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学反映的是一段技艺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从后世文学作品的每一个“零件”上，我们能够辨认出来自不同时代，出自不同名匠之手的烙印。正是如此，经典总是置身于一个庞大的谱系之内，世代传承，绵延不绝。
　　 写小说并不容易。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遵从他们的榜样。福楼拜告诉我们，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福克纳告诉我们，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们，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萨特告诉我们，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们，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告诉我们，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读完敖来的《出山记》与《心愿》，最大的感受是他小说的容纳性，短短的两篇小说涉及到了母子关系（常虹与其母、阿布与其母）、婚姻關系（常虹与舒颜、阿布与阿珂）、婆媳问题（常虹母亲对舒颜的态度）、原生家庭、城乡差距、子女教育、离异家庭孩子成长问题（舒文）、传统观念与现实冲击、独居老人的心理状态、逐梦与失梦、离散、记忆与家园等种种问题。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初读敖来的作品，体会到了他对时代的思考以及他对传统的守护与拓进。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时代感、历史观、人民性，以及百姓情结。
　　 敖来的小说抒发人文情怀。
　　 欧阳修在《玉楼春》写到：“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自古文人多情种，文人多情不只是男女之情，也有乡情、亲情、家国情……这些浓烈的情感凝成文人的心结，通过一篇篇作品才得以释放。
　　 近些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写城乡冲突，但良莠不齐，大多作品读来总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而读完敖来的《出山记》与《心愿》，尤其是《心愿》，老李的歌声陪伴常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陪伴他结婚、离婚，陪他遇到舒颜，青春年少时的梦想或许并未实现，但是听老李演唱会的愿望并没有被生活琐事抹去。
　　 对于常虹而言，任何时刻，老李的歌都是最佳的良药，高考失败时是，与父亲吵架时是，与前妻离婚亦是。无论他在经历欢喜还是哀愁，顺境还是低谷，都会在一首又一首的音乐里惊奇而又欣慰地发现，也许是在相距甚远的地球另一处角落，也许是在时隔数百年的另一个时空，有人与此刻的你在经历着类似的处境，你们素不相识却又心意相通，令你不再感到孤独，这是令人愉悦乃至感动的体验。霍金说，这是“遥远的相似性”。读完敖来的小说，每个人都能在老李的歌声里，在细碎而又真实的生活里装进自己的情感，找到炽热的倾诉对象，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敖来的小说紧扣时代脉搏。
　　 一个作品只有与时代的心灵共振才能达到最大的振幅、产生最大的能量。我认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要有四个“度”，这就是：站位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切入的角度和传播的热度。敖来的小说切入的角度很合适，把握了时代脉搏，一如当年铁凝的作品《哦，香雪》将小人物与大时代联系起来。
　　 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
　　 文学赋予了故事永恒的生命，赋予了时代永恒的生命。正因如此，文学绝不只是一种消遣，也不只是一种让感觉变得敏锐、唤醒批判精神的心智操练。文学是让文明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长久地留存于我们内心的必要条件;也是让我们不至退回到无法沟通的野蛮状态的必要条件，是让生活不至简化到专业人士的实用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些专业人士能够深刻地看清事物，却看不到其周边环境及其前因后果;文学还是让我们不至沦为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佣人和奴隶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愿望、没有理想、没有胆量挑战权威的世界，将是一个机器人的世界，因为人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走出自我的能力，用梦想的黏土将自己塑造为另一个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
　　 敖来的小说关注百姓命运。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反映现实是文学的共同追求。一个国家和时代的精英文学，以审美创造的方式表现着人类心灵和智慧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具有稳定性、流动性和自律性，它是追求着变异和升华、面向未来的文化范畴。
　　 所有的伟大都是由平凡孕育的，所有的大人都是从孩子长大的，敖来小说的身后，是故乡，是亲人，是芸芸众生。秦地这片沃土，滋养了他生命，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接受教育，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形成自己的个性，他的艺术作品里有人学。说到艺术作品，我们常常提到作品的人民性。艺术作品的人民性并不是要高喊为人民的口号，而是传递人民心声。敖来小说里的母亲，阿旺叔等都是鲜活的人物形象。
　　 好的文学作品基于自身时代发展的时代位置、基于民族文化的民族位置以及基于主体的个性位置，这三个位置具有鲜明的立场性、时代性与进步性，敖来作品里充斥着“进城”与“返乡”的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其对于“守护”与“拓进”的探索与写作。
　　 敖来的小说思想融入艺术。
　　 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文学可不可以融入自己独到的思想，成为艺术的哲学。在此问题上，古代就有人做过有益的尝试，最认真的也许是明朝的杨慎，他把《二十一史》都写成了弹词，也可以认为是歌词。乔羽以《聊斋》为主的“说”字为线索创立了一系列文字。作为一个小说家，敖来的创作将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化繁为简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
　　 文学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再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在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宫之中引领我们。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时，文学是我们的抚慰。正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得以破解，至少是部分地破解存在之谜。这个谜团困扰着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疑问多于确信的人。正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得以在面临这样一些主题时坦白我们的困惑：超验，个人和集体的归宿，灵魂，历史的意义或荒谬，理性的此岸与彼岸。
　　 在跨文化的全球艺术语境下，如何使本土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与对中国本土文化及其内涵的“守护”与“拓进”是无法分开的。敖来的写作有着鲜明的主体性、立场性与时代性，“精英”与“通俗”“传统的再发现”多元语境、分类法等研究对于21世纪以来的域内外艺术对话以及本土艺术革新的语境中，传统文学的“守护”与“拓进”有着积极的意义，是我们这一代在坚守传统的立场上，不墨守成规并努力寻求传统文学的突破与革新的学者的缩影。
　　 责任编辑张铖
　　 作者简介：冉小丽（1996—），女，甘肃省陇南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在读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导师：张保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