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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权力”和“权利”是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掌控着强制性、指派性的一种资格，因之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分配而是少数人的特殊拥有。通俗地说，就是权力常常是官方行为。这是常识，无须争辩。至于权力能否成为权力文明，尤其是能否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古代，权力往往是暴力、势力、特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也就是说那时的权力，文明属性很少，文明含量很低。即使被人称誉的清官，也在“青天”一词之后附上“大老爷”一词。易言之就是那样的权力文明只是“大老爷”的权力文明而已，而不是被全社会统一共识的权力文明。然而清官文明也好，青天大老爷文明也好，只要有文明因素，就比权力野蛮、权力暴力、权力恣肆要好，尽管老百姓那样的希望和祈盼带有很大的可怜意味。
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为清官唱颂歌的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等，也出现了不少称颂某些皇帝、清官“微服私访”的传说。虽然那些公案小说、那些故事传说的内容，十之八九说的是官场内部的惩贪、平冤之事，直接涉及解决民苦民冤的事少之又少，但仅仅有一点点就足以使老百姓动情地大喊“皇上万岁”、“大老爷圣明”。实际上那是可怜，而那样的可怜又偏偏强化了那种落后的权力文明。
屈原曾做过大官（三闾大夫、左徒），身陷逆境中写出的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能为民而哀就不容易了，不能强求他去干多少直接利民的事。我读遍了屈原的诗文，却查找不出他直接为民办出的一件具体之事。仅仅为了他对民的哀情，老百姓就敬其如神，这虽然能说明民心之正但却很难证明那是真正的权力文明。
中国古代的权力文明，最高的信条无非是“代民做主”、“替民做主”。一个“代”字，一个“替”字，也说明民本身从来不是“主”。
现代、当代的权力文明在品位上提高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权力文明的主旨，可喜可贺。但是细想起来，官只是人民的服务对象，而不是人民中的平等一员。若是把有资格为人民服务视为官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级别，也极有可能将服务异化为恩赐或施舍。也就是说，那样的权力文明仍未上升到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水平。
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以刻意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是民上之人，是官员，因为十足的人民无须去提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是特殊的名词，主要指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等“红色”群体，而把其它“黑色”、“亚黑色”的群体已经排除在“人民”之外。然而在实际上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权力就必然带有等级性、压迫性，而且会成为惯性、本能。举例说，工人站在该厂的书记、厂长面前，农民站在该村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面前，又何尝真的感觉到了平等！受到的权力压迫又何尝少！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实行了“政企分家”，官员只管行政上的事，企业主只管经营上的事。但你只要细看，无论是官员的权力还是企业主的权力（包括事业单位头头的权力），其中的霸权（包括行为霸权和语言霸权）因素又何尝少！
中国的不良传统之一就是常常将正当的权力，变质为特殊的霸权。霸权的表现方式很多，如：一、意志霸权，主要指一方一地、一行一业的顶级之官即“一把手”，都很习惯地把他的个人意志扩展为公共愿望；二、行为霸权，主要指一经为官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凭他的心血来潮；三、语言霸权，主要指官员说什么话都等于指示，等于法令，包括他的无知妄言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四、利益特权，主要指官员的侵吞、贪污、受贿、霸占等行为都合法；五、情感霸权，主要指官员想恨谁就恨谁，想爱谁就爱谁，不理会对方是正义之人还是邪恶之徒。
这样的传统习惯，至今仍未克服，而且有根深蒂固、此伏彼起之意。所以我们要告别那样的“权力文明”，而且要努力向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推进。
什么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首先指能够做到鄙弃三种东西：一是将权力看成是对无权者的恩赐、施舍；二是无权者将权势者视为乞求对象、跪拜对象；三是（这一点最重要）将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这都不是权力文明，而是权力愚昧，权力野蛮。
当前的中国权力文明，之所以仍不乏愚昧属性，也在于这三点：一、凡是官员为平民百姓做一点好事（尽管有作秀意味），也把这样的事视为对平民的恩赐，最愿听到对方的感恩戴德之言；二、平民、下属见上司对自己有一点关照，就觉得上司恩重如山，理应天天焚香膜拜；三、即使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以权谋利，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十分正常而且理所应当的事。
这样的权力文明，其实是伪文明、反文明。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好多的官员不知道他所担任的職务无非是社会分工的暂时需要，任何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行为都是十分可笑的。把他的职务换掉，改成别人去担任，照旧能把事情办好，甚而办得更好。
懂得这一点，就是贴近了当代的权力文明。
但是我们与这样的权力文明相比，仍有太远太远的距离！好像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升了官，顿时就觉得自己是贵人、贵族，连说话、出气儿的模样都大变，有了威风。其实这不仅不是权力文明，而且是权力堕化。高品位的权力文明，不只是一种行为、一种业务，也是一种道德、一种人格品位。权力的行使者（即官员）虽然不一定是人人景仰的道德楷模，不一定是大君子、大仁人、大志士，但至少要超过一般性的道德及格线。人格形象虽然不一定十分丰满，不一定是大德、大智、大才、大能统统足备的人，但至少要有一点使大多数人觉得可爱、可亲的魅力。官不能使民觉得可爱可亲，只是觉得其可畏、可惧，官员本身还觉得这是他有本领、有威信的体现，这都是对真正权力文明的蒙昧无知。
权力文明是一切文明中的重头文明。权力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化的导航器和发动机。官清、官明、官智尤其是官本身的心理善化，是社会在总体上提高文明素养的重要标志。反之，权力的伪化、恶化、丑陋化，任何的治世、治国、治民之术都会落得千年无实效的地步。
我们离理想的权力文明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第二个问题：面对不尽人意的权力文明现实，我们应当怎么办？
