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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四十岁，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招，赴鄂商办芦汉铁路，对他来说实是天赐良机。前一年他向翁同龢赠送字画，试图借机营办铁路，结果被翁氏称为“邪蒿”。这一次赴鄂，他身上似乎也只有一张向洋人借来的一千万两的空头支票，动的是以无搏有、以小搏大的念头。一个介于体制夹缝中的人，要想办成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必须疏通官场门路，承认当时官场的一些潜规则，刘鹗为了一展宏图不惜行贿、开假支票，折射出的恰恰是当时的官场生态。
关于这次武昌之行，蒋逸雪《刘鹗年谱》说：“时之洞左右，言路政者首推盛宣怀，宣怀嫉其能，觝排不遗余力，所拟芦汉路委员名单竟无鹗。”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说法也相近，并补充说：“盛是实缺道，特保的四品京堂，先生不过是一个候补知府，从官阶上说他也是上司，不能有什么争衡。两人当时的争执，据我分析，焦点在利用外资方面。因当时两人都主张借款办路，盛主张借比国，先生主张借英款。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幕后的帝国主义者就必须排斥其他一方，斗争表面化以后，就成为个人之间的争衡。”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刘鹗此行并非完全失败，而是开始了一段和盛宣怀的合作关系。现存盛宣怀档案中，保存了刘鹗致盛宣怀书信二十余通，从未被披露，尚可以让我们窥见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节。
这批书信中，有一份刘鹗进呈盛宣怀的履历单，相当于今天的个人简历，记录了刘氏早年的一些事迹：
发往山东差委选用知府刘鹗谨禀呈令陈：卑府现年三十七岁，江苏镇江府丹徒县监生，于光绪五年报捐同知，不论双单月选用。十五年正月，蒙前东河督宪吴调办郑工善后分局提调。十六年三月，蒙前山东抚宪张调办河工文案。十八年，蒙山东抚宪福奏送总理衙门考验西学，十月蒙总理衙门奏请录用，奉硃批着交吏部带领引见，十一月初六日引见，奉旨着以同知发往山东差委，十二月领照到省。十九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委办黄河下游提调，九月霜清，蒙山东抚宪福以三泛安澜保奏，奉上谕发往山东差委同知刘鹗，着免以选同知，知府选用。十月，丁母忧，回籍。二十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托委就近在籍办理山东赈捐。二十一年十一月起复，须至履历者。
这份履历单的写作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二年武昌拜见张之洞之后，希望能够投奔盛氏，目的在于从接下来的铁路修筑中分得一杯羹而已。其中多有与年谱不合处，可据以补正年谱的缺失。
综合考察“盛档”中的这批书信，可以发现刘鹗一直与盛宣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应盛氏之命赴汉阳铁厂为郑观应诊治疾病，也曾为盛氏谋划购买福公司的股票。《老残游记》中所写老残留有太多的刘鹗的影子，之所以把他写成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既与刘鹗精于医术有关，也植根于他对时事的基本判断。他在《〈老残游记〉自评》中说：“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种病症，非先醒无法治。”梁启超在与刘鹗的唱和诗中也有同样看法：“自古文明第一州，卧狮常在睡乡游。狂澜不砥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块垒，蛞蝓空画旧墙楼。漏卮真成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所以《老残游记》中的“睡”与“病”皆有隐喻意，上承龚自珍《尊隐》，下开鲁迅“铁屋子”的比喻。不过与龚自珍“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同，刘鹗要为大清王朝更换一个新的“西洋罗盘”，已充分认识到“古时丹”已经不能适应动荡的时局了。在医学方面，刘鹗著有《温病条辨歌括》《要药分剂补正》，其医学思想现存文献很少涉及。这批信札表明，刘鹗曾任天津海关官医，并奉海关道长官盛宣怀之命赴沪行医，自愿施诊，其医学思想也体现得更明确。其上盛宣怀禀云：
卑职屡奉面谕，谓中国医学日废，理法尽弛，动辄伤害人命。即有一二稍负时望者，又必故高身价，取资索酬，每出意外，穷苦商民，实受其害。此风上海更甚。并谓卑职如果自爱，日后随至沪上，当资以目下薪水，俾得驻沪行医等因。卑职闻命之下，曷胜惶悚，自惟学浅识卑，何敢当此重任。惟以数年荫庇，教养多方，所诊各衙署、各税关、各公馆，数年来幸无陨越。从此奋发黽勉，实才实心，或不至有负大人期望。……窃念卑职至沪，既得所赐薪水，于早晚两次进诊大人福体后，尽有闲暇时刻，何敢苟安延玩旦夕，可否咨行上海招商、电报两局，俾得局中腾有一席空地，驻足其间，施诊上下等人。及轮船到岸，遇有猝发等病，除每月津贴油烛纸张数元外，自愿效力，不取分文，实于局中窘苦人等、轮船到岸猝发等病及卑职长久驻足效力之处，诚谓两有裨益。
