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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茅盾旧体词创作的三个阶段体现了他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时代境遇，具有在场性和历史性。抗战时期的诗词充满了民族忧患意识，既有对黑暗现状反动派的控诉，又有对民主革命胜利的期望和希冀；共和国时期茅盾的政治地位，使他的旧体诗词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与立场；“文革”时期则主要是对于极“左”政策的控诉以及自己在政治与艺术的矛盾中产生的“矛盾”心态与感伤情绪。
关键词：茅盾 旧体诗 文学阶段 矛盾
一、茅盾研究的多维性
我们这代人阅读和接受经典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是通过比较单一的途径。比如对于茅盾的作品，我们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都是他的经典作品《子夜》，此外还有一些曾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散文名篇如《白杨礼赞》等。因此，阅读途径的单一性导致我们对茅盾作品缺乏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对他的文学价值的认识自然也非常有限。显然，对于一个经典作家进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除了深度上的探索外，还需强调的是对他创作上广度的发现，才能突破过去对经典作家阅读和接受的局限。如果要真正地了解和评价一位作家的文学创作，更不能囿于这位作家某一部或者是某几部广为人知的作品，涉及面需广，探究度要深，从平面空间转变为立体空间，进行多维的分析和思考。在学术界，多维研究很常见，然而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面来看，却有一定的难度，就像研究茅盾的作品，总是将他的文学价值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当然，这不仅仅只是研究茅盾才会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研究误区，传播方式的单一、传播力度的薄弱和文学文本阅读的浮泛，都是造成研究误区的原因。因此，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我们加大研究，既要剖析作家本身，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广度的探讨，又要在文学史层面上加强对作品研究的深度。只有将研究在一个多维空间拓展开，才能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伸，使作家的形象鲜活起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茅盾的价值与意义通常被定位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作为文学理论家的革新和实践，早期将自然主义的理论与概念的引进，并不断地落实到社会发展中探讨与实践，帮助了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自我转变与完善。第二是茅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茅盾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将眼光投向了资产阶级改良家的人生发迹与衰亡，以不同于普遍意义的“农民视角”或者“叛逆视角”来揭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化，清醒地反映了茅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第三是造福文坛的“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坛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奖项，它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作家向文学创作的制高点攀登。
显然，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从不将目光局限在一个地方，茅盾的诗歌、童话、散文、文学批评都彰显了他敏锐而丰富的内心，开阔而多彩的视野，从多个角度出发，显示了一位文坛泰斗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共和国文学的复杂多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突破之前的局限和桎梏，对茅盾的旧体诗词进行具体的研究，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茅盾非凡的文学成就。
从茅盾发表过的相关文章来看，都显示了他在诗歌研究与创作上独特而深厚的见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诗歌的表现形式具有韵律节奏感，而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抒发自己的情感，这种形式上的节奏韵律美和情感的自由抒发无不体现了诗歌独特的魅力。茅盾的诗歌创作起步很早，但在抗日战争以后，茅盾遗留下的诗稿基本都是旧体诗词，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其本人对于旧题诗词的爱好，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在旧体诗词中加入新的思想也同样可以表达不同的声音。
故而茅盾所创作的旧体诗词运用了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形式方面几乎涵盖了旧体诗词的所有体式，有偏向新诗风格的《筑路歌》《新疆进行曲》，也有严谨工整的格律诗《无题》《赠桂林友人》，这些诗词形式各异，韵律不同。而茅盾的旧体诗词根据不同的立意和情境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偏向大众则诙谐易懂，如《题游龙戏凤图》；抒发己见则含蓄深沉，如《感怀》等。茅盾曾说“因歌执调”，所以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转换自己的表现方式成了茅盾旧体诗词丰富多样的深层原因。
二、茅盾诗词作品的时代特征
茅盾的旧体诗词如同他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茅盾主要在三个时期集中写过旧体诗词：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1940—1946），他与柳亚子等友人诗词唱和，写下了《新疆杂咏》《无题》《感怀》《戏笔》《题白杨图》等二十二首诗词。第二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1958—1964），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1970—1980），茅盾在这两个时期共写了将近一百三十首诗词，占了他整个旧体诗词的绝大部分。”①茅盾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体现了他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时代境遇，具有在场性和历史性。
