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翔龙杯”象棋南北擂台赛，是十三年间中国象棋界南北两大流派的第三次“比武大会”。也许连续第三次失利的结局，让北方棋手和棋迷们难以接受，但对于南军整体实力略厚的事实，却又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下棋毕竟是将胜负作为衡量水平高下标准的，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话吗：棋力酒力，非关退让。
　　在下想再说句大实话，可能会得罪北方棋友，但既然奉《棋艺》编辑部之命写这篇文章，与棋友们交流理当坦诚相见，还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写)吧!那就是：北派长期以来(从1956年起)一直在为缩短与南派的差距而不懈努力，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派之间差距日益缩小(以辽宁男队夺得1978年全国团体冠军、1980年李来群夺得全国个人冠军为标志)，但南派至今仍保持着一纸之薄的微弱优势。虽说优势微乎其微，却已足够保证在团体对抗性质的比赛中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这么说绝非因自己是南方人，感情天平偏向南派，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持平之论。铁的事实是：从1956年至1981年间的历届全国个人赛冠军分别被南派的杨官、李义庭、胡荣华、柳大华四人包揽。从1982年至今，北派有李来群、赵国荣、陶汉明三位棋杰先后八次折桂，而南派则有胡荣华、吕钦、徐天红、许银川四大高手先后11次夺魁。在历届全国团体赛中，南派上海、广东、江苏三队16次称王，北派辽宁、河北、黑龙江、火车头九次登顶。这些不带任何感情成分的统计资料清楚地反映了南北两派之间确实存在着差距。
　　80年代南北两派在全国大赛中的拼争出现过一段相持不下的阶段，也就在这时，象棋史上首次南北国手团体对抗赛的战鼓擂响了。这起爆发于1987年上半年的赛事，是经过几乎一年的酝酿才办起来的。办一个比赛何以要费那么老大的劲?根据当年《上海象棋》披露的“独家新闻”，我们可以知其原委：其一，最初设想将南北大赛按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模式，采取南北设擂的形式，但多方听取意见后发现，如此往返时间太长，不仅耗资大，更困难的是，1987年正值“全运会年”，大赛前夕多数棋队不同意棋手过多外出参赛，因此只好采取对抗赛的形式。其二，南北方如何分界?是以长江为界，还是以黄河为界?最终定为黄河为界。其三，参赛者的资格问题。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三个原则：双方各出八名棋手；必须是象棋大师或特级大师，并且需曾入选过中国队或曾代表省市与港澳队比赛过；每省市不能超过二名棋手。
　　最后敲定的两军阵容是：
　　南方队：胡荣华、林宏敏(上海)
　　于幼华、陈孝　(浙江)　　徐天红、言穆江(江苏)
　　蒋志梁(安徽)　　吕钦(广东)
　　北方队：李来群、刘殿中(河北)　　赵国荣、王嘉良(黑龙江)
　　卜凤波、赵庆阁(辽宁)
　　喻之青(北京)　　傅光明(火车头)
　　两队各有二位特大压阵，他们是胡荣华、吕钦、李来群、王嘉良。
　　对抗赛共进行八轮，前四轮(第一阶段1987年1月)在上海，后四轮(第二阶段 5月)在北京进行。
　　第一阶段的四轮比赛，有二轮打成平手，另二轮则是北京以微小的差距惜败。统算一下南方队仅领先三局，而个人得分最高的是北方队的赵国荣(四战四胜得8分)。“客场”作战下成这样，应该说北军还是发挥得比较正常。
　　然而北京的“主场”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第二阶段首轮比赛，一心想在“主场”打个“开门红”的北军在领先两局的大好形势下，没有守住胜利成果，反以一局之差失利，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北军坐失良机，使全队“急火攻心”。南军则轻装上阵，后三轮“收成”颇丰。到比赛结束时，两军之间的差距扩大为12局，也就是说，第二阶段北军“主场”作战竟净负九局之多。而个人冠亚军则由南方吕钦、陈孝分享。
　　南北国手对抗赛的大败，可能让北方棋界认识到，“大兵团”作战北军尚不足以打败实力强劲的南军。因此，当1990年9月大连举办第二次“南北大比武”——“合作银行杯”南北超级棋星对抗赛时，便采用2对2的“袖珍型”赛制。由南方胡荣华、吕钦与北方李来群、赵国荣斗法，每位棋手与对方的两位棋手各分先对弈两局。以上四位棋手也正是今年南北擂台赛两队的“司令”(主帅)、“政委”(副帅)。比赛的结果仍是南军大获全胜，胡司令三胜一负、吕少帅一胜三和，南军净胜三局。北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赵国荣发挥失常，四战竟一和三负。
　　谁也想不到，南北两派的“比武大会”一停就停了十年。北派棋手苦等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报仇的机会，而且“翔龙杯”赛采用了擂台赛的形式，且又是比快棋，对实力稍弱的一方来讲，取胜的概率应比团体对抗赛的形式大一些。可惜胜利女神还是垂青于强者，使北方豪杰“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这种扼腕结局却让我想起了“事不过三”那句老话，想把这句话作为新年、新世纪的赠言，写在文章的最后，以激励北国精英正视差距，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