倘若不看到这封信，我们很难相信刘鹗曾依傍过盛宣怀这棵大树，充任其贴身医生，并试图借盛的力量为穷苦人行医治病。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刘氏后人在塑造刘鹗的形象时为什么从不提及这段隐秘的历史，莫非完全不晓得二人之间有这样一段瓜葛？在另一封致盛宣怀的信中，刘鹗则系统地比较了中西医学的优劣：“惟外国医学，自哈斐创言回血管而后形体始烛其微，医学始有要领。伊攻中国营卫荒谬之说，所言非无至理，而于中国六经气化标本虚实之理，实未能知其毫末，以致医法医药茫无头绪。”刘鹗在医学上很注重中医的气化标本虚实之说，认为“泰西医理虽劣，而学业殊勤，药物甚精，行之殊慎，非中国所能及也”，“中华医理虽优，而学者无人，药物多伪，行之殊欺”，中医在迭经丧乱以后已经衰落不堪。因此刘鹗主张融合中西医学：“学医者，当学古圣气化标本之理，操之渐熟，兼看泰西所译之书，细究其真，默会贯通，出医自有把握，不必效欺世误人误己也。求医者，当求夫辨症之精详，医法之精当，所言之应否，不必弃华医而不论，中西皆可取也。”这种沟通中西医学的观点，与刘鹗主张输入西洋技术、利用外资的开放胸襟是完全一致的。
刘鹗与盛宣怀交往的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即为盛氏购买福公司的股票。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五日，刘鹗曾致盛氏一函：
股票事前日晤哲美森，嘱其将伦敦来电钞出，并嘱翻译生译出恭呈钧鉴。又闻九江路有利安号者，亦可经手代购。又有长利号，皆著名经理买卖股票事宜者也。可否派人兼访有无可以取巧之法，盖为款甚巨，倘能省一先令，总数即在万金以外。福公司股票，自广西事起价一落，中俄事起价又一落，正、二月间至每股九个先令，今者已长至十五个先令，进步不为不速。宫保如欲办，总以从速为宜，倘一经出煤，价币数倍，此后则日长之势也…… 档案中尚有意大利商人开办的义丰银行大班既济的一封短函，由刘鹗请人译出，大意云盛宣怀通过义丰银行购买福公司股票四千股，每股十五先令，表明盛宣怀听从了刘鹗的建议。其中，盛宣怀最后成功认购三千股，刘鹗认购一千股。据报载：“山西河南福公司矿路股票，总名曰山西股票，利息甚好，刘铁云观察在京欲设法使华人多购，冀收利益，而华人卒无购者。”刘鹗之所以希望更多的政府高官、富商认购股票，为的是在让他们获利的同时，可以推动福公司在华业务的扩展，可是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这一新事物，故而应者寥寥。而盛宣怀深知其中奥妙，故而有眼光、亦有实力购买福公司的股票。由于目前尚不明了的原因，刘、盛之间后来的相处并不和睦。刘鹗壬寅（1902）正月二十七日记云：“薄暮赴子谷之约，因闻盛有电来云：改路须俟芦汉铁路成再定准驳，直疯矣。”此时刘鹗已经傍上了王文韶、庆亲王这样的高枝，或许已不太把盛宣怀放在眼里了。
二
刘鹗身背的最厉害的骂名，不是买办，而是汉奸。其实在许多人眼里，买办基本上等于汉奸，这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的《中外日报》以及留学生杂志《浙江潮》刊登了很多攻击刘鹗及其同伙出卖路矿的文章，措辞激烈，意气激昂。如一九○三年八月十二日第六期《浙江潮》刊有《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一文，对刘鹗进行了声讨：“咄！刘铁云何人？意大利何国？浙江路矿何物？乃胆敢私以一纸书，与外国人私相授受乎？意大利之欲谋我浙江也久矣，往岁要我三门湾，大吏亦几许之，幸以中止，然固未尝一日忘浙江也。浙之矿，浙之髓，而路浙之脉也，髓竭则枯，脉绝则死。路矿既失，虽有浙江，犹无浙江也。无浙江问浙人，居何住？族何居？子孙何所产养？外人之谋人国也，朝吸其精焉，夕得其膏焉，奄奄待毙，则土地自为我有，其于中国亦然，唯我中国不肖孙子，贪目前之末利，忘百世之大害，与订矿约，与订路约，日以万金不可买得之家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唯恐其不受。今刘铁云又以此施之于我浙江矣，浙人非尽亡者，顾不闻其事欤，何竟无一人焉，出其全力以为我浙江与刘铁云一搏也。”保卫路矿主权无可厚非，是民智苏醒、民权发展、舆论干预政治的一种历史进步，但这些言论本身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煽动性和暴力色彩，带有二十世纪所特有的泛政治主义话语色彩。此外，当时的社会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既没有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外交观念体系，更不用说现代企业的契约精神了。而乡绅阶层的指责还要概念化，“不计国家利害，不顾舆情顺逆，只期自饱私囊，实已阴伤国本”之类的语言乃是公牍套语，根本与刘鹗“养而后教”的思想背道而驰，但是作为“全浙公敌”的刘鹗在这类话语面前所做的抗争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另据年谱载，庆亲王奕劻与丁宝铨有一段对话，也很有趣：
奕劻询曰：“刘鹗为汉奸，汝知之乎？”宝铨对曰：“汉奸之名，忌者诬加，王爷久知之，何以今日又想问？”曰：“汝与为亲戚，确知其不为汉奸乎？”曰：“少同学，长同游，即不为亲戚，亦敢保其不为汉奸也。”曰：“知否刘鹗现为外人在浦口买地？”曰：“绝无此事，虽令以全家相保，亦敢任之。”事得暂寝。
然而第二年刘鹗还是被逮捕，流放新疆，最后死在那里。
