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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1907—1991年）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素有“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教父”之称。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邓嗣禹（1905—1988年）字持宇，湖南常宁黄洞乡人。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林语堂、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历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远东图书馆代馆长，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协会理事等职位，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
1935年，邓嗣禹与当时正在北平清华大学进修的费正清结识。后来两人曾长期合作，共同出版、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性的7部论著。其中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目前被剑桥、哈佛等著名大学长期用作教材，成为费正清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同时邓嗣禹也是与费正清共同合作，发表著作最多的留美中国史学家，两人合作与交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目前国内外评论、研究费正清的著作和文章估计已有数百万字之多，但有关记述费正清与邓嗣禹长期合作共事的细节与内幕的文章属于首次发表，其内容有些是外间从未得闻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早期的合作与共事
早在1937年，在恒慕义博士指导下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邓嗣禹与费正清就已有过第一次合作，其中编写的33位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传记中，有3位就是这两人共同完成的。
在《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中，共收录了中国这一时期800个人物的传记，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20世纪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主编恒慕义共组织了50位东西方学者参加编写工作，其中包括费正清等众多知名学者。为编写好这部著作，工作人员查阅了1100多卷正史，并做了数百卷“笔记”。该传略在行文方面也十分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末还有注释。
英文版《清代名人传略》
胡适曾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称该书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是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费正清在他后来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也称这本著作是“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外国论述近代中国的著作”，“这既是中外合作的产物，又是美国汉学研究的胜利”。
邓嗣禹在50年后，于1986年发表的《太平天国研究之过去、现在与前瞻》一文中回忆道：他在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专门“负责撰写太平天国时期两方面的人物，在十个月内，共草成三十三篇传记，包括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杨秀清、石达开、林凤祥。虽然冯云山、韦昌辉、洪大全、李开芳传已草就，因可据的材料少，太单薄，将前三者并入洪秀全传，李开芳与林凤祥合传。官方的材料多，编写了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篇。——为看远景，还写了要冲破网罗的谭嗣同传，其中附点孙中山事迹。”在恒慕义博士的领导下，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令邓嗣禹开始涉足太平天国的研究领域，这为他日后从事太平天国历史的系列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这部《清代名人传略》两本巨著，后来由官方机构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并于1945年在华盛顿发行，2002在台湾出第二版。邓嗣禹回忆说：“最初两册售价仅数元，故销路甚广，学习中国文史的研究生，几可人手一编。”在当时，可见这本书对于中国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将《清代名人传略》翻译成中文版，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上、中、下3册，约130万字。出版者在前言中写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清代八百余名人物活动情况的详尽具体介绍，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300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勾画出了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构成了一部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对研究我国清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8年，邓嗣禹在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即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学业优秀，1939年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的论文，并于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
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两人再次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这3篇文章都颇有开拓性质，后来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三种研究》。
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
对美国汉学基础研究的贡献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对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Elisseeff）在赴美前曾对美国汉学有一个形象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 然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却成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与美国后来大量引进各国研究汉学的知识移民相关联的，他们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1879年浙江宁波人戈鲲化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以来，不断有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人学者留居美国从事汉学研究。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到美后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并开拓汉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美国汉学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扶持之功。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曾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师友情谊