在这些诗词作品中，抗日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的作品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格风范。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诗词，是茅盾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最有抗争性与攻击力的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与当时的文学家一样身担国家大义，心怀良知璞玉，笔写道德文章，此时茅盾的诗歌创作格调更为激昂，既有对于侵华日军、国民党反动派行为的抨击，也饱含对革命成功的渴望之情。纵观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诗中有史，茅盾在当时创作的诗词大都反映社会现状，描述社会现实，或者在诗词中侧面映射社会状况。如《渝桂道中口占》：“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欲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茅盾的这首诗写于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之际，当时的社会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可谓是一个庞大的集中营，文网森严，人人担惊受怕，此诗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让后人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再以《新疆杂咏》为例，这是茅盾在新疆工作一年以后创作的，四首诗歌都是描绘新疆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一系列的塞外奇观给诗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当时茅盾的这类诗词不下少数，既抒发了他对祖国秀美风景的赞颂，又寄予了他对中国光明前途的期盼。在抗日战争后期，茅盾与其他几位作家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冲破重重文网，不断推动着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如《戏笔》：“南腔北调话家常，眉黛唇红斗靓妆。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细读此诗，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与杜牧的《夜泊秦淮》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向我们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任文化部部长，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歌颂和批判遂成了他旧体诗词创作的主旋律。以《曲艺会演片段》《歌雄心更雄》为例，茅盾在当时创作的诗词受历史影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以上两首诗具有鲜明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跃进”的缩影，其内容充满了对新事物的鼓吹和夸张，具有明显的不切实际特征。茅盾的诗词还歌颂了新中国外交事务的崭新面貌，他曾为日本创作过一首诗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我国对外友好往来的活动侧影。
“文革”时期，茅盾的诗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早期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和民族大义的担当，转变为潜隐地感世言志，表达自己的精神苦闷。同时，对于“四人帮”的压迫与迫害行为发出了不满的控诉。在那个沉默的年代里，文学家们辗转难安，无法潜心创作，也不敢发表作品。茅盾也深受其害，在极“左”路线的横行下，茅盾大量的文学作品无法公开发表，而亲人们的离世也给他以沉重的打击，由此茅盾的诗风大变，但大都真实地反映他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感受。幸运的是，他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并在日后得以发表，由此，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他的情感，尤其是愤怒之情。“文革”时期的诗词，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大类：一为读书心得，包括《读〈临川集〉》《读毛主席词有感》（三首）等，此类诗词是茅盾通过阅读书籍并联系现实所作，将内心的真实感受强烈地表达出来，同时将内心的困惑、不满进行了叙述；二是与友人或受人托请之作，包括《一剪梅》《赠赵明》等，通过创作，茅盾将内心对友人的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认知真实地展示给世人；三是感事言志之作，包括《中东风云》《无题》等，这类诗词充斥着茅盾内心的矛盾、愤懑等杂感；四是悼亲之作，包括《七律》《敬爱的周总理挽词》等，通过创作，茅盾将自己对亲人和他人的思念、敬佩之情满满地展现了出来。这些作品都饱含着茅盾的真挚感情、诗意醇厚，读后令人回味无穷。茅盾将当时的社会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可见其高洁的政治人格和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
三、茅盾旧体诗词的矛盾性
茅盾的旧体诗词也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性。以1949年为分水岭，茅盾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和情感表达出现了断裂，1949年以前的茅盾，是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的文人形象，他在此期间的旧体诗词也多为时事抒发、真情实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949年以后，政治身份的改变使得茅盾的文学创作更加重视思想性和时代性，但也同时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艺术规律，包括旧体诗词在内，他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矛盾”的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他的创作不得不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甚至在创作中主要对共产党的政策做一些政治宣传而削弱了艺术性。茅盾自己也一度在政治立场和艺术自由两者之间产生了迷茫，这种迷茫和无奈让他失去了个人话语权，不得不向政治妥协。处于这种既想创作出具有“自我”风格的文学作品又不得不局限在政治框架的“矛盾”状态中，甚至众多的公务活动和社会事务占用了他太多的创作时间，让他的文学创作几近止步。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其艺术性，无论是语言辞藻的自然华美，还是主题思想的赞美讽刺，都必须是从作者个人自由的思想情感出发的，而不是“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出《曲艺会演片段》（四首）、《歌雄心更雄》、《西江月·感事》（三首）等诗词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无论是歌功颂德，还是批判发言，都是在浓烈的政治色彩下创作出的，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茅盾也在新台阁体中挣扎着表现自己本心的矛盾，诗人的政治情感和艺术追求产生了纠葛。