关于刘鹗被逮的原因，汪叔子先生写过一篇 《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利用清廷外务部档案进行了扎实而富于新意的研究。汪文认为外务部奏章中所奏列的戊戌垄断矿利、庚子盗卖仓米两项罪名均为诬词，而“丁未走私辽盐”这一罪名“则自乙巳迄丁未，勾结外人，越境走私，违律犯法，确属有据”。姑且不论一个人是否会将自己的犯罪事实毫无隐讳地记录在日记中，即便真的是走私贩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家产籍没、流放新疆、永远监禁的重刑，所以这份奏章确如汪先生所言属于“官样文章”，其真正原因有可能与高子谷、钟笙叔的泄密案有关。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高、钟二人将朝廷密电码出卖给外国使馆，与之交易的多达十四国，被袁世凯奏明拿办。高子谷为刘鹗妻舅，钟笙叔则为高氏妻舅，故三人是一个很亲近的利益团体，而刘鹗与“高、钟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将机密出卖给英人、日人，因而刘鹗亦难逃“汉奸”之罪。但是这一结论仅是推理而已，目前尚未发现刘鹗与高、钟泄密案有关的直接证据，日记中所写到的诸多电报往来很可能在当时并不是违禁之事，故刘鹗可以从容记之。据学者研究，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在袁世凯等人的领导下厘定了《泄漏电报章程》，保密措施不断加强，但是“因循弊混，营私误公”的现象实在很普遍，甚至于前一天的政府要件第二天已经全文登载在报纸上，管理混乱可见一斑（参见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这也就可以解释刘鹗为什么可以看到那么多密电了。换个角度看，高、钟泄密案也有可能是袁世凯打击王文韶的一个手段。
高子谷，原名高尔嘉，其兄高子衡原名尔伊，出身于杭州双陈巷高家，其父高白叔为著名商人。《凌霄一士随笔》引《兰隐斋笔记》云：“袁爽秋昶，戊戌六忠之一，全椒薛怀生侍御之婿也。其女适高子衡观察尔伊，世为杭州首富。尔伊四十余以疾卒，袁夫人欲改适，子衡之弟尔嘉，号子羡，王夔石相国之孙婿也，跽请于嫂，幸无夺志，家非不足于财者。有侄数人，听择为嗣，且年近五十，宁又更贻家门羞也。袁夫人曰：‘君言诚有理，惟贞节之说，迂儒不近人情之谭也。吾当力破此戒，以开风气，无庸更为烦聒。’于是嫁一大腹贾而去。子羡后与我相见京师，尚垂涕而道也。”这段记载恐不确。据《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高子衡一九五○年尚健在，活到七八十岁。尔嘉则曾奉袁世凯之命，与法国商人沙札郎合办华兴银行，估计未能成事。泄密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钟笙叔，原名钟镛，后更名广生，号愻庵，浙江余杭人。曾任国史馆校对、肃亲王善耆咨调，流放新疆后受到王树柟的赏识，参与编纂《新疆图志》，辛亥革命以后长期任职于东北军政部门，著有《新疆志稿》《逊庵文集》《逊庵诗集》等。其《记同绳碣》一文，记叙刘鹗西行访碑的事迹，而未见称引：“吾友刘子铁云，博雅嗜古。戊申遣戍西行，途辙所至，辄搜求金石文字，所见遗碑残碣，未尝不流连摩挲而不忍去也。冬十一月，道出安西州之三道沟驿，据驿舍数武，有断碣偃官道旁。其字半漶漫不可读，爬垢剔翳，久乃辨，所谓同绳篇者。”篇末议论，也颇有意味。巧的是钟氏在东北期间与曾经抢夺刘鹗浦口地产的陈浏长期共事，友情甚笃，并为之作行状。其中谈到争地始末：“光绪季年，津镇铁路议起，丹徒刘君铁云逆策地形，必改道津浦，乃醵资买入洲地数万顷以待之，已而亿中。公（陈浏）怒其罔市利，执持短长甚力。刘坐此得罪，地多没入官。及公自闽中归，洲地折入于势家，恒挟官力振商市，以牟取私利，公又创民埠以抗之。平心而论，刘之亿中，若六博然，欧美谓之投机，非必为罪，所谓匹夫怀璧者也。至势家效尤朋分其罪，实浮于刘。然比年界画，商埠屡起屡仆，官且无力，又焉用抗。余尝与纵论前事，惜其为计之疏，而又怪其快意当前，坐致颠困而不悔也，岂非天哉。”此论最为笃实可信。可见浦口争地一事，祸首全在陈浏一人，而刘鹗受害最深。 三
作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刘鹗并不满足于为人治病，而是隐隐地以“医国手”自居。《老残游记》的寓言性，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证据。
《老残游记》从蓬莱阁写起，写到了“浑身溃烂”的“黄瑞和”，写到了那艘千疮百孔的清帝国的大船，疾病的隐喻一开始就笼罩在小说中。刘鹗自评引元稹诗句：“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他显然是把自己视为谪落人间的“仙吏”，来拯救这艘即将沉没的帝国大船。同时他又把自己写成一个摇串铃的医生，也是想为千疮百孔的黄河文明贡献自己的救命良方。小说的开头如是，结尾亦是别有深意，“九曲珠”“千日醉”“返魂香”云云，皆有所影射。小说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的意象，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也象征着黄河文明进入了一个万物皆枯、孱弱不堪的发展阶段。在一个集游记、公案、政治隐喻于一体的叙事框架中，《老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寓言色彩。例如《老残游记》第一回关于梦的描写，也是一个隐喻，似刘鹗这般“具菩萨心，得异人口诀”的醒世者，其百般主张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免不了“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了底”的命运。《老残游记》的写作开始于一九○二年，这一年旧历五月初四刘鹗坐船北上，初六日“拟看日出，见东方有黑云幕海，未几大雾”。初七日，刘鹗做了一梦：