1949年秋，当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时，曾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回母校任教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书中汇编了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该书在美国流行了近30年，1980年已第5次再版，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在此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与补充工作。
1953年，费正清创立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时，聘请邓嗣禹为理事，任期为3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又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设立的执行委员会，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重要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具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他们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主要成员还有孔飞力、柯文、杜维明等10多人。哈佛有这样的传统：他们的学者，除本校的教授外，还建立有研究合伙人（Researchassociate），这些人可能不属于本校教授，但可以是中心的核心成员。
东亚研究中心的架构大体为3层。第一层是核心学者层，这主要由东亚研究中心的执行委员会的学者和有关权威学者组成，他们决定着中心的地位和研究水准；第二层为交流层，使中心的学者和世界学术界有个互动，彼此有联系；第三层为基础层，既是中心的常设机构，也是东亚研究中心生根落地的基础。
1955年，为了给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合作编写、出版了一本《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有关19和20世纪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但该书仅是关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进行概略性的介绍。
1956至1957年期间，在费正清的要求与指导下，邓嗣禹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广泛走访了日本的各类大学。在日本几位学者的帮助下，他进一步收集了日本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研究方面所发表的论著资料，详细编写了一本《日本学者对于日本与远东问题的研究：传略及其著作述略》的著作，并于1961年分别在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他在这个项目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麦瑞斯·琼森于1962年8月在《亚洲研究期刊》（第21卷第4期）上发表书评指出：“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本书的创作，邓嗣禹几乎对所有亚洲问题专家，发出了近千封问卷调查函，咨询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日本著作者的意见。然后再将这些反馈意见结合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充实在这本书中。邓嗣禹对工作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同行的广泛敬重！”
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合作的经历。
20世纪60至70年代，东亚研究中心有大批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通常是费正清向编辑们建议的结果。中国研究成果起初是通过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的“哈佛东亚专著丛书”，以平装本出版，这个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是梁方仲的著作：《一条鞭法》。邓嗣禹的《太平天国历史学》（1962年）在这套丛书中，是已出版著作中的第14部。而《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的发起与写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
晚年的回忆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6人，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邓嗣禹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位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评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于1972年和1978年两次回国考察的经历，书中着重介绍了他于1972年陪同费正清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如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地参观、考察时的所见所闻。
1976年4月，按校方规定，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大退休了。印地安那大学特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校长芮安在会上宣读。据当时曾在印大学习的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她所写回忆录性的小说《巨流河》一书，以及邓嗣禹1982年出版的他个人的回忆录中介绍：
邓嗣禹教授的退休宴会，设于花开城（花开城系意译布鲁名顿Bloomington，即印大所在的城市）内装饰得焕然一新，在尚未正式开张的龙宫饭店举行。龙宫饭店是布城第一流的餐馆，主人刘甲一，大家都叫他约翰，是布城惟一有钱的华人。他早年毕业于普渡大学，职业是工程师，但却不愿去公司，为他人做事，就在二三十年前选择花开城，来此地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这期间，餐馆换了好几个地方，但规模越来越大。4月初，刘老板另外买进了一所更为高贵的大饭店（原来是西餐馆，因生意不好歇业），重新布置，在开张之前，先为我们这个退休庆典张筵。
4月26日下午，当我们到达龙宫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布置的、接待的，还有远道而来早到在闲谈叙旧的。前来参加庆宴的有印大现任校长芮安、老校长威尔斯、近东语文系主任裘维达夫妇、比较文学系主任佛莱茨夫妇、非州研究所主任李勃夫妇、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所主任布恩斯夫妇，其他还有美术、地理、政治、经济、新闻系的教授夫妇也来了好几位。历史系、东亚语文系和东亚研究所的教授大概全部来到。还有从远道而来的、自本校毕业而现在其它学校任教的老学生——其中黄培来自俄亥俄州的杨斯镇，刘绍铭来自威州等。
不能参加的纷纷寄来写有祝贺词语的贺礼、贺电与贺信，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的贺信，哥伦比亚大学蒋彝寄来了1册不易见到的《曼殊遗画》的画册，并在封面题字“嗣禹兄嫂指正”，他是苏曼殊的爱好者。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如加州大学的赵元任夫妇、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明尼苏达大学的刘君若、匹兹堡大学的王伊同和朱文长，俄州州立大学的李田意，还有好些同行的美国教授、朋友和从前的学生都以不同方式表示祝贺。
坐在首席桌上除邓嗣禹夫妇之外，有校长芮安、老校长威尔斯，以及预先要讲话的几位系主任和教授，还有特邀的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系主任罗郁正致欢迎辞，并介绍远方来宾情况；芮安校长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贺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1988年4月，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为邓嗣禹特地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美国亚洲研究期刊》（1988年第8期）上。文中记叙了邓嗣禹与其他汉学研究先驱者：如费正清、毕乃德、顾立雅合作编写和发表著作的过程，以及对美国汉学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说他的专著、论文、和编纂的中文目录索引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是一位对他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