这时候的茅盾是矛盾的，茅盾的诗词，也无不透露出矛盾。茅盾诗词里的矛盾既有他在政治人格和人性自由中迷失的矛盾，也可以看出与1949年前诗词作品之间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矛盾。1949年前的奋起抗争与之后的隐而不发，诗词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意义的变化，茅盾既有自己的矛盾，让读者在作品鉴赏上也有了矛盾的看法。茅盾自身的矛盾是出于文学作品与个人思想之间的背离，而接受者的矛盾则是对茅盾作品前后出现的差异产生的困惑，这二者都阻碍了茅盾作品文学价值的体现与流传。
当然，茅盾在创作“歌功颂德”“社会主义好”的诗词之外，也有一些具有独立认识、真知灼见的诗词佳作，这既是茅盾自身文学素养不遗余力的展现，也是茅盾对自己“忙于政事、羞于创作”的一种反思，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比如他在《六二年元旦》中写道：
莫向双丸怨逝波，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不为愚忠唱挽歌。
一腔无奈与热血一览无余。悲莫过于此，本应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茅盾却因为政治羁绊而内心充满着矛盾与悲凉，一边是放不下的各项政治活动，一边是扎根心底的文艺创作，二者碰撞在一起难免产生冲突。可贵的是茅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并通过自己的诗歌表达出来，这时候的茅盾，是羞愧的。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茅盾在政治角色和文人角色中忙于转换而影响了自身的艺术价值，那么“文革”时期的茅盾则更多地沉浸在自身情绪的苦闷和压抑中，此时他的矛盾也从“角色转换”的矛盾，变为现实与文学创作的矛盾。这个时期茅盾的诗歌极大地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作者自身的矛盾与无奈，将社会历史环境透过诗歌折射出来。有站起来打抱不平的，也有弯腰为权贵称赞的；有温文尔雅的，也有愤世嫉俗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立场影响了文人作品的艺术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人格与艺术人格的斗争，在这十年里，茅盾创作的文章多是斥责极“左”思想，批判当时篡夺政权的“四人帮”，指责他们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和对文化造成的破坏。
然而，正是身处当时的社会，茅盾的大量作品都无法展示给读者，也就无法向人民表达其不满之情。此时的茅盾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却忽视了自身真挚感情的抒发以及文学创作的自由，在不断的政治任务中将自己的情绪掩盖起来，几欲透露的哀伤却被现实封锁了。这种境况的出现或是时代所致，或是命运使然，创作时的言不由衷，被迫为时代唱了赞歌，谁又能说清楚这其中的是非呢？
时也，命也，悲也，痛也。
我们读诗，总爱读悲月伤花，大江东去，多是想从中看到诗人内心的感情世界，然而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有的在直抒胸臆，有的却在矛盾挣扎。
一如此时的茅盾，彷徨、无奈与矛盾。
① 李遇春：《论茅盾建国后的旧体诗词创作》，《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
关键词：茅盾 旧体诗 文学阶段 矛盾
一、茅盾研究的多维性
我们这代人阅读和接受经典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是通过比较单一的途径。比如对于茅盾的作品，我们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都是他的经典作品《子夜》，此外还有一些曾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散文名篇如《白杨礼赞》等。因此，阅读途径的单一性导致我们对茅盾作品缺乏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对他的文学价值的认识自然也非常有限。显然，对于一个经典作家进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除了深度上的探索外，还需强调的是对他创作上广度的发现，才能突破过去对经典作家阅读和接受的局限。如果要真正地了解和评价一位作家的文学创作，更不能囿于这位作家某一部或者是某几部广为人知的作品，涉及面需广，探究度要深，从平面空间转变为立体空间，进行多维的分析和思考。在学术界，多维研究很常见，然而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面来看，却有一定的难度，就像研究茅盾的作品，总是将他的文学价值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当然，这不仅仅只是研究茅盾才会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研究误区，传播方式的单一、传播力度的薄弱和文学文本阅读的浮泛，都是造成研究误区的原因。因此，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我们加大研究，既要剖析作家本身，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广度的探讨，又要在文学史层面上加强对作品研究的深度。只有将研究在一个多维空间拓展开，才能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伸，使作家的形象鲜活起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茅盾的价值与意义通常被定位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作为文学理论家的革新和实践，早期将自然主义的理论与概念的引进，并不断地落实到社会发展中探讨与实践，帮助了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自我转变与完善。第二是茅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茅盾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将眼光投向了资产阶级改良家的人生发迹与衰亡，以不同于普遍意义的“农民视角”或者“叛逆视角”来揭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化，清醒地反映了茅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第三是造福文坛的“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坛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奖项，它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作家向文学创作的制高点攀登。