一点开船，二点后雨。因困，略睡。梦至一高楼，月三立于侧，云：再上为催速转佛之居，黄三先生见过，作颂赞之矣。予升梯入，见佛紫面，大口，厚唇，与予握手为礼。予亦作颂赞之曰：“天旋地转，有常度兮，不可催而速也。日月运行，寒暑往来，有恒节兮，不可催而速兮。圣人去兮，人心弊矣，世运之转，不可缓也。我佛慈悲，其催之乎，吾之望也。吾人业识，痼蔽深矣，吾佛慈悲，为我转之，吾所求也。克转克速，我佛慈悲，弗敢忘也。”颂成而觉。
刘鹗的梦中颂赞，表现了他对时局进展缓慢的深重担忧，有一种人力不可为的无奈。一周之前，黄葆年恰好也做过一个梦，“升至极高之曲”。戚先生云：“至此地位，盛衰二气俱脱粘矣。赵明湖衰气未脱粘，屈平之流亚也；刘□□盛气未脱粘，苏张之流亚也，皆不可升孔孟之堂。”刘鹗闻之警悚。可见《老残游记》开头的这个梦并不是无缘无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太谷学派背景，来自刘鹗个人对时局发展缓急的判断。写作续集的时候，刘鹗意犹未尽，在序言里又发了一通关于梦的言论。时局如梦，催不得，亦缓不得，只能让人徒唤奈何而已。
《老残游记》第八到十一回对桃花山的描写，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隐喻，历来众说纷纭。作者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老残所在的充满了清官虐杀的、万物萧疏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申子平所拜访的带有“桃花源”色彩、景物绝俗、意境奇丽、人物卓异的山中世界。《老残游记》整本书都在写一个发生在冬天的故事：现实世界的冬天哀号遍野，玉贤、刚毅一般人物见识庸短、卑劣残忍，山中的玙姑、黄龙子等人则超凡脱俗、有林下气象；现实世界的玉贤、刚毅如乳虎立豕吃人不吐骨头，理想山中世界的老虎则“一声虎啸，四山皆应”，与人和谐相处；现实世界是黄龙子所说的阿修罗的部下“让这霜雪寒风出世，拼命的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而理想的山中世界则昭示着“文明华敷”“灿烂可观”的“花萼之象”。这个山中世界，我以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龚自珍的《尊隐》，一个是来自太谷学派“极乐国”的想象。龚自珍在《尊隐》中提出岁有三时、日有三时，而清帝国则处于日夕之时：京师则贫、贱、轻、日短、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则实、贵、重、“泊然而和，冽然而清”；朝士“寡助失亲”“僝焉偷息，简焉偷活”，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刘鹗笔下的山中世界，黄龙子、玙姑诸人皆是山中之“傲民”“悴民”，具有深邃的思想和洞彻古今的智慧，如虎啸龙吟，充满了生机。相反，现实世界则是“端毓刚徐赵李伦，兴高采烈杀洋人”“回思众恶盈廷日，天纵神拳不住夸”的混乱局面。其次，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带有仙境色彩的桃花山有可能是以张积中的黄崖山为原型而写作的，但同时也是对于太谷学派三教圆融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在刘鹗所参与的太谷学派活动中，一九○二年举行的愚园雅集意义非凡，刘鹗一直念念不忘，专门请胡仲尹另写一本，并作序赋诗：
愚公园，愚公谷，黄山之南蒋山北，中有青青万竿竹。瑶琴锦瑟张高秋，玉液金泥应丹篆，仙人如麻颜如玉。朝看素女采玄芝，夕览青童荐黄菊。峡蝶图中梦可寻，希夷榻上书堪读。愚公园，极乐国！
诗中的“瑶琴锦瑟”“仙人如麻颜如玉”“素女玄芝”，以及序文中“煮茗吟啸”及“群花怒发，清芳袭人”，小说中似多有照应之处，仿佛描绘了一个更为奇丽绝俗、异人丛集的“极乐国”，凸显了“道在山林”“道在民间”的思想。
林语堂曾说：夫时代之不了解，乃先觉之常刑。刘鹗身上固然留存着那个时代投机者的种种缺陷，却是一位先知先觉的知识人。他在一九○七年写的《风潮论》已预言了清朝的灭亡：“诗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文亦乱，无孙文亦乱。当轴诸贤，宜去其忌讳之心，直陈于上，而速筹挽救之法也。不然者，一二年后即不堪设想矣。”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清朝就呜呼哀哉了。细细地阅读他的《呈晋抚禀》《矿务合同》《上政务处观察书》《创办大清银行节略》残稿诸篇，会发现刘鹗对晚清赔款造成的恶果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主张在路矿建设中大量利用外资，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养民富民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一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殉道者的精神，无论受多大挫折亦不颓唐，不退缩。他在一封与同门的信中写道：“夫人学道如牛毛，成道如麟角。是何因缘？有三难故：学道不明道，与不学等；明道不能行，与不明等；行道不能力，与不行等。”可见他行道的决心。不幸的是，他最终成了晚清政治斗争的陪葬品，他所描绘的山林终究只是一个虚幻的图景。