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招聘中毕业生对自己的信息比企业更清楚,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依据“名校生质量总体优于非名校生”的判断进行招聘选择,即为“名校情结”。本文通过简单的几何概率模型,研究了这种“名校情结”的逆向选择效应。结果发现,依据“名校情结”进行判断时,逆向选择效应使得这种判断出错的概率变下,但导致整个市场的效率低下,劣质品把优质品驱逐出市场。
【关键词】名校情结 几何概率 逆向选择
一、导论
逆向选择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信息经济学是研究非对称信息环境下行为主体决策的学科,它将拥有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了解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用以肯定三人在非对称信息领域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阿克洛夫通过对美国二手车市场的研究,首先提出了非对称信息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自由选择会使得高质量的商品退出市场,而质量低劣的“柠檬”商品充斥于市场,导致市场效率降低。
斯彭斯从代理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信号传递模型,认为拥有信息的一方会通过向不了解信息的一方发布信号来抵消“逆向选择”的影响。其关键性的论断在于说明信号发送并不总是有效的,信号本身的成本要足以区分不同的发送人,也就是说,只有高成本的行动才可以将自己的可靠信息传递给不知情者,提高自己的市场结果。斯彭斯的研究均以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其著作指出,雇主并不能区别高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和低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除非前者发现获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花费足以使得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求职者选择更低的教育。
斯蒂格利茨從委托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信号甄别模型,认为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可以针对某项具体的交易,向知情的经济行为人提供各种可以相互代替的合同以供选择,从而间接的获取信息,亦即所谓的借助自我选择对交易者进行甄别。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两类不同的保单将高风险客户和低风险客户区分开来:低险金和赔付比例的保单,高险金和高赔付比例的保单。
二、问题介绍
斯彭斯对于“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中最有效的信号均衡”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理论被过度应用了,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大学生求职中的“名校情结”。众多企业招聘视野局限于有限的“985”“211”高校,甚至于仅限“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府,导致非名校的优秀毕业生因为“出身”的缘故,被拒门外。
不可否认,名校毕业生总体质量水平要高于非名校毕业生,但是仅仅依靠“出身”作为优秀人才的判别标准是显然不准确的。斯彭斯的信号传递理论假定,信号成本在发出者之间必须是有明显不同的,否则不会成功。由于不同层次的教育的巨大成本差异,我们显然可以得知劳动生产率的大小排序为:博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高中生。但是同为本科生,出身名校与否的成本差异并不明显,不能作为有效的传递信号。尤其在中国教育体制下,能否就读于名校取决于高考,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入校后四年的学校教育与努力程度。因此,就读名校与否更多的表示了入校前高考的成本,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应该更加关注四年的学习成果和努力程度。
毕业生对自己的信息比企业清楚,因而招聘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企业基于“名校总体水平好于非名校”的选择或许是招聘博弈中的无奈之举。然而,这种“名校情结”会导致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结果是高质量的人才逐渐减少,低质量的人才充斥市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非名校的优秀毕业生质量高于名校的中等和差等毕业生,非名校的中等毕业生质量高于名校的差等生。
三、实证分析
(一)依据“名校情结”选择犯错的研究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首先考虑市场上仅有一个非名校毕业生A和一个名校毕业生B的情况,且毕业生质量划分为“优”“中”“差”三等,以和(i=1,2,3)分别表示非名校和名校三等水平毕业生在各自学校所占比例。则学生应聘组合(A、B)可以以下九种:
(优,优)、(优、中)(优,差)(中,优)(中,中)(中,差)(差,优)(差,中)(差,差)
企业依据“名校情结”直接排除非名校生而选择名校生,在这种选择下,企业有可能会直接排除了更高质量的毕业生而“犯错”。犯错的情况为(优,中)(优,差)(中,差)三种组合。
应用简单几何概型分析这种犯错的概率,如下图:
(二)逆向选择分析
逆向选择效应,会使得名校学生产生对于学校优势的依赖,进而选择“不努力也无妨”的行为,同时,非名校学生因学校劣势而采取“努力也无用”的行为。结果会导致非名校、名校中“优”“中”“差”学生的比例变动:部分优秀生沦为中等生,部分中等生沦为差等生。
如上图所示,阴影部分面积变小意味着,当非名校和名校中均有部分优秀生沦为中等生、部分中等生沦为差等生时,企业依据“名校情结”进行选择犯错的概率会变小。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两名学生“不努力也无妨”“努力也无用”的行为选择,使得市场的总体效率下降。
上述逆向选择的分析不难推广到整个招聘市场。研究发现,“名校情结”会导致毕业生招聘市场出现逆向选择效应,降低整个市场的毕业生质量,结果导致劣质品充斥市场。
四、建议
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从而使得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极端情况下市场交易甚至根本不存在。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已经探索了抵消逆向选择效应的方式,在“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模型下,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可以实现。
基于此,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应提交有效的识别信息,诸如获得的奖学金、考取的职业证书、在校期间学业成绩等,证明自己大学期间的学习和努力能够胜任所申请的工作;另一方面,招聘企业应抛弃偏爱名校的情结,通过试用期制度、不同类别合同等来识别真正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Donald Flagg, Otis W. Gilley, and Jung Chul Park. Job Market Signaling: What Drives the Productivity of Finance Ph.D.s?[J]. Financial Management.2011,7:483-513.
[2] 吴恒煜.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逆向选择、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J].商业研究,2002,12:19-20.
[3] 贾晓菁,周绍森,贾仁安.企业招聘活动的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4:21-22.
[4] 沈翔.企业在招聘中与应聘者博弈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5:130-131.