显然，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从不将目光局限在一个地方，茅盾的诗歌、童话、散文、文学批评都彰显了他敏锐而丰富的内心，开阔而多彩的视野，从多个角度出发，显示了一位文坛泰斗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共和国文学的复杂多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突破之前的局限和桎梏，对茅盾的旧体诗词进行具体的研究，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茅盾非凡的文学成就。
从茅盾发表过的相关文章来看，都显示了他在诗歌研究与创作上独特而深厚的见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诗歌的表现形式具有韵律节奏感，而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抒发自己的情感，这种形式上的节奏韵律美和情感的自由抒发无不体现了诗歌独特的魅力。茅盾的诗歌创作起步很早，但在抗日战争以后，茅盾遗留下的诗稿基本都是旧体诗词，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其本人对于旧题诗词的爱好，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在旧体诗词中加入新的思想也同样可以表达不同的声音。
故而茅盾所创作的旧体诗词运用了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形式方面几乎涵盖了旧体诗词的所有体式，有偏向新诗风格的《筑路歌》《新疆进行曲》，也有严谨工整的格律诗《无题》《赠桂林友人》，这些诗词形式各异，韵律不同。而茅盾的旧体诗词根据不同的立意和情境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偏向大众则诙谐易懂，如《题游龙戏凤图》；抒发己见则含蓄深沉，如《感怀》等。茅盾曾说“因歌执调”，所以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转换自己的表现方式成了茅盾旧体诗词丰富多样的深层原因。
二、茅盾诗词作品的时代特征
茅盾的旧体诗词如同他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茅盾主要在三个时期集中写过旧体诗词：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1940—1946），他与柳亚子等友人诗词唱和，写下了《新疆杂咏》《无题》《感怀》《戏笔》《题白杨图》等二十二首诗词。第二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1958—1964），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1970—1980），茅盾在这两个时期共写了将近一百三十首诗词，占了他整个旧体诗词的绝大部分。”①茅盾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体现了他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时代境遇，具有在场性和历史性。
在这些诗词作品中，抗日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的作品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格风范。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诗词，是茅盾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最有抗争性与攻击力的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与当时的文学家一样身担国家大义，心怀良知璞玉，笔写道德文章，此时茅盾的诗歌创作格调更为激昂，既有对于侵华日军、国民党反动派行为的抨击，也饱含对革命成功的渴望之情。纵观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诗中有史，茅盾在当时创作的诗词大都反映社会现状，描述社会现实，或者在诗词中侧面映射社会状况。如《渝桂道中口占》：“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欲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茅盾的这首诗写于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之际，当时的社会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可谓是一个庞大的集中营，文网森严，人人担惊受怕，此诗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让后人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再以《新疆杂咏》为例，这是茅盾在新疆工作一年以后创作的，四首诗歌都是描绘新疆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一系列的塞外奇观给诗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当时茅盾的这类诗词不下少数，既抒发了他对祖国秀美风景的赞颂，又寄予了他对中国光明前途的期盼。在抗日战争后期，茅盾与其他几位作家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冲破重重文网，不断推动着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如《戏笔》：“南腔北调话家常，眉黛唇红斗靓妆。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细读此诗，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与杜牧的《夜泊秦淮》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向我们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任文化部部长，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歌颂和批判遂成了他旧体诗词创作的主旋律。以《曲艺会演片段》《歌雄心更雄》为例，茅盾在当时创作的诗词受历史影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以上两首诗具有鲜明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跃进”的缩影，其内容充满了对新事物的鼓吹和夸张，具有明显的不切实际特征。茅盾的诗词还歌颂了新中国外交事务的崭新面貌，他曾为日本创作过一首诗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我国对外友好往来的活动侧影。