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来说，再好的医术也难以妙手回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四十岁，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招，赴鄂商办芦汉铁路，对他来说实是天赐良机。前一年他向翁同龢赠送字画，试图借机营办铁路，结果被翁氏称为“邪蒿”。这一次赴鄂，他身上似乎也只有一张向洋人借来的一千万两的空头支票，动的是以无搏有、以小搏大的念头。一个介于体制夹缝中的人，要想办成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必须疏通官场门路，承认当时官场的一些潜规则，刘鹗为了一展宏图不惜行贿、开假支票，折射出的恰恰是当时的官场生态。
关于这次武昌之行，蒋逸雪《刘鹗年谱》说：“时之洞左右，言路政者首推盛宣怀，宣怀嫉其能，觝排不遗余力，所拟芦汉路委员名单竟无鹗。”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说法也相近，并补充说：“盛是实缺道，特保的四品京堂，先生不过是一个候补知府，从官阶上说他也是上司，不能有什么争衡。两人当时的争执，据我分析，焦点在利用外资方面。因当时两人都主张借款办路，盛主张借比国，先生主张借英款。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幕后的帝国主义者就必须排斥其他一方，斗争表面化以后，就成为个人之间的争衡。”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刘鹗此行并非完全失败，而是开始了一段和盛宣怀的合作关系。现存盛宣怀档案中，保存了刘鹗致盛宣怀书信二十余通，从未被披露，尚可以让我们窥见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节。
这批书信中，有一份刘鹗进呈盛宣怀的履历单，相当于今天的个人简历，记录了刘氏早年的一些事迹：
发往山东差委选用知府刘鹗谨禀呈令陈：卑府现年三十七岁，江苏镇江府丹徒县监生，于光绪五年报捐同知，不论双单月选用。十五年正月，蒙前东河督宪吴调办郑工善后分局提调。十六年三月，蒙前山东抚宪张调办河工文案。十八年，蒙山东抚宪福奏送总理衙门考验西学，十月蒙总理衙门奏请录用，奉硃批着交吏部带领引见，十一月初六日引见，奉旨着以同知发往山东差委，十二月领照到省。十九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委办黄河下游提调，九月霜清，蒙山东抚宪福以三泛安澜保奏，奉上谕发往山东差委同知刘鹗，着免以选同知，知府选用。十月，丁母忧，回籍。二十年三月，蒙山东抚宪福托委就近在籍办理山东赈捐。二十一年十一月起复，须至履历者。
这份履历单的写作时间当在光绪二十二年武昌拜见张之洞之后，希望能够投奔盛氏，目的在于从接下来的铁路修筑中分得一杯羹而已。其中多有与年谱不合处，可据以补正年谱的缺失。
综合考察“盛档”中的这批书信，可以发现刘鹗一直与盛宣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应盛氏之命赴汉阳铁厂为郑观应诊治疾病，也曾为盛氏谋划购买福公司的股票。《老残游记》中所写老残留有太多的刘鹗的影子，之所以把他写成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既与刘鹗精于医术有关，也植根于他对时事的基本判断。他在《〈老残游记〉自评》中说：“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种病症，非先醒无法治。”梁启超在与刘鹗的唱和诗中也有同样看法：“自古文明第一州，卧狮常在睡乡游。狂澜不砥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块垒，蛞蝓空画旧墙楼。漏卮真成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所以《老残游记》中的“睡”与“病”皆有隐喻意，上承龚自珍《尊隐》，下开鲁迅“铁屋子”的比喻。不过与龚自珍“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同，刘鹗要为大清王朝更换一个新的“西洋罗盘”，已充分认识到“古时丹”已经不能适应动荡的时局了。在医学方面，刘鹗著有《温病条辨歌括》《要药分剂补正》，其医学思想现存文献很少涉及。这批信札表明，刘鹗曾任天津海关官医，并奉海关道长官盛宣怀之命赴沪行医，自愿施诊，其医学思想也体现得更明确。其上盛宣怀禀云：
卑职屡奉面谕，谓中国医学日废，理法尽弛，动辄伤害人命。即有一二稍负时望者，又必故高身价，取资索酬，每出意外，穷苦商民，实受其害。此风上海更甚。并谓卑职如果自爱，日后随至沪上，当资以目下薪水，俾得驻沪行医等因。卑职闻命之下，曷胜惶悚，自惟学浅识卑，何敢当此重任。惟以数年荫庇，教养多方，所诊各衙署、各税关、各公馆，数年来幸无陨越。从此奋发黽勉，实才实心，或不至有负大人期望。……窃念卑职至沪，既得所赐薪水，于早晚两次进诊大人福体后，尽有闲暇时刻，何敢苟安延玩旦夕，可否咨行上海招商、电报两局，俾得局中腾有一席空地，驻足其间，施诊上下等人。及轮船到岸，遇有猝发等病，除每月津贴油烛纸张数元外，自愿效力，不取分文，实于局中窘苦人等、轮船到岸猝发等病及卑职长久驻足效力之处，诚谓两有裨益。