邓嗣禹（1905—1988年）字持宇，湖南常宁黄洞乡人。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林语堂、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历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远东图书馆代馆长，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协会理事等职位，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
1935年，邓嗣禹与当时正在北平清华大学进修的费正清结识。后来两人曾长期合作，共同出版、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性的7部论著。其中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目前被剑桥、哈佛等著名大学长期用作教材，成为费正清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同时邓嗣禹也是与费正清共同合作，发表著作最多的留美中国史学家，两人合作与交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目前国内外评论、研究费正清的著作和文章估计已有数百万字之多，但有关记述费正清与邓嗣禹长期合作共事的细节与内幕的文章属于首次发表，其内容有些是外间从未得闻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早期的合作与共事
早在1937年，在恒慕义博士指导下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邓嗣禹与费正清就已有过第一次合作，其中编写的33位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传记中，有3位就是这两人共同完成的。
在《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中，共收录了中国这一时期800个人物的传记，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20世纪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主编恒慕义共组织了50位东西方学者参加编写工作，其中包括费正清等众多知名学者。为编写好这部著作，工作人员查阅了1100多卷正史，并做了数百卷“笔记”。该传略在行文方面也十分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末还有注释。
英文版《清代名人传略》
胡适曾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称该书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是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费正清在他后来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也称这本著作是“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外国论述近代中国的著作”，“这既是中外合作的产物，又是美国汉学研究的胜利”。
邓嗣禹在50年后，于1986年发表的《太平天国研究之过去、现在与前瞻》一文中回忆道：他在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专门“负责撰写太平天国时期两方面的人物，在十个月内，共草成三十三篇传记，包括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杨秀清、石达开、林凤祥。虽然冯云山、韦昌辉、洪大全、李开芳传已草就，因可据的材料少，太单薄，将前三者并入洪秀全传，李开芳与林凤祥合传。官方的材料多，编写了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篇。——为看远景，还写了要冲破网罗的谭嗣同传，其中附点孙中山事迹。”在恒慕义博士的领导下，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令邓嗣禹开始涉足太平天国的研究领域，这为他日后从事太平天国历史的系列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这部《清代名人传略》两本巨著，后来由官方机构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并于1945年在华盛顿发行，2002在台湾出第二版。邓嗣禹回忆说：“最初两册售价仅数元，故销路甚广，学习中国文史的研究生，几可人手一编。”在当时，可见这本书对于中国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将《清代名人传略》翻译成中文版，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上、中、下3册，约130万字。出版者在前言中写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清代八百余名人物活动情况的详尽具体介绍，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300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勾画出了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构成了一部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对研究我国清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8年，邓嗣禹在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即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学业优秀，1939年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的论文，并于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
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两人再次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这3篇文章都颇有开拓性质，后来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三种研究》。
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
对美国汉学基础研究的贡献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对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Elisseeff）在赴美前曾对美国汉学有一个形象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 然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却成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与美国后来大量引进各国研究汉学的知识移民相关联的，他们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1879年浙江宁波人戈鲲化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以来，不断有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人学者留居美国从事汉学研究。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到美后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并开拓汉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美国汉学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扶持之功。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曾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师友情谊
1949年秋，当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时，曾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回母校任教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书中汇编了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该书在美国流行了近30年，1980年已第5次再版，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在此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与补充工作。
