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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命运》(Politics and Fate)尸书的作者安德鲁，甘布尔(Andrw Gamble)是英回的著名学者，现为谢菲尔德大学(theUniversity of Sheffield)政治学教授和该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主任。甘布尔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学理论和当代英国政治；他先后撰写过十余种学术著作，比较有名的有:<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潮》(!ntroduc·tion’to Modem ，Social。and PoliticalThought，t，1981)；《自由经济和强大政府：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学》(The Free Economy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Thatcherism，1994)；《海耶克：自由的铁笼》(Hayek：The lron Cage；Of Liberty，1g96)b此外，他还和其他学者一起编辑过十余种学术著作，比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Marxism and，Social Science，1999)；《撒切尔的法律》(Thatcher％Law，1989)；《英国的政党制度和经济政策》(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and，Economic Policy, 1945”1983： Studies in Adversary Politics，1990)，等等。 《政治和命运》一书悬他最新的一本著作，作为《21世纪主题》(Themes for the21st Century)丛书之一在2000年由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二个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为非政治学者、但关心政治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读者所撰写的普及性著作。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截止到2003年4月7日，仅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卖出了612611册。
政治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控制其命运的一种活动。但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所谓自由民主制(1iberal democra-‘y)在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和自私自利，使人们开始怀疑政治、甚至鄙视政治，一些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信奉者甚至提出要消解和消灭政治，政治终结的论调随着历史终结论的出现而甚嚣尘上，并且进一步扩展为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和公共领域的终结，一时间，国际学术界形成了被作者称为终结论(endism)的强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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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论者对人类能否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了怀疑，对人类的前途也深感悲观。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全球化和现代技术发展必然释放出种种非人力量(impersonalforces)，这些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束缚人类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铁笼子。这个社会既是反政治(如abti-Po-litieal)，也是非政治的(unpolitical)，它没有希望，也缺少能够做出其他选择所需要的手段，因此，它也没有前途。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情绪反映了人们对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以及对近代以来占思想界主导地位的以理性和进步观念为核心的启蒙主义、甚至是现代性本身的深深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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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世纪末的悲观论调，甘布尔重新举起启蒙主义的旗帜，剖析并批驳了各种终结论的理论前提和历史论据，用逻辑和历史的方法，阐述了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政治的形式可能改变，但政治的本质——作为人类社会命运主宰——却不会改变。虽然政治和人类命运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张力，但是，人类应该、也有可能控制它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力量。甘布尔似乎相信，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由非人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政治所决定。至于这种政治能否实现了人类的目标，则取决于人类能否从过去的成败荣辱中汲取经验。
政治作为一门学术，在西方一般都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在其传世名著《政治学》中对政治的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接受，现今林林总总的政治定义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扩充和深化而已。这一定义的重要性就在于政治是界定人类和非人类的一个标识。由此可见，政治在人类社会组织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几乎与政治难舍难分。在人类的早期，因为自然环境的残酷，个体如果不与群体合作便无法生存，于是就有了群体合作，有了氏族社会，有公共空间，有了公共权力以管理公与私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最重要的含义——权力b有了不同的氏族，人类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的挑战，而且还有来自同类的挑战。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类之间就出现了仇杀’，于是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确定，“我们”可能从氏族发展为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他们也可能遵循同样的途径成为另一个国家，于是政治便有了另一种含义——确定和建构身份。