“权力”和“权利”是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掌控着强制性、指派性的一种资格，因之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分配而是少数人的特殊拥有。通俗地说，就是权力常常是官方行为。这是常识，无须争辩。至于权力能否成为权力文明，尤其是能否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古代，权力往往是暴力、势力、特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也就是说那时的权力，文明属性很少，文明含量很低。即使被人称誉的清官，也在“青天”一词之后附上“大老爷”一词。易言之就是那样的权力文明只是“大老爷”的权力文明而已，而不是被全社会统一共识的权力文明。然而清官文明也好，青天大老爷文明也好，只要有文明因素，就比权力野蛮、权力暴力、权力恣肆要好，尽管老百姓那样的希望和祈盼带有很大的可怜意味。
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为清官唱颂歌的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等，也出现了不少称颂某些皇帝、清官“微服私访”的传说。虽然那些公案小说、那些故事传说的内容，十之八九说的是官场内部的惩贪、平冤之事，直接涉及解决民苦民冤的事少之又少，但仅仅有一点点就足以使老百姓动情地大喊“皇上万岁”、“大老爷圣明”。实际上那是可怜，而那样的可怜又偏偏强化了那种落后的权力文明。
屈原曾做过大官（三闾大夫、左徒），身陷逆境中写出的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能为民而哀就不容易了，不能强求他去干多少直接利民的事。我读遍了屈原的诗文，却查找不出他直接为民办出的一件具体之事。仅仅为了他对民的哀情，老百姓就敬其如神，这虽然能说明民心之正但却很难证明那是真正的权力文明。
中国古代的权力文明，最高的信条无非是“代民做主”、“替民做主”。一个“代”字，一个“替”字，也说明民本身从来不是“主”。
现代、当代的权力文明在品位上提高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权力文明的主旨，可喜可贺。但是细想起来，官只是人民的服务对象，而不是人民中的平等一员。若是把有资格为人民服务视为官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级别，也极有可能将服务异化为恩赐或施舍。也就是说，那样的权力文明仍未上升到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水平。
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以刻意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是民上之人，是官员，因为十足的人民无须去提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是特殊的名词，主要指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等“红色”群体，而把其它“黑色”、“亚黑色”的群体已经排除在“人民”之外。然而在实际上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权力就必然带有等级性、压迫性，而且会成为惯性、本能。举例说，工人站在该厂的书记、厂长面前，农民站在该村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面前，又何尝真的感觉到了平等！受到的权力压迫又何尝少！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实行了“政企分家”，官员只管行政上的事，企业主只管经营上的事。但你只要细看，无论是官员的权力还是企业主的权力（包括事业单位头头的权力），其中的霸权（包括行为霸权和语言霸权）因素又何尝少！
中国的不良传统之一就是常常将正当的权力，变质为特殊的霸权。霸权的表现方式很多，如：一、意志霸权，主要指一方一地、一行一业的顶级之官即“一把手”，都很习惯地把他的个人意志扩展为公共愿望；二、行为霸权，主要指一经为官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凭他的心血来潮；三、语言霸权，主要指官员说什么话都等于指示，等于法令，包括他的无知妄言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四、利益特权，主要指官员的侵吞、贪污、受贿、霸占等行为都合法；五、情感霸权，主要指官员想恨谁就恨谁，想爱谁就爱谁，不理会对方是正义之人还是邪恶之徒。
这样的传统习惯，至今仍未克服，而且有根深蒂固、此伏彼起之意。所以我们要告别那样的“权力文明”，而且要努力向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推进。
什么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首先指能够做到鄙弃三种东西：一是将权力看成是对无权者的恩赐、施舍；二是无权者将权势者视为乞求对象、跪拜对象；三是（这一点最重要）将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这都不是权力文明，而是权力愚昧，权力野蛮。
当前的中国权力文明，之所以仍不乏愚昧属性，也在于这三点：一、凡是官员为平民百姓做一点好事（尽管有作秀意味），也把这样的事视为对平民的恩赐，最愿听到对方的感恩戴德之言；二、平民、下属见上司对自己有一点关照，就觉得上司恩重如山，理应天天焚香膜拜；三、即使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以权谋利，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十分正常而且理所应当的事。
这样的权力文明，其实是伪文明、反文明。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好多的官员不知道他所担任的職务无非是社会分工的暂时需要，任何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行为都是十分可笑的。把他的职务换掉，改成别人去担任，照旧能把事情办好，甚而办得更好。
懂得这一点，就是贴近了当代的权力文明。
但是我们与这样的权力文明相比，仍有太远太远的距离！好像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升了官，顿时就觉得自己是贵人、贵族，连说话、出气儿的模样都大变，有了威风。其实这不仅不是权力文明，而且是权力堕化。高品位的权力文明，不只是一种行为、一种业务，也是一种道德、一种人格品位。权力的行使者（即官员）虽然不一定是人人景仰的道德楷模，不一定是大君子、大仁人、大志士，但至少要超过一般性的道德及格线。人格形象虽然不一定十分丰满，不一定是大德、大智、大才、大能统统足备的人，但至少要有一点使大多数人觉得可爱、可亲的魅力。官不能使民觉得可爱可亲，只是觉得其可畏、可惧，官员本身还觉得这是他有本领、有威信的体现，这都是对真正权力文明的蒙昧无知。
权力文明是一切文明中的重头文明。权力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化的导航器和发动机。官清、官明、官智尤其是官本身的心理善化，是社会在总体上提高文明素养的重要标志。反之，权力的伪化、恶化、丑陋化，任何的治世、治国、治民之术都会落得千年无实效的地步。
我们离理想的权力文明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第二个问题：面对不尽人意的权力文明现实，我们应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