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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界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先秦以降，文学或被认为载道工具，或杂糅于其他文体而被视做“小道”、“末流”，一方面总跳不出儒家诗教的樊篱，同时其归属问题也始终游走于两可之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清末民初年间，值“旧泽已衰”、“新潮弗发”之际，深受“国故”及“西学”双重浸淫的周作人对我国传统文论作了大量的解构式话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