联豫乃至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实施发展计划是大有裨益的，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同时也深深影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为日后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2]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
[3]清德宗实录(卷550)[Z].
[4]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5]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6]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一)[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7]清德宗实录(卷558)[Z].
[8]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9]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10]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
[11]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张荫棠；治藏方略；改良旧俗；评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3-02
一、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的历史背景
1904年，当英国侵略军的隆隆炮声响彻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被迫出走，刺刀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震惊了清政府朝野上下，这使他们感到了严重的危机。面对列强压境、变幻莫测的变局，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以前不顾藏人仇英护土的感情，一味妥协退让的“以静制动”，封锁西藏，禁止藏人与外国直接交往，拒绝任何外国势力人藏，以防不测的做法，开始积极整顿西藏政务，力图加强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控制。1906年张荫棠入藏查办政事，直接体现了清政府的治藏态度的转变，也是清末西藏新政正式序幕的拉开。
二、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劝导改良旧俗”的实施
张荫棠在西藏期间，在整顿吏治，惩治腐败，颁布新政大纲后，深感藏区民众文化程度低下，文化知识奇缺，极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张荫棠除了主张藏区大力兴办教育外，还非常重视传播儒家文化，又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推行改革。他抱病到大昭寺给藏族官员宣讲《天演论》，1907年，他亲自撰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刊布散发。《训俗浅言》大力宣传“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和“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儒家道德伦理思想。《藏俗改良》 则提出要改变藏族人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代之以儒家思想和维新观念以及汉地的道德习俗。如改革天葬，“人死宜用棺材，或用氆氇扎束，掘地七八尺，埋荒野”；“(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施舍”；改革一妻多夫、寡妇改嫁，“夫死，其妇宜留以侍养翁姑，抚育儿女，不宜改嫁”；“儿童七八岁宜教识汉字、学汉语”；“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钦颂黄历书”等等。倡导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生产以及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等的良好风俗习惯。
三、对清末张荫棠治藏新政：“劝导改良旧俗”的分析
（一）“劝导改良旧俗”提出的政治经济的社会基础
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和亲，不仅创造了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也推动了唐蕃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的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还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极大推进了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在藏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也使得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而深入地进入到吐蕃社会的高层，对吐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促进汉藏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茶马互市从汉藏地区经济交往空前繁荣的明代进入清代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为具有历史传统的汉族与周边民族的茶马互市，其制度更臻完善，交往更为频繁。不仅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密切了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也促进了藏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互动和汉藏地区的社会发展。
历史上藏汉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交流为张荫棠的“劝导改良旧俗”的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和存在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劝导改良旧俗”提出的可行性
自从雍正五年设立驻藏大臣以来，其逐渐完善和制度化。由于驻藏大臣尤其是汉族驻藏官员自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这些因素也在客观上为中原文化及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各地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条件。一方面，驻藏大臣制度体现了儒家等级秩序的思想，清代森严的等级秩序在朝廷和社会生活中是被人们严格遵守的。清朝确立驻藏大臣制度以及驻藏大臣在对西藏的管理过程中，也让藏族高层及其僧俗民众对儒家等级秩序的伦理要求有了深刻的印象。驻藏大臣在西藏管理事务中对等级秩序的明晰和实践，进一步加深了藏族高层和民众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与全国大家庭的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德业不朽的伦理思想通过驻藏大臣对藏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坚决反对内乱，维护祖国利益方面，有乾隆时藏族对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崇敬。这些也为张荫棠实施劝导改良旧俗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对“劝导改良旧俗”实施的评价
《藏俗改良》中虽然不乏积极内容，如提倡讲究卫生、儿童满周岁种痘等，但总体而言，张荫棠试图以儒家之伦理取代藏族传统之伦理，改变藏族人民传统之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生活等，违背了西藏地方的客观实际和各阶层民众的心愿。如在丧葬方面，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如果强迫藏族民众完全按照中原地区儒家伦理的要求“以礼殡葬”，不仅有违藏民族的意志，也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藏民族对包括儒家伦理思想在内的儒家文化及其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汲取，也往往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可让藏民族自己愿意接受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就是宗教方式，用行政强制手段是无效的。在实践中不仅难于行通，也无助于推动儒家伦理思想在藏区的传播，相反，还容易使一些藏族民众对儒家丧葬伦理产生反感。其他方面也与此类似。
谈到风俗改良，就不得不提到文化重构。文化重构是文化人类学特殊进化范畴，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适应”。从文化共时性变迁来看，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重构与文化离析是相伴而行的一种文化发展现象。所谓民族文化重构是指在文化交往中，本民族主体文化通过与外来文化因子之间的整合，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文化因子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将外来文化中有用的内容有机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引发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文化重构。文化重构始终处于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每一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都是民族文化重构过程。文化重构不是简单大改组或重组，而是有意识的、动态再生产过程，否则该种文化就不能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因而，真正被吸收和保留下来并稳定地融入当地文化的外来文化是有限的。但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满足自我需求的，其选择评判的标准首先必须是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只有历经了一次次交流与碰撞、一次次重构，才可以逐渐改变。
另外，文化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要随着历史的流变而流变，伴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入而不断扬弃，甚至发生大的整合与转型。其中有些则被历代认同而积淀下来，并继续在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这就构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虽然与文化的具体内容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持续的影响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凡被认同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持续的影响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凡被认同而传承下来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转型或剧变，其内容也在不断地分化整合，有些不适用的被淘汰，有些部分则被更新，也可能融入新的外来文化，从而得到充实和发展，这就实现了适应新形势的文化转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转型来看，从先秦至今起码进行了三次大的整合和转型。首先是先秦时期经过百家争鸣后以儒学为核心，融合法、墨、道诸子百家并以儒道为主体的早期大一统文化，隋唐以后则积极吸纳了外来的佛学重新整合形成以儒、道、释三大基干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欧洲早期在奴隶制社会创造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进入中世纪则转型为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以经济上的科学发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为基础，由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为武器，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促使宗教改革，并把人文精神与科技理性（其中也吸收利用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融合为西方新转型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从而由农业进入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社会。
四、结语
由此可知，张荫棠改革西藏陋习的出发点是好的，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巩固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其未认识到民俗文化潜在的、持久的影响力，没有根据西藏当地长期政教合一的传统而制定出有效实施的政策，这种做法既不切合实际，也是必将要失败的。总的来说，其功大于过，始终坚持维护中央政府对藏主权，其各项施政方针都致力于发展西藏经济, 改善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后来驻藏大臣联豫乃至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实施发展计划是大有裨益的，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同时也深深影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为日后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2]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
[3]清德宗实录(卷550)[Z].
[4]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5]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6]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一)[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7]清德宗实录(卷558)[Z].
[8]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9]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奏牍(卷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10]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
[11]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