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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互联网领域22起经营者集中案实施了立案调查，涉案企业分别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保障企业的生存环境，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中国愈发重视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企业”）的合规问题，对其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营企业法治建设有所改善
非公企业是指归中国内地公民私人所有或归外商、港澳台商所有的经济成份占主导或相对主导地位的企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非公企业是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但也应该看到，不少非公企业在管理决策、合规内控方面存在缺陷，而使之面临诸多法律风险，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民营企业为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2020年度，在3245次企业家犯罪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3011次，占92.8%。在3063名犯罪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家涉罪人数共2876人，约占93.9%。该中心主任张远煌表示：“民营企业家已成为刑事风险的高发群体。不少企业在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上，存在着重利润、轻风控的结构性缺陷。”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将法治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坚固“盾牌”，坚持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根据赛尼尔法务智库今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进入测评的4132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上市公司共2939家，占总数的71.13%，其法律风险指数均值是25.042，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指数均值，但较上一年的指数下降了9.57%。
从违规、非标报告和高管责任这几项主要法律风险分指标来看：2020年，非国有上市公司违规数量为285家，共计出现481次违规，但与上一年度相比，违规公司占比和平均违规次数有所下降，表明在内控方面，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违规风险有所降低;在非标报告方面，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被出具非标报告的公司占比为7.76%，比上一年度有小幅下降，表明在证监会监管下，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处理规范程度上有所改善;与2019年相比，2020年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平均高管責任从0.377下降到0.341，说明2020年度非国有上市公司对高管行为的监督有一定成效。
11月4日，京师律师企业合规研究中心主任王发旭对《法人》记者表示，近一年来，民营企业的法治建设有所改善，“中国民营企业或是家族企业，或是夫妻店，公司的规则、规章经常发生变化。过去，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传统观念中，法律属于舶来品，他们打心眼里对契约精神缺乏尊重，一遇到纠纷更愿意去寻求潜规则的帮助。但现在，越来越多地的企业家愿意依法调整企业管理框架，使企业逐渐规范化。”他提到，尤其是在和一些广东企业家交流时，“他们首先不问你怎么做会赚大钱，而是问你做事的风险在哪里，这就是观念上的改变。”
互联网企业法务工作量井喷
近20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但不可否认，其投资机制、法治环境等仍有待完善。
新浪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谷海燕在互联网行业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已有近20年，11月4日，她对记者表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应对法律问题基本无章可循，“在我刚入行时，针对互联网的法律法规非常少。著作权法修订之后才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之前，我们都是通过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著作权’相关案件的司法解释做大量诉讼案件。”
她告诉记者，直到互联网行业发展了10年左右，系统性的互联网法律法规才逐渐出炉。例如，针对网络数据安全、用户隐私、未成年人保护、不正当竞争等更加体现精细化管理的法律法规，近5年才开始出现。
而今，中国互联网法律规制体系已初步建立，规范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出了合理竞争机制，营造了互联网和谐有序发展的氛围。在2018年和2021年，北京和广州分别增设了互联网法院，这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要举措。作为互联网法律人，谷海燕由衷感到，中国互联网法律法规更新迭代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对于在互联网领域从事法律规制的人员来讲，要不断更新知识架构和专业技巧，随时关注相关法律动态，企业才能及时利用相关规定获取权利、维护权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法务工作的组织架构逐步完善，法务团队日益壮大，很多企业针对不同领域分别建立了专门的业务团队。例如，新浪从最初单一的法务结构发展到包括投资、诉讼、知识产权、政府关系、合同审核、微博等业务板块的体系化管理，各部门相互协作，分工管理公司全部法律工作。
随着组织架构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企业法务人员的工作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单就部门起草签署的合同数量和提供管理服务的公司主体数量来说，就呈现出了飞速增长态势。”谷海燕说。
她还认为，由于互联网产品的更新速度远超传统行业，企业法务需要随时关注并跟进新产品相关行业动态、情报变化，“通过获取和分析知识产权最新情报，企业能及时掌握市场上已有的技术，知道自己缺乏何种技术以及何种技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法务人员需懂商业逻辑
不管是合同、合规的制定，还是纠纷的解决，都需要企业法务人员了解其中的商业逻辑。“非公企业的法务治理应该符合当下‘法’‘商’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时，必须了解这些法律问题背后的商业逻辑，在扎实和宏观的法律意识框架下，嵌入商业实操思维，保持微观视角，统筹和综合平衡公司各方面利益。”谷海燕表示，“投资或诉讼时，怎样为公司争取最大商业利益，也是企业法务人员追求的目标。”
“为企业服务，最终还是要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合规是不让企业去赚冒险的钱，而是要引导其赚合法的钱。”王发旭表示。
前些年，个别民营企业家认为，如果全听法务人员的话，公司就别想赚钱。但谷海燕认为，这是一种陈旧的观念，“现在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十分精细化，企业法务人员需要帮助企业‘翻译’法律法规，要帮助公司理解法律的边界在哪里，运营的边界在哪里，怎么样能不牺牲市场利益和客户感受又能合法经营”。
王发旭认为，如果企业合规，老板可能不会一夜暴富，但是企业能行稳致远，如果不合规，老板即使一夜暴富，也可能会因违法违规而深陷麻烦。
近几年来，非公企业的法务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公司法务人员数量甚至达到200人左右，专业也愈发细分，这从侧面说明，法务人员在企业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我刚毕业时，很多同学都把律师作为职业第一选择，但现在，很多法律专业的朋友都认为做企业法务更有意义。”谷海燕说，“公司法务人员在综合能力方面很可能超过律师。因为在做企业战略合资、处理较大争议或与政府沟通的，需要联动公司和社会各个板块及资源。这是外聘的律师无法做到的。”