1953年，费正清创立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时，聘请邓嗣禹为理事，任期为3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又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设立的执行委员会，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重要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具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他们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主要成员还有孔飞力、柯文、杜维明等10多人。哈佛有这样的传统：他们的学者，除本校的教授外，还建立有研究合伙人（Researchassociate），这些人可能不属于本校教授，但可以是中心的核心成员。
东亚研究中心的架构大体为3层。第一层是核心学者层，这主要由东亚研究中心的执行委员会的学者和有关权威学者组成，他们决定着中心的地位和研究水准；第二层为交流层，使中心的学者和世界学术界有个互动，彼此有联系；第三层为基础层，既是中心的常设机构，也是东亚研究中心生根落地的基础。
1955年，为了给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合作编写、出版了一本《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有关19和20世纪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但该书仅是关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进行概略性的介绍。
1956至1957年期间，在费正清的要求与指导下，邓嗣禹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广泛走访了日本的各类大学。在日本几位学者的帮助下，他进一步收集了日本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研究方面所发表的论著资料，详细编写了一本《日本学者对于日本与远东问题的研究：传略及其著作述略》的著作，并于1961年分别在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他在这个项目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麦瑞斯·琼森于1962年8月在《亚洲研究期刊》（第21卷第4期）上发表书评指出：“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本书的创作，邓嗣禹几乎对所有亚洲问题专家，发出了近千封问卷调查函，咨询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日本著作者的意见。然后再将这些反馈意见结合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充实在这本书中。邓嗣禹对工作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同行的广泛敬重！”
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合作的经历。
20世纪60至70年代，东亚研究中心有大批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通常是费正清向编辑们建议的结果。中国研究成果起初是通过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的“哈佛东亚专著丛书”，以平装本出版，这个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是梁方仲的著作：《一条鞭法》。邓嗣禹的《太平天国历史学》（1962年）在这套丛书中，是已出版著作中的第14部。而《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的发起与写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
晚年的回忆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6人，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邓嗣禹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位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评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于1972年和1978年两次回国考察的经历，书中着重介绍了他于1972年陪同费正清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如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地参观、考察时的所见所闻。
1976年4月，按校方规定，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大退休了。印地安那大学特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校长芮安在会上宣读。据当时曾在印大学习的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她所写回忆录性的小说《巨流河》一书，以及邓嗣禹1982年出版的他个人的回忆录中介绍：
邓嗣禹教授的退休宴会，设于花开城（花开城系意译布鲁名顿Bloomington，即印大所在的城市）内装饰得焕然一新，在尚未正式开张的龙宫饭店举行。龙宫饭店是布城第一流的餐馆，主人刘甲一，大家都叫他约翰，是布城惟一有钱的华人。他早年毕业于普渡大学，职业是工程师，但却不愿去公司，为他人做事，就在二三十年前选择花开城，来此地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这期间，餐馆换了好几个地方，但规模越来越大。4月初，刘老板另外买进了一所更为高贵的大饭店（原来是西餐馆，因生意不好歇业），重新布置，在开张之前，先为我们这个退休庆典张筵。
4月26日下午，当我们到达龙宫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布置的、接待的，还有远道而来早到在闲谈叙旧的。前来参加庆宴的有印大现任校长芮安、老校长威尔斯、近东语文系主任裘维达夫妇、比较文学系主任佛莱茨夫妇、非州研究所主任李勃夫妇、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所主任布恩斯夫妇，其他还有美术、地理、政治、经济、新闻系的教授夫妇也来了好几位。历史系、东亚语文系和东亚研究所的教授大概全部来到。还有从远道而来的、自本校毕业而现在其它学校任教的老学生——其中黄培来自俄亥俄州的杨斯镇，刘绍铭来自威州等。
不能参加的纷纷寄来写有祝贺词语的贺礼、贺电与贺信，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的贺信，哥伦比亚大学蒋彝寄来了1册不易见到的《曼殊遗画》的画册，并在封面题字“嗣禹兄嫂指正”，他是苏曼殊的爱好者。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如加州大学的赵元任夫妇、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明尼苏达大学的刘君若、匹兹堡大学的王伊同和朱文长，俄州州立大学的李田意，还有好些同行的美国教授、朋友和从前的学生都以不同方式表示祝贺。
坐在首席桌上除邓嗣禹夫妇之外，有校长芮安、老校长威尔斯，以及预先要讲话的几位系主任和教授，还有特邀的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系主任罗郁正致欢迎辞，并介绍远方来宾情况；芮安校长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贺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1988年4月，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为邓嗣禹特地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美国亚洲研究期刊》（1988年第8期）上。文中记叙了邓嗣禹与其他汉学研究先驱者：如费正清、毕乃德、顾立雅合作编写和发表著作的过程，以及对美国汉学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说他的专著、论文、和编纂的中文目录索引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是一位对他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