[5] 黄文平,王则柯.逆向选择的几何解释[J].经济评论,2004,1:39-47.
作者简介:
沈大龙(1988-),男(汉族),山东省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
【关键词】名校情结 几何概率 逆向选择
一、导论
逆向选择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信息经济学是研究非对称信息环境下行为主体决策的学科,它将拥有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了解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用以肯定三人在非对称信息领域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阿克洛夫通过对美国二手车市场的研究,首先提出了非对称信息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自由选择会使得高质量的商品退出市场,而质量低劣的“柠檬”商品充斥于市场,导致市场效率降低。
斯彭斯从代理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信号传递模型,认为拥有信息的一方会通过向不了解信息的一方发布信号来抵消“逆向选择”的影响。其关键性的论断在于说明信号发送并不总是有效的,信号本身的成本要足以区分不同的发送人,也就是说,只有高成本的行动才可以将自己的可靠信息传递给不知情者,提高自己的市场结果。斯彭斯的研究均以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其著作指出,雇主并不能区别高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和低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除非前者发现获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花费足以使得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求职者选择更低的教育。
斯蒂格利茨從委托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信号甄别模型,认为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可以针对某项具体的交易,向知情的经济行为人提供各种可以相互代替的合同以供选择,从而间接的获取信息,亦即所谓的借助自我选择对交易者进行甄别。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两类不同的保单将高风险客户和低风险客户区分开来:低险金和赔付比例的保单,高险金和高赔付比例的保单。
二、问题介绍
斯彭斯对于“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中最有效的信号均衡”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理论被过度应用了,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大学生求职中的“名校情结”。众多企业招聘视野局限于有限的“985”“211”高校,甚至于仅限“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府,导致非名校的优秀毕业生因为“出身”的缘故,被拒门外。
不可否认,名校毕业生总体质量水平要高于非名校毕业生,但是仅仅依靠“出身”作为优秀人才的判别标准是显然不准确的。斯彭斯的信号传递理论假定,信号成本在发出者之间必须是有明显不同的,否则不会成功。由于不同层次的教育的巨大成本差异,我们显然可以得知劳动生产率的大小排序为:博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高中生。但是同为本科生,出身名校与否的成本差异并不明显,不能作为有效的传递信号。尤其在中国教育体制下,能否就读于名校取决于高考,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入校后四年的学校教育与努力程度。因此,就读名校与否更多的表示了入校前高考的成本,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应该更加关注四年的学习成果和努力程度。
毕业生对自己的信息比企业清楚,因而招聘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企业基于“名校总体水平好于非名校”的选择或许是招聘博弈中的无奈之举。然而,这种“名校情结”会导致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结果是高质量的人才逐渐减少,低质量的人才充斥市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非名校的优秀毕业生质量高于名校的中等和差等毕业生,非名校的中等毕业生质量高于名校的差等生。
三、实证分析
(一)依据“名校情结”选择犯错的研究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首先考虑市场上仅有一个非名校毕业生A和一个名校毕业生B的情况,且毕业生质量划分为“优”“中”“差”三等,以和(i=1,2,3)分别表示非名校和名校三等水平毕业生在各自学校所占比例。则学生应聘组合(A、B)可以以下九种:
(优,优)、(优、中)(优,差)(中,优)(中,中)(中,差)(差,优)(差,中)(差,差)
企业依据“名校情结”直接排除非名校生而选择名校生,在这种选择下,企业有可能会直接排除了更高质量的毕业生而“犯错”。犯错的情况为(优,中)(优,差)(中,差)三种组合。
应用简单几何概型分析这种犯错的概率,如下图:
(二)逆向选择分析
逆向选择效应,会使得名校学生产生对于学校优势的依赖,进而选择“不努力也无妨”的行为,同时,非名校学生因学校劣势而采取“努力也无用”的行为。结果会导致非名校、名校中“优”“中”“差”学生的比例变动:部分优秀生沦为中等生,部分中等生沦为差等生。
如上图所示,阴影部分面积变小意味着,当非名校和名校中均有部分优秀生沦为中等生、部分中等生沦为差等生时,企业依据“名校情结”进行选择犯错的概率会变小。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两名学生“不努力也无妨”“努力也无用”的行为选择,使得市场的总体效率下降。
上述逆向选择的分析不难推广到整个招聘市场。研究发现,“名校情结”会导致毕业生招聘市场出现逆向选择效应,降低整个市场的毕业生质量,结果导致劣质品充斥市场。
四、建议
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从而使得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极端情况下市场交易甚至根本不存在。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已经探索了抵消逆向选择效应的方式,在“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模型下,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可以实现。
基于此,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应提交有效的识别信息,诸如获得的奖学金、考取的职业证书、在校期间学业成绩等,证明自己大学期间的学习和努力能够胜任所申请的工作;另一方面,招聘企业应抛弃偏爱名校的情结,通过试用期制度、不同类别合同等来识别真正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Donald Flagg, Otis W. Gilley, and Jung Chul Park. Job Market Signaling: What Drives the Productivity of Finance Ph.D.s?[J]. Financial Management.2011,7:483-513.
[2] 吴恒煜.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逆向选择、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J].商业研究,2002,12:19-20.
[3] 贾晓菁,周绍森,贾仁安.企业招聘活动的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4:21-22.
[4] 沈翔.企业在招聘中与应聘者博弈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5:130-131.
[5] 黄文平,王则柯.逆向选择的几何解释[J].经济评论,2004,1:39-47.
作者简介:
沈大龙(1988-),男(汉族),山东省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