倘若不看到这封信，我们很难相信刘鹗曾依傍过盛宣怀这棵大树，充任其贴身医生，并试图借盛的力量为穷苦人行医治病。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刘氏后人在塑造刘鹗的形象时为什么从不提及这段隐秘的历史，莫非完全不晓得二人之间有这样一段瓜葛？在另一封致盛宣怀的信中，刘鹗则系统地比较了中西医学的优劣：“惟外国医学，自哈斐创言回血管而后形体始烛其微，医学始有要领。伊攻中国营卫荒谬之说，所言非无至理，而于中国六经气化标本虚实之理，实未能知其毫末，以致医法医药茫无头绪。”刘鹗在医学上很注重中医的气化标本虚实之说，认为“泰西医理虽劣，而学业殊勤，药物甚精，行之殊慎，非中国所能及也”，“中华医理虽优，而学者无人，药物多伪，行之殊欺”，中医在迭经丧乱以后已经衰落不堪。因此刘鹗主张融合中西医学：“学医者，当学古圣气化标本之理，操之渐熟，兼看泰西所译之书，细究其真，默会贯通，出医自有把握，不必效欺世误人误己也。求医者，当求夫辨症之精详，医法之精当，所言之应否，不必弃华医而不论，中西皆可取也。”这种沟通中西医学的观点，与刘鹗主张输入西洋技术、利用外资的开放胸襟是完全一致的。
刘鹗与盛宣怀交往的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即为盛氏购买福公司的股票。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五日，刘鹗曾致盛氏一函：
股票事前日晤哲美森，嘱其将伦敦来电钞出，并嘱翻译生译出恭呈钧鉴。又闻九江路有利安号者，亦可经手代购。又有长利号，皆著名经理买卖股票事宜者也。可否派人兼访有无可以取巧之法，盖为款甚巨，倘能省一先令，总数即在万金以外。福公司股票，自广西事起价一落，中俄事起价又一落，正、二月间至每股九个先令，今者已长至十五个先令，进步不为不速。宫保如欲办，总以从速为宜，倘一经出煤，价币数倍，此后则日长之势也…… 档案中尚有意大利商人开办的义丰银行大班既济的一封短函，由刘鹗请人译出，大意云盛宣怀通过义丰银行购买福公司股票四千股，每股十五先令，表明盛宣怀听从了刘鹗的建议。其中，盛宣怀最后成功认购三千股，刘鹗认购一千股。据报载：“山西河南福公司矿路股票，总名曰山西股票，利息甚好，刘铁云观察在京欲设法使华人多购，冀收利益，而华人卒无购者。”刘鹗之所以希望更多的政府高官、富商认购股票，为的是在让他们获利的同时，可以推动福公司在华业务的扩展，可是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这一新事物，故而应者寥寥。而盛宣怀深知其中奥妙，故而有眼光、亦有实力购买福公司的股票。由于目前尚不明了的原因，刘、盛之间后来的相处并不和睦。刘鹗壬寅（1902）正月二十七日记云：“薄暮赴子谷之约，因闻盛有电来云：改路须俟芦汉铁路成再定准驳，直疯矣。”此时刘鹗已经傍上了王文韶、庆亲王这样的高枝，或许已不太把盛宣怀放在眼里了。
二
刘鹗身背的最厉害的骂名，不是买办，而是汉奸。其实在许多人眼里，买办基本上等于汉奸，这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的《中外日报》以及留学生杂志《浙江潮》刊登了很多攻击刘鹗及其同伙出卖路矿的文章，措辞激烈，意气激昂。如一九○三年八月十二日第六期《浙江潮》刊有《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一文，对刘鹗进行了声讨：“咄！刘铁云何人？意大利何国？浙江路矿何物？乃胆敢私以一纸书，与外国人私相授受乎？意大利之欲谋我浙江也久矣，往岁要我三门湾，大吏亦几许之，幸以中止，然固未尝一日忘浙江也。浙之矿，浙之髓，而路浙之脉也，髓竭则枯，脉绝则死。路矿既失，虽有浙江，犹无浙江也。无浙江问浙人，居何住？族何居？子孙何所产养？外人之谋人国也，朝吸其精焉，夕得其膏焉，奄奄待毙，则土地自为我有，其于中国亦然，唯我中国不肖孙子，贪目前之末利，忘百世之大害，与订矿约，与订路约，日以万金不可买得之家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唯恐其不受。今刘铁云又以此施之于我浙江矣，浙人非尽亡者，顾不闻其事欤，何竟无一人焉，出其全力以为我浙江与刘铁云一搏也。”保卫路矿主权无可厚非，是民智苏醒、民权发展、舆论干预政治的一种历史进步，但这些言论本身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煽动性和暴力色彩，带有二十世纪所特有的泛政治主义话语色彩。此外，当时的社会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既没有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外交观念体系，更不用说现代企业的契约精神了。而乡绅阶层的指责还要概念化，“不计国家利害，不顾舆情顺逆，只期自饱私囊，实已阴伤国本”之类的语言乃是公牍套语，根本与刘鹗“养而后教”的思想背道而驰，但是作为“全浙公敌”的刘鹗在这类话语面前所做的抗争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另据年谱载，庆亲王奕劻与丁宝铨有一段对话，也很有趣：
奕劻询曰：“刘鹗为汉奸，汝知之乎？”宝铨对曰：“汉奸之名，忌者诬加，王爷久知之，何以今日又想问？”曰：“汝与为亲戚，确知其不为汉奸乎？”曰：“少同学，长同游，即不为亲戚，亦敢保其不为汉奸也。”曰：“知否刘鹗现为外人在浦口买地？”曰：“绝无此事，虽令以全家相保，亦敢任之。”事得暂寝。
然而第二年刘鹗还是被逮捕，流放新疆，最后死在那里。
