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浮躁，一切都随之快餐化，教育已然在列，且似乎愈演愈烈。于是“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没有谁是‘无辜’的，谁都在为‘应试教育’的灾难添砖加瓦”，而学生在家长的期望和老师的目标构成的网中成了最可怜的小昆虫。张文质先生的教育讲演录《教育是慢的艺术》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呐喊。
　　“教育需要持久的关注，耐心的等待，需要的是潜滋暗长与潜移默化，‘立竿见影’往往是有害的，甚至是反教育的。”在急功近利的时代背景下，孩子们早成了家长、老师、学校的工具，而学校、教师、家长则成了绑架孩子的一个个“歹徒”，难怪美国的新闻媒体称我们的孩子为“被挟持的一代”。看到这些现象，张文质先生是痛心疾首的，于是，他从三个大的层面揭示了当下教育中生命缺席的原因。
　　首先是学校层面。“在分数才是硬道理的情形下，几乎要所有的初高中都变成考试集中营，变成精神废品的加工场，还扬扬自得不以为耻。”在“唯成绩而名校”的现实背景下，教师的生命是缺席的。在学校领导唯分数的指示下，很多教师哪怕是教学的流程都被规定化了。不是没有个性，而是无法张扬个性。老师成了解剖教材的关节和骨骼然后生产出试卷来“烤”学生的机器，而上级对老师评价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如何。所以，大多数老师只好在摸索着试卷的过程中慢慢变老，或者是怀揣着美好的希望接受着现实的悲凉。看到这些现象张先生说他起先是“难过甚至会有些生气，怎么活成这样啊”，现在却 “心里满是悲情”。书中弥漫的也是教育的悲情，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让读者入其境、现其形，痛现实、思自我。
　　当教师的生命得不到张扬之后，带来的第二个与教育背道而驰的现实就是教师自身生命的主观缺席。在现实的夹缝中，不是脱颖而出，就是在角落中叹息。而后者是大多数教师的当下作为。教师总是在做“偶然的自我”，把教育作了谋生的手段或者认为自己就是那受苦难的西西弗斯，自己的教育生命首先缺席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做了十年甚至三年的老师，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业热度的人少了，而能够把教师作为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有更高的追求了。2009年10月，笔者在上海的一次交流会上曾经提到过“尊重”这个概念，就是首先要老师们尊重自己的职业珍惜当下的岗位，只要埋下头，走好路，自己是可能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笔者立足的是现实。而张文质先生在本书中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在奉行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师们总是不自觉地低调，怕做了出头鸟；在现实的分数夹缝里，将社会对学校的折磨转嫁为对学生的折磨。因此，张先生在第一个章节《“消极”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中就号召我们教育工作者要让生命在场。在学校、教师的生命都缺席之后，张先生将视角转向了最现实的教育场所——课堂。“在课堂里，孩子的生命是被缺席的。”我们在课堂上首先关注的就是答案的正确与否，而很少关注能否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一种勇气，一种表现的冲动，甚至一种独特的表现力，一种引人注目、令人嘉许的个人魅力”。教师对学生轰轰烈烈地进行知识传授、再现和复制的同时，却消磨了孩子的思维品质，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发展。让孩子的知识成长和生命成长严重失衡。“以我有限的学识和遭遇所获得的判断，我厌恶‘轰轰烈烈’的教育，那不是教育，一切‘轰轰烈烈’背后都充满了功力的去向，都可能导致对教育的扭曲。”教育本应是慢的艺术，功力化扭曲教育的同时就在扭曲孩子的生命意识。书中张先生用了“速度”这个词进行形象的说明，一如过马路，是我们追求速度冲过马路呢，还是先保证生命安全之后再过马路？我们的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是放慢速度保生命，而我们的教育正在做的事情是保速度放生命。
　　在分析了生命缺席的现实之后，张先生提出了让“生命在场”的基本策略，只有“生命在场”才是先生认为的真教育。
　　首先学校和教师要有“直面生命和教育悲情”的勇气，从教育的消极中勇敢地走出来，“我们要做自己的第一责任人，而不仅仅把责任归于客观，归于环境，归于体制，归于你的上级”，我们要有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救一个算一个，唤醒一个算一个，促进一个算一个，成全一个算一个”的勇气，让自己的职业追求和职业勇气达成对孩子生命的成全。在教育被无情挤压的今天，达成培育人发展人造就人的教育理想或者说教育的本质，我们需要这种勇气，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让生命在场”更核心地体现在作者对“生命化教育”的阐释上。