国家只是个人最后的身份，而在国家内部，因出身、血缘、地域、职业和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人群，而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可能得到平等均分，即便是弱肉强食；也还是需要某种秩序，于是，政治便有了第三种含义，秩序的政治。 虽然这主种具体的政治概念是甘布尔提出的，但它的历史解说却是我这个历史学者加上去的。谈论这三种具体政治时，甘布尔用的是the poiitical(政治衍生物：，政治要素)，它们在一起构成了polities‘(政治)。这样细微的差别有时在中文中很难转译出来，只好一股脑地翻译为“政治”。 narratives(叙事，叙述)也是作者常用的一个概念，并且进一步发展为meta-narratives,grand narrafives,historicalnana-，fives。我只好根据上下文把它们分别译为元或根本叙事、宏大叙事和历史叙事。为什么一些后现代作者喜欢用“叙事“这一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历史”这一类似的概念呢?我想，关键可能在于他们想颠覆历史这一概念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叙事则可以是完全主观的，因叙事者的不同而异，没有多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性和真实可言。
甘布尔把二十世纪后期学界各种大谈特谈历史终结、政治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和论调称之为endism，考虑到这些作者大都是后现代的信奉者，也就是那些最讨厌各种“主义”的人，故用“终结论”来译之。与此相关的、便是postmodernlism和，post-modernity。显然，把没有信仰、抛弃历史、拒绝政治、无所谓未来的这些后现代观念概括并称为“后现代主义”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这些观念容不得任何信仰和政治，遑论主义。所以只好简单地用后现代[状态]和后现代特性来意译。而postmodernist也就只好称之为后现代分子或后现代信奉者。
‘ Accountability是一个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甘布尔的著述也不例外。中文世界一般把它译为问责制。其含义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掌权者，不论是民选官员，还是任命官员(公务员、官僚；行政人员或文官)都有义务回应公民(选民、公众)的要求和质问；二是公众，不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群体，都有权利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各种必要的信息。
除了一些常用的政治概念外，作者还自造了一些词。比如11yperglobalist，它是指那些极度热衷于全球化的那些人，因此译为…；全球化热衷分子”；扩展型国家(ex·tended state)是甘布尔常用的另一 个概念，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的扩大而造成的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 另外，在自由派(Uberals)这一概念外，作者还用了libertarians这一表述。它在哲学上是指自由意志论者，但在政治学上，通常是指一味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民众应该对其思想和行动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受制于政府的权威，这里只好译为“极端自由派”。 在最近政治学的著述中，从政府(gov-em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甘布尔在本书中对此也有不少的论述。本来，治理的概念来自企业的管理，它在政治学上的广泛应用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中的网络结构发展迅猛，传统金宇塔式的政府管理已不再适用于新的现实，而且，政府的管理日益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腐蚀。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和问题需要更多的政府以外的管理：于是，政治学家们便越来越多地用治理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既有政府也有非政府的管理。 虽然这是一本普及性读物，但作者喜欢咬文嚼字，典型的句型是一个从句套着一个从句，严谨有余，流畅不足，理解和翻译起来相当麻烦。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四位世界史研究生，我对全部译文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订。但由于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限制，译校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肯定还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政治和命运》，安德鲁·甘布尔著，胡晓进、罗珊珍等译，任东来校：讧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政治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控制其命运的一种活动。但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所谓自由民主制(1iberal democra-‘y)在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和自私自利，使人们开始怀疑政治、甚至鄙视政治，一些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信奉者甚至提出要消解和消灭政治，政治终结的论调随着历史终结论的出现而甚嚣尘上，并且进一步扩展为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和公共领域的终结，一时间，国际学术界形成了被作者称为终结论(endism)的强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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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论者对人类能否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了怀疑，对人类的前途也深感悲观。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全球化和现代技术发展必然释放出种种非人力量(impersonalforces)，这些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束缚人类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铁笼子。这个社会既是反政治(如abti-Po-litieal)，也是非政治的(unpolitical)，它没有希望，也缺少能够做出其他选择所需要的手段，因此，它也没有前途。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情绪反映了人们对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以及对近代以来占思想界主导地位的以理性和进步观念为核心的启蒙主义、甚至是现代性本身的深深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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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世纪末的悲观论调，甘布尔重新举起启蒙主义的旗帜，剖析并批驳了各种终结论的理论前提和历史论据，用逻辑和历史的方法，阐述了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政治的形式可能改变，但政治的本质——作为人类社会命运主宰——却不会改变。虽然政治和人类命运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张力，但是，人类应该、也有可能控制它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力量。甘布尔似乎相信，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由非人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政治所决定。至于这种政治能否实现了人类的目标，则取决于人类能否从过去的成败荣辱中汲取经验。