“文革”时期，茅盾的诗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早期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和民族大义的担当，转变为潜隐地感世言志，表达自己的精神苦闷。同时，对于“四人帮”的压迫与迫害行为发出了不满的控诉。在那个沉默的年代里，文学家们辗转难安，无法潜心创作，也不敢发表作品。茅盾也深受其害，在极“左”路线的横行下，茅盾大量的文学作品无法公开发表，而亲人们的离世也给他以沉重的打击，由此茅盾的诗风大变，但大都真实地反映他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感受。幸运的是，他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并在日后得以发表，由此，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他的情感，尤其是愤怒之情。“文革”时期的诗词，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大类：一为读书心得，包括《读〈临川集〉》《读毛主席词有感》（三首）等，此类诗词是茅盾通过阅读书籍并联系现实所作，将内心的真实感受强烈地表达出来，同时将内心的困惑、不满进行了叙述；二是与友人或受人托请之作，包括《一剪梅》《赠赵明》等，通过创作，茅盾将内心对友人的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认知真实地展示给世人；三是感事言志之作，包括《中东风云》《无题》等，这类诗词充斥着茅盾内心的矛盾、愤懑等杂感；四是悼亲之作，包括《七律》《敬爱的周总理挽词》等，通过创作，茅盾将自己对亲人和他人的思念、敬佩之情满满地展现了出来。这些作品都饱含着茅盾的真挚感情、诗意醇厚，读后令人回味无穷。茅盾将当时的社会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可见其高洁的政治人格和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
三、茅盾旧体诗词的矛盾性
茅盾的旧体诗词也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性。以1949年为分水岭，茅盾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和情感表达出现了断裂，1949年以前的茅盾，是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的文人形象，他在此期间的旧体诗词也多为时事抒发、真情实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949年以后，政治身份的改变使得茅盾的文学创作更加重视思想性和时代性，但也同时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艺术规律，包括旧体诗词在内，他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矛盾”的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他的创作不得不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甚至在创作中主要对共产党的政策做一些政治宣传而削弱了艺术性。茅盾自己也一度在政治立场和艺术自由两者之间产生了迷茫，这种迷茫和无奈让他失去了个人话语权，不得不向政治妥协。处于这种既想创作出具有“自我”风格的文学作品又不得不局限在政治框架的“矛盾”状态中，甚至众多的公务活动和社会事务占用了他太多的创作时间，让他的文学创作几近止步。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其艺术性，无论是语言辞藻的自然华美，还是主题思想的赞美讽刺，都必须是从作者个人自由的思想情感出发的，而不是“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出《曲艺会演片段》（四首）、《歌雄心更雄》、《西江月·感事》（三首）等诗词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无论是歌功颂德，还是批判发言，都是在浓烈的政治色彩下创作出的，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茅盾也在新台阁体中挣扎着表现自己本心的矛盾，诗人的政治情感和艺术追求产生了纠葛。
这时候的茅盾是矛盾的，茅盾的诗词，也无不透露出矛盾。茅盾诗词里的矛盾既有他在政治人格和人性自由中迷失的矛盾，也可以看出与1949年前诗词作品之间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矛盾。1949年前的奋起抗争与之后的隐而不发，诗词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意义的变化，茅盾既有自己的矛盾，让读者在作品鉴赏上也有了矛盾的看法。茅盾自身的矛盾是出于文学作品与个人思想之间的背离，而接受者的矛盾则是对茅盾作品前后出现的差异产生的困惑，这二者都阻碍了茅盾作品文学价值的体现与流传。
当然，茅盾在创作“歌功颂德”“社会主义好”的诗词之外，也有一些具有独立认识、真知灼见的诗词佳作，这既是茅盾自身文学素养不遗余力的展现，也是茅盾对自己“忙于政事、羞于创作”的一种反思，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比如他在《六二年元旦》中写道：
莫向双丸怨逝波，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不为愚忠唱挽歌。
一腔无奈与热血一览无余。悲莫过于此，本应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茅盾却因为政治羁绊而内心充满着矛盾与悲凉，一边是放不下的各项政治活动，一边是扎根心底的文艺创作，二者碰撞在一起难免产生冲突。可贵的是茅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并通过自己的诗歌表达出来，这时候的茅盾，是羞愧的。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茅盾在政治角色和文人角色中忙于转换而影响了自身的艺术价值，那么“文革”时期的茅盾则更多地沉浸在自身情绪的苦闷和压抑中，此时他的矛盾也从“角色转换”的矛盾，变为现实与文学创作的矛盾。这个时期茅盾的诗歌极大地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作者自身的矛盾与无奈，将社会历史环境透过诗歌折射出来。有站起来打抱不平的，也有弯腰为权贵称赞的；有温文尔雅的，也有愤世嫉俗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立场影响了文人作品的艺术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人格与艺术人格的斗争，在这十年里，茅盾创作的文章多是斥责极“左”思想，批判当时篡夺政权的“四人帮”，指责他们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和对文化造成的破坏。
然而，正是身处当时的社会，茅盾的大量作品都无法展示给读者，也就无法向人民表达其不满之情。此时的茅盾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却忽视了自身真挚感情的抒发以及文学创作的自由，在不断的政治任务中将自己的情绪掩盖起来，几欲透露的哀伤却被现实封锁了。这种境况的出现或是时代所致，或是命运使然，创作时的言不由衷，被迫为时代唱了赞歌，谁又能说清楚这其中的是非呢？
时也，命也，悲也，痛也。
我们读诗，总爱读悲月伤花，大江东去，多是想从中看到诗人内心的感情世界，然而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有的在直抒胸臆，有的却在矛盾挣扎。
一如此时的茅盾，彷徨、无奈与矛盾。
① 李遇春：《论茅盾建国后的旧体诗词创作》，《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