　　生命化教育就是对可能健全的生命的成全。张先生从对学生生命至上的培育、尊严意识的树立、美好未来的期待等方面进行了阐释。我们曾经对生命的模糊和荒谬的赞扬，一如赖宁的故事。这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人没有了生命还能做什么呢？张先生的话语让人警醒。其次，生命化教育就是要随顺人的生命自然。让学生有一个乐观的生命状态，“要随顺人的善端”，要随顺人的生命自然，用自然、恰当的方式成全人的禀赋。在我们做了“产品程式化”的教育之后，人的自然属性、理想的心理状态被无情扼杀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了。生命化教育的提出，是对现行教育的匡扶，当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教育的方向。笔者曾写过一文《迟到》——听说颍迟到了，我急速地冲进高二的教室的时候，看到颍的位置空空如也。天呐，她是要补考的同学啊，如果再补考不过关，她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啊！还有20天就要会考了，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上早读的王老师说：“颍又迟到了！”一个“又”字，我的心如坠万丈深渊。脑海里闪烁的是熊熊火光和她舅舅、妈妈焦急的眼神。“王老师，她来了，你让她到办公室找我！”话刚落音，颍出现在了我的视域之内。或许是明白了自己的过错吧，她没有招呼我，溜进了教室里。我的心竟然瞬间释然。“梅老师，我叫她出来！”“不用了，这是早晨，我不想影响她一天的情绪。”教育家说：“早晨，是不能批评孩子的。”如今看此书，又想起这件事来，心想：还好，我们都没有迟到。
　　最后是生命化教育也是个性化的教育。笔者看来，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也是时下每一个教育者都能意识到的问题。但生命化教育的充分阐释，确实是先生认为的解决当下教育弊病的方向所在。
　　在学校、教师、课堂三个层面“生命缺席”之时，《教育是慢的艺术》还原了教育“慢”的本质，还原了“每个生命都是在无限的范围内趋向于神的”本质，将对生命的真正尊重提到了教育的实质上来。同时，在这本讲演录中，张文质先生的大多数言语是激烈的甚至是愤青的，但是张先生也是理智的，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使得他自己的理论体系避免了很多学术著作“放空炮”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弊病。
　　可是，当我们跳出来审视张文质先生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张先生也留下了遗憾。他在纠正现实和传统的偏颇的同时，却进入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对生命的成全与随顺、对自然属性的随顺与应然引导当做了对人的教育。
　　人不仅仅是拥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还拥有自己的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恰恰是基本和重要的属性。张先生在书中更多强调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尊重。例如他举了“王二小”的事例，引用一教授的话“说实在的，如果碰到这个情形，我可能实在不敢学王二小”。张先生认为“在这一类问题上往往有很多的误导”。那么我们的教育所承载的德育功能，我们传统文化里所包含的“集体为上”的观念是不是会因为先生的主张而遗失呢？自然属性的人如果脱离了集体依托，恐怕也人不如人了吧。张先生在自己的书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
　　我以为一定要有一个小团队，有一个哪怕是微小的目标。我们偶尔能在一起谈谈教育，谈谈我们的读书，甚至，结伴去郊游，到哪里去看看山看看水，都是一种可以去做尝试的生活。
　　如果我们一味地随顺了孩子的自然属性，那么张先生所认为的“一定要”又作何解释呢？他的主张更多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在场，而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恐怕培养出来的仍然是生命的缺席。生命的在场，即是对人的生命成长的尊重，对人生命尊严的尊重；而生命的缺席不仅仅是无视成长和尊严，也应该包括对生命中人的社会因素的无视吧。
　　教育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珍爱，对尊严的尊重，教育因而是一件极其谨慎的事。所以，不能所谓高效不能所谓轰轰烈烈，它应该是一种“慢的艺术”。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相城区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责任编辑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