政治作为一门学术，在西方一般都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在其传世名著《政治学》中对政治的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接受，现今林林总总的政治定义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扩充和深化而已。这一定义的重要性就在于政治是界定人类和非人类的一个标识。由此可见，政治在人类社会组织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几乎与政治难舍难分。在人类的早期，因为自然环境的残酷，个体如果不与群体合作便无法生存，于是就有了群体合作，有了氏族社会，有公共空间，有了公共权力以管理公与私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最重要的含义——权力b有了不同的氏族，人类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的挑战，而且还有来自同类的挑战。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类之间就出现了仇杀’，于是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确定，“我们”可能从氏族发展为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他们也可能遵循同样的途径成为另一个国家，于是政治便有了另一种含义——确定和建构身份。国家只是个人最后的身份，而在国家内部，因出身、血缘、地域、职业和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人群，而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可能得到平等均分，即便是弱肉强食；也还是需要某种秩序，于是，政治便有了第三种含义，秩序的政治。 虽然这主种具体的政治概念是甘布尔提出的，但它的历史解说却是我这个历史学者加上去的。谈论这三种具体政治时，甘布尔用的是the poiitical(政治衍生物：，政治要素)，它们在一起构成了polities‘(政治)。这样细微的差别有时在中文中很难转译出来，只好一股脑地翻译为“政治”。 narratives(叙事，叙述)也是作者常用的一个概念，并且进一步发展为meta-narratives,grand narrafives,historicalnana-，fives。我只好根据上下文把它们分别译为元或根本叙事、宏大叙事和历史叙事。为什么一些后现代作者喜欢用“叙事“这一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历史”这一类似的概念呢?我想，关键可能在于他们想颠覆历史这一概念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叙事则可以是完全主观的，因叙事者的不同而异，没有多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性和真实可言。
甘布尔把二十世纪后期学界各种大谈特谈历史终结、政治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和论调称之为endism，考虑到这些作者大都是后现代的信奉者，也就是那些最讨厌各种“主义”的人，故用“终结论”来译之。与此相关的、便是postmodernlism和，post-modernity。显然，把没有信仰、抛弃历史、拒绝政治、无所谓未来的这些后现代观念概括并称为“后现代主义”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这些观念容不得任何信仰和政治，遑论主义。所以只好简单地用后现代[状态]和后现代特性来意译。而postmodernist也就只好称之为后现代分子或后现代信奉者。
‘ Accountability是一个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甘布尔的著述也不例外。中文世界一般把它译为问责制。其含义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掌权者，不论是民选官员，还是任命官员(公务员、官僚；行政人员或文官)都有义务回应公民(选民、公众)的要求和质问；二是公众，不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群体，都有权利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各种必要的信息。
除了一些常用的政治概念外，作者还自造了一些词。比如11yperglobalist，它是指那些极度热衷于全球化的那些人，因此译为…；全球化热衷分子”；扩展型国家(ex·tended state)是甘布尔常用的另一 个概念，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的扩大而造成的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 另外，在自由派(Uberals)这一概念外，作者还用了libertarians这一表述。它在哲学上是指自由意志论者，但在政治学上，通常是指一味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民众应该对其思想和行动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受制于政府的权威，这里只好译为“极端自由派”。 在最近政治学的著述中，从政府(gov-em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甘布尔在本书中对此也有不少的论述。本来，治理的概念来自企业的管理，它在政治学上的广泛应用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中的网络结构发展迅猛，传统金宇塔式的政府管理已不再适用于新的现实，而且，政府的管理日益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腐蚀。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和问题需要更多的政府以外的管理：于是，政治学家们便越来越多地用治理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既有政府也有非政府的管理。 虽然这是一本普及性读物，但作者喜欢咬文嚼字，典型的句型是一个从句套着一个从句，严谨有余，流畅不足，理解和翻译起来相当麻烦。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四位世界史研究生，我对全部译文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订。但由于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限制，译校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肯定还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政治和命运》，安德鲁·甘布尔著，胡晓进、罗珊珍等译，任东来校：讧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