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长嫂若母”，这话一点不假。我今年八十多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可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体会也愈来愈深。“大嫂”这两个字，经常地出现在脑海里，隔些日子不通个电话，就好像缺了点什么。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嫂子，嫂子……”那首情深意笃的老歌。
　　我的大嫂，其实是我的大表姐。我的姥姥家门户大，人口多，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我的姥爷兄弟十人，他行二。大嫂是我六姥爷家的孩子。她嫁给我大哥，应该说亲上加亲。那是1956年的夏天，我在长春航校当兵任职的大哥第一次探家，父母便忙忙活活地要给他定亲成家。对象是哪一个呢？我好奇地问母亲，母亲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当时读初三，正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半大小子的年龄，就等着，欲一睹未来嫂子的风采。记得是“八一”那天下午，一辆马车停在我家大门口，母亲领着老舅家的大表姐下车走进院子里。我跟在后面不住地左顾右盼，好像不认识她似的。大表姐伸手拽了一下我的耳朵，说：“看什么？你不认识我，我可认得你。你小的时候，我姑姑抱着你的照片，我还保存着呢。”
　　母亲笑着说：“还不过来叫大表姐。”我喊了一声大表姐，就仔细地看她。只见她红红的脸蛋儿，眉清目秀，俊俏而灵动。她的穿着显得干净利索，蓝条纹的“的确良”上衣，浅灰色的制服裤子，脚上是一双黑绒拉带布鞋，一副朴实的工人形象。那时“的确良”刚刚面世，是高贵的布料，只有城里的人才穿得起。第一次会面我喊她大表姐，过了两年，我们第二次会面，我就喊她大嫂了。
　　大嫂是大连石油七厂的化验员，大哥转业到吉林市一所中学担任校长，她就随之转到吉林油脂厂工作，在美丽的江城安家落户了。我那时在新金一中读高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她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屡屡提起。他们的住处是学校的两间库房，冬冷夏潮，老鼠猖獗，大嫂从无怨言。三年困难时期，她挺着个大肚子，每天推着个四个轮子的铁轱辘车，带着大女兒每天步行七八里路上下班，她从未喊过一声累。“文革”期间，大哥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由此，我对大嫂的敬重已然无以言表。
　　更令我感动的是，大嫂有一颗慈母心。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儿是这样，对大哥下边的弟妹们也是关爱有加。我的父母是农民，家境不富裕。1959年，我读高中时，腰痛休学，大哥大嫂把我接到长春，经吉林医大附属医院诊断为腰椎骨结核，治疗花掉了大哥的全部军转费。他们还为我拉下了不少饥荒。母亲对我说：“你是摊上了一个好嫂子，她在我面前，从来就没有提过一个钱字。”1964年，我考入辽宁财经学院，每月的伙食费15元。大嫂怕我交不起，四年里，每次都是准时寄来，从来没有误过。1968年，我走出校门，在黑龙江省克山县沈阳炮兵学院某部锻炼。当地的气候，冬天常常零下40摄氏度左右，凌晨的“鬼龇牙”尤甚。大嫂听说了，担心我挨冻，买了毛线，织成毛衣，连同大哥转业时带回的军用皮带寄到连队，令我的同学十分羡慕。这是我此生的第一件毛衣。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产品不够丰富，毛衣被视为奢侈品。
　　转眼间，我们哥几个都退休了，回到家乡安家落户。几个家庭虽同在大连地区，但凑在一起并不容易。母亲健在时，她一个电话，全家老少都立马聚集在她身边，老人离世后，大哥大嫂就担负起母亲的职责。弟妹们有什么事，都愿意向大哥大嫂讨教;大哥大嫂对弟妹们也是有求必应。在大哥大嫂的率领下，妯娌们互敬互爱，孩子们也团结一心。从2016年开始，我们四兄弟及其孩子们，30多口人的一大家子，每年都欢聚一次。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长嫂若母”这四个字。她在我的心目中，是永远的大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