（责编 白馗 美编 刘晓莹）
为了保障企业的生存环境，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中国愈发重视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企业”）的合规问题，对其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营企业法治建设有所改善
非公企业是指归中国内地公民私人所有或归外商、港澳台商所有的经济成份占主导或相对主导地位的企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非公企业是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但也应该看到，不少非公企业在管理决策、合规内控方面存在缺陷，而使之面临诸多法律风险，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民营企业为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2020年度，在3245次企业家犯罪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3011次，占92.8%。在3063名犯罪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家涉罪人数共2876人，约占93.9%。该中心主任张远煌表示：“民营企业家已成为刑事风险的高发群体。不少企业在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上，存在着重利润、轻风控的结构性缺陷。”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将法治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坚固“盾牌”，坚持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根据赛尼尔法务智库今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进入测评的4132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上市公司共2939家，占总数的71.13%，其法律风险指数均值是25.042，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指数均值，但较上一年的指数下降了9.57%。
从违规、非标报告和高管责任这几项主要法律风险分指标来看：2020年，非国有上市公司违规数量为285家，共计出现481次违规，但与上一年度相比，违规公司占比和平均违规次数有所下降，表明在内控方面，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违规风险有所降低;在非标报告方面，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被出具非标报告的公司占比为7.76%，比上一年度有小幅下降，表明在证监会监管下，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处理规范程度上有所改善;与2019年相比，2020年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平均高管責任从0.377下降到0.341，说明2020年度非国有上市公司对高管行为的监督有一定成效。
11月4日，京师律师企业合规研究中心主任王发旭对《法人》记者表示，近一年来，民营企业的法治建设有所改善，“中国民营企业或是家族企业，或是夫妻店，公司的规则、规章经常发生变化。过去，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传统观念中，法律属于舶来品，他们打心眼里对契约精神缺乏尊重，一遇到纠纷更愿意去寻求潜规则的帮助。但现在，越来越多地的企业家愿意依法调整企业管理框架，使企业逐渐规范化。”他提到，尤其是在和一些广东企业家交流时，“他们首先不问你怎么做会赚大钱，而是问你做事的风险在哪里，这就是观念上的改变。”
互联网企业法务工作量井喷
近20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但不可否认，其投资机制、法治环境等仍有待完善。
新浪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谷海燕在互联网行业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已有近20年，11月4日，她对记者表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应对法律问题基本无章可循，“在我刚入行时，针对互联网的法律法规非常少。著作权法修订之后才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之前，我们都是通过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著作权’相关案件的司法解释做大量诉讼案件。”
她告诉记者，直到互联网行业发展了10年左右，系统性的互联网法律法规才逐渐出炉。例如，针对网络数据安全、用户隐私、未成年人保护、不正当竞争等更加体现精细化管理的法律法规，近5年才开始出现。
而今，中国互联网法律规制体系已初步建立，规范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出了合理竞争机制，营造了互联网和谐有序发展的氛围。在2018年和2021年，北京和广州分别增设了互联网法院，这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要举措。作为互联网法律人，谷海燕由衷感到，中国互联网法律法规更新迭代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对于在互联网领域从事法律规制的人员来讲，要不断更新知识架构和专业技巧，随时关注相关法律动态，企业才能及时利用相关规定获取权利、维护权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法务工作的组织架构逐步完善，法务团队日益壮大，很多企业针对不同领域分别建立了专门的业务团队。例如，新浪从最初单一的法务结构发展到包括投资、诉讼、知识产权、政府关系、合同审核、微博等业务板块的体系化管理，各部门相互协作，分工管理公司全部法律工作。
随着组织架构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企业法务人员的工作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单就部门起草签署的合同数量和提供管理服务的公司主体数量来说，就呈现出了飞速增长态势。”谷海燕说。
她还认为，由于互联网产品的更新速度远超传统行业，企业法务需要随时关注并跟进新产品相关行业动态、情报变化，“通过获取和分析知识产权最新情报，企业能及时掌握市场上已有的技术，知道自己缺乏何种技术以及何种技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法务人员需懂商业逻辑
不管是合同、合规的制定，还是纠纷的解决，都需要企业法务人员了解其中的商业逻辑。“非公企业的法务治理应该符合当下‘法’‘商’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时，必须了解这些法律问题背后的商业逻辑，在扎实和宏观的法律意识框架下，嵌入商业实操思维，保持微观视角，统筹和综合平衡公司各方面利益。”谷海燕表示，“投资或诉讼时，怎样为公司争取最大商业利益，也是企业法务人员追求的目标。”
“为企业服务，最终还是要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合规是不让企业去赚冒险的钱，而是要引导其赚合法的钱。”王发旭表示。
前些年，个别民营企业家认为，如果全听法务人员的话，公司就别想赚钱。但谷海燕认为，这是一种陈旧的观念，“现在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十分精细化，企业法务人员需要帮助企业‘翻译’法律法规，要帮助公司理解法律的边界在哪里，运营的边界在哪里，怎么样能不牺牲市场利益和客户感受又能合法经营”。
王发旭认为，如果企业合规，老板可能不会一夜暴富，但是企业能行稳致远，如果不合规，老板即使一夜暴富，也可能会因违法违规而深陷麻烦。
近几年来，非公企业的法务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公司法务人员数量甚至达到200人左右，专业也愈发细分，这从侧面说明，法务人员在企业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我刚毕业时，很多同学都把律师作为职业第一选择，但现在，很多法律专业的朋友都认为做企业法务更有意义。”谷海燕说，“公司法务人员在综合能力方面很可能超过律师。因为在做企业战略合资、处理较大争议或与政府沟通的，需要联动公司和社会各个板块及资源。这是外聘的律师无法做到的。”
（责编 白馗 美编 刘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