关于刘鹗被逮的原因，汪叔子先生写过一篇 《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利用清廷外务部档案进行了扎实而富于新意的研究。汪文认为外务部奏章中所奏列的戊戌垄断矿利、庚子盗卖仓米两项罪名均为诬词，而“丁未走私辽盐”这一罪名“则自乙巳迄丁未，勾结外人，越境走私，违律犯法，确属有据”。姑且不论一个人是否会将自己的犯罪事实毫无隐讳地记录在日记中，即便真的是走私贩盐，也不至于落得一个家产籍没、流放新疆、永远监禁的重刑，所以这份奏章确如汪先生所言属于“官样文章”，其真正原因有可能与高子谷、钟笙叔的泄密案有关。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高、钟二人将朝廷密电码出卖给外国使馆，与之交易的多达十四国，被袁世凯奏明拿办。高子谷为刘鹗妻舅，钟笙叔则为高氏妻舅，故三人是一个很亲近的利益团体，而刘鹗与“高、钟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将机密出卖给英人、日人，因而刘鹗亦难逃“汉奸”之罪。但是这一结论仅是推理而已，目前尚未发现刘鹗与高、钟泄密案有关的直接证据，日记中所写到的诸多电报往来很可能在当时并不是违禁之事，故刘鹗可以从容记之。据学者研究，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在袁世凯等人的领导下厘定了《泄漏电报章程》，保密措施不断加强，但是“因循弊混，营私误公”的现象实在很普遍，甚至于前一天的政府要件第二天已经全文登载在报纸上，管理混乱可见一斑（参见夏维奇《晚清电报保密制度初探》）。这也就可以解释刘鹗为什么可以看到那么多密电了。换个角度看，高、钟泄密案也有可能是袁世凯打击王文韶的一个手段。
高子谷，原名高尔嘉，其兄高子衡原名尔伊，出身于杭州双陈巷高家，其父高白叔为著名商人。《凌霄一士随笔》引《兰隐斋笔记》云：“袁爽秋昶，戊戌六忠之一，全椒薛怀生侍御之婿也。其女适高子衡观察尔伊，世为杭州首富。尔伊四十余以疾卒，袁夫人欲改适，子衡之弟尔嘉，号子羡，王夔石相国之孙婿也，跽请于嫂，幸无夺志，家非不足于财者。有侄数人，听择为嗣，且年近五十，宁又更贻家门羞也。袁夫人曰：‘君言诚有理，惟贞节之说，迂儒不近人情之谭也。吾当力破此戒，以开风气，无庸更为烦聒。’于是嫁一大腹贾而去。子羡后与我相见京师，尚垂涕而道也。”这段记载恐不确。据《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高子衡一九五○年尚健在，活到七八十岁。尔嘉则曾奉袁世凯之命，与法国商人沙札郎合办华兴银行，估计未能成事。泄密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钟笙叔，原名钟镛，后更名广生，号愻庵，浙江余杭人。曾任国史馆校对、肃亲王善耆咨调，流放新疆后受到王树柟的赏识，参与编纂《新疆图志》，辛亥革命以后长期任职于东北军政部门，著有《新疆志稿》《逊庵文集》《逊庵诗集》等。其《记同绳碣》一文，记叙刘鹗西行访碑的事迹，而未见称引：“吾友刘子铁云，博雅嗜古。戊申遣戍西行，途辙所至，辄搜求金石文字，所见遗碑残碣，未尝不流连摩挲而不忍去也。冬十一月，道出安西州之三道沟驿，据驿舍数武，有断碣偃官道旁。其字半漶漫不可读，爬垢剔翳，久乃辨，所谓同绳篇者。”篇末议论，也颇有意味。巧的是钟氏在东北期间与曾经抢夺刘鹗浦口地产的陈浏长期共事，友情甚笃，并为之作行状。其中谈到争地始末：“光绪季年，津镇铁路议起，丹徒刘君铁云逆策地形，必改道津浦，乃醵资买入洲地数万顷以待之，已而亿中。公（陈浏）怒其罔市利，执持短长甚力。刘坐此得罪，地多没入官。及公自闽中归，洲地折入于势家，恒挟官力振商市，以牟取私利，公又创民埠以抗之。平心而论，刘之亿中，若六博然，欧美谓之投机，非必为罪，所谓匹夫怀璧者也。至势家效尤朋分其罪，实浮于刘。然比年界画，商埠屡起屡仆，官且无力，又焉用抗。余尝与纵论前事，惜其为计之疏，而又怪其快意当前，坐致颠困而不悔也，岂非天哉。”此论最为笃实可信。可见浦口争地一事，祸首全在陈浏一人，而刘鹗受害最深。 三
作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刘鹗并不满足于为人治病，而是隐隐地以“医国手”自居。《老残游记》的寓言性，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证据。
《老残游记》从蓬莱阁写起，写到了“浑身溃烂”的“黄瑞和”，写到了那艘千疮百孔的清帝国的大船，疾病的隐喻一开始就笼罩在小说中。刘鹗自评引元稹诗句：“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他显然是把自己视为谪落人间的“仙吏”，来拯救这艘即将沉没的帝国大船。同时他又把自己写成一个摇串铃的医生，也是想为千疮百孔的黄河文明贡献自己的救命良方。小说的开头如是，结尾亦是别有深意，“九曲珠”“千日醉”“返魂香”云云，皆有所影射。小说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的意象，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也象征着黄河文明进入了一个万物皆枯、孱弱不堪的发展阶段。在一个集游记、公案、政治隐喻于一体的叙事框架中，《老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寓言色彩。例如《老残游记》第一回关于梦的描写，也是一个隐喻，似刘鹗这般“具菩萨心，得异人口诀”的醒世者，其百般主张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免不了“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了底”的命运。《老残游记》的写作开始于一九○二年，这一年旧历五月初四刘鹗坐船北上，初六日“拟看日出，见东方有黑云幕海，未几大雾”。初七日，刘鹗做了一梦：
一点开船，二点后雨。因困，略睡。梦至一高楼，月三立于侧，云：再上为催速转佛之居，黄三先生见过，作颂赞之矣。予升梯入，见佛紫面，大口，厚唇，与予握手为礼。予亦作颂赞之曰：“天旋地转，有常度兮，不可催而速也。日月运行，寒暑往来，有恒节兮，不可催而速兮。圣人去兮，人心弊矣，世运之转，不可缓也。我佛慈悲，其催之乎，吾之望也。吾人业识，痼蔽深矣，吾佛慈悲，为我转之，吾所求也。克转克速，我佛慈悲，弗敢忘也。”颂成而觉。
刘鹗的梦中颂赞，表现了他对时局进展缓慢的深重担忧，有一种人力不可为的无奈。一周之前，黄葆年恰好也做过一个梦，“升至极高之曲”。戚先生云：“至此地位，盛衰二气俱脱粘矣。赵明湖衰气未脱粘，屈平之流亚也；刘□□盛气未脱粘，苏张之流亚也，皆不可升孔孟之堂。”刘鹗闻之警悚。可见《老残游记》开头的这个梦并不是无缘无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太谷学派背景，来自刘鹗个人对时局发展缓急的判断。写作续集的时候，刘鹗意犹未尽，在序言里又发了一通关于梦的言论。时局如梦，催不得，亦缓不得，只能让人徒唤奈何而已。
《老残游记》第八到十一回对桃花山的描写，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隐喻，历来众说纷纭。作者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老残所在的充满了清官虐杀的、万物萧疏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申子平所拜访的带有“桃花源”色彩、景物绝俗、意境奇丽、人物卓异的山中世界。《老残游记》整本书都在写一个发生在冬天的故事：现实世界的冬天哀号遍野，玉贤、刚毅一般人物见识庸短、卑劣残忍，山中的玙姑、黄龙子等人则超凡脱俗、有林下气象；现实世界的玉贤、刚毅如乳虎立豕吃人不吐骨头，理想山中世界的老虎则“一声虎啸，四山皆应”，与人和谐相处；现实世界是黄龙子所说的阿修罗的部下“让这霜雪寒风出世，拼命的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而理想的山中世界则昭示着“文明华敷”“灿烂可观”的“花萼之象”。这个山中世界，我以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龚自珍的《尊隐》，一个是来自太谷学派“极乐国”的想象。龚自珍在《尊隐》中提出岁有三时、日有三时，而清帝国则处于日夕之时：京师则贫、贱、轻、日短、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则实、贵、重、“泊然而和，冽然而清”；朝士“寡助失亲”“僝焉偷息，简焉偷活”，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刘鹗笔下的山中世界，黄龙子、玙姑诸人皆是山中之“傲民”“悴民”，具有深邃的思想和洞彻古今的智慧，如虎啸龙吟，充满了生机。相反，现实世界则是“端毓刚徐赵李伦，兴高采烈杀洋人”“回思众恶盈廷日，天纵神拳不住夸”的混乱局面。其次，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带有仙境色彩的桃花山有可能是以张积中的黄崖山为原型而写作的，但同时也是对于太谷学派三教圆融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在刘鹗所参与的太谷学派活动中，一九○二年举行的愚园雅集意义非凡，刘鹗一直念念不忘，专门请胡仲尹另写一本，并作序赋诗：
愚公园，愚公谷，黄山之南蒋山北，中有青青万竿竹。瑶琴锦瑟张高秋，玉液金泥应丹篆，仙人如麻颜如玉。朝看素女采玄芝，夕览青童荐黄菊。峡蝶图中梦可寻，希夷榻上书堪读。愚公园，极乐国！
诗中的“瑶琴锦瑟”“仙人如麻颜如玉”“素女玄芝”，以及序文中“煮茗吟啸”及“群花怒发，清芳袭人”，小说中似多有照应之处，仿佛描绘了一个更为奇丽绝俗、异人丛集的“极乐国”，凸显了“道在山林”“道在民间”的思想。
林语堂曾说：夫时代之不了解，乃先觉之常刑。刘鹗身上固然留存着那个时代投机者的种种缺陷，却是一位先知先觉的知识人。他在一九○七年写的《风潮论》已预言了清朝的灭亡：“诗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文亦乱，无孙文亦乱。当轴诸贤，宜去其忌讳之心，直陈于上，而速筹挽救之法也。不然者，一二年后即不堪设想矣。”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清朝就呜呼哀哉了。细细地阅读他的《呈晋抚禀》《矿务合同》《上政务处观察书》《创办大清银行节略》残稿诸篇，会发现刘鹗对晚清赔款造成的恶果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主张在路矿建设中大量利用外资，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养民富民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一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殉道者的精神，无论受多大挫折亦不颓唐，不退缩。他在一封与同门的信中写道：“夫人学道如牛毛，成道如麟角。是何因缘？有三难故：学道不明道，与不学等；明道不能行，与不明等；行道不能力，与不行等。”可见他行道的决心。不幸的是，他最终成了晚清政治斗争的陪葬品，他所描绘的山林终究只是一个虚幻的图景。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来说，再好的医术也难以妙手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