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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研究历来为专家学者所关注，至于对乐府文学文献的研究，在目前则比较薄弱。本文介绍了《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并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对其学术价值及纰漏进行了述评，充分肯定了该著作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乐府文学；乐府建置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10-02
乐府是我国古代政府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初置于秦朝，汉武帝时规模得到扩大。其主要任务是制定乐府、培训乐工、采集民歌。乐府所唱的歌词在汉代叫作“歌诗”，后代则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于是，“乐府”一词便由机关名称演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魏晋以后也把文人模拟之作称为“乐府”。此后，对乐府研究的学者、专著越来越多，但将乐府文学与乐府文学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却乏有其人。从中国过去2000年间的学术界来看，不独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130篇的大作《史记》、班固所著《汉书》等，也是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用学术眼光去看待这些著作，无论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著述，只不过是史家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整理的文献资料而已。官方修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马端临《文献通考》，私人著书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直至明清时期，大部分学者重视史学，即如今所说的文献学。所以，研究文献决不能仅限于整理、校勘、编纂、注释，因为这些工作已经由过去的校雠学家担负了，而今天的学者则要担负起研究的任务。文献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以后逐步热起来，但关于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的论文、专著则较少，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有待于挖掘和研究的空间很大。
西北大学文学院孙尚勇博士研究乐府文学的专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是继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后这一领域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该著作在王运熙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把此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专著内容主要关涉四个方面：学术史、音乐史、文学史、文献学，具体对20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余各篇都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该专著关涉音乐史的篇目有《乐府建置》、《鼓吹曲》、《郊庙歌》、《相和歌》、《横吹曲》五篇。在《乐府建置》篇中，主要论证了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乐府建置问题。该著作从历史逻辑和文献传承的角度对语涉乐府的材料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汉武帝时设立了乐府机关。在《鼓吹曲》篇中，首先考察了黄门作为皇帝近署与歌舞乐伎发生关系的必然性，指出黄门倡最初是由乐府机构暂调内侍的乐人，黄门鼓吹则主要服务于皇帝出行用作道路仪仗，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对黄门鼓吹在传世文献中的27条用例进行了细致区分。在《郊庙歌》篇中，指出歌辞的用韵与分解存在一定的关系，专著中也涉及绝句的形成和近体诗形成的一些理论问题。在《相和歌》篇中，认为歌唱方式的“相和”与“相和歌”不能等同，特定的曲调是相和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横吹曲》篇中，首先对《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序和汉横吹曲题解、汉横吹曲的编排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另外，该著作考察了《横吹曲》的记录情况。关涉文学史的有四篇，主要论述了建安、东晋诗歌与乐府的关系问题。著者认为，建安诗歌在整体和主流上偏离了汉乐府的精神，而且正是这种偏离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纪元。而作为汉乐府重要内容的《相和歌》，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关涉音乐文学文献的有四篇，主要研究了《宋书·乐志》、《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的性质、体例及整理等问题。
《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学术史意识、问题意识、文献意识、方法上的创新意识、规范与前瞻意识。
其一，学术史意识。准确了解和把握学术发展史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步骤，它一方面可以保证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不是载之空言，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有可能成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重要中介。该著以《20世纪乐府研究述论》为首，比较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为全书的所有讨论确立了一个起步点。其他各篇也同样体现了著者对学术史的极大关注，亦颇具启发性。比如该著中的《东晋相和题乐府的音乐文化背景》一文，引用曹道衡先生《论〈文选〉中乐府诗的几个问题》中从音韵学角度对题名曹植《怨诗行七解》年代的判定，以印证著者由音乐史角度得出的“《怨诗行·明月照高楼》一曲在东晋末南朝一直被用于演唱”的结论。
其二，问题意识。学术研究必然以解决一定的学术问题为目标，问题意识的有无往往成为某项成果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并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著者以问题的探讨为中心，每篇都针对一定的学术问题而发，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次序展开论述。比如《黄门鼓吹考》一文，针对黄门鼓吹问题，著者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力求解决某个小问题，进而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其三，文献意识。该著作各篇均能以材料先行，深入分析考辨，进而提出结论。该著作关涉文献的文章有四篇，《〈宋书·乐志〉考辨》等三篇是对特定文献的研究，《〈乐府诗集〉点校拾遗》则深入到文献校勘学研究。同时，也涉及音乐文学文献整理的校勘原则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促进音乐文学文献校勘的规范化，还有利于《乐府诗集》一书的修订重印，更有益于中古音乐史、诗史研究。
其四，方法上的创新意识。《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中，著者提出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相互协作的新方法，设想会有珠联璧合之效。为此，著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实践，该著涉及文献学和音乐学，其次亦涉及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解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是著者在该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思考，比如，《汉唐郊庙乐舞考论》对郊庙歌辞用韵对近体律绝影响的考察、《建安诗歌与乐府关系新论》对建安诗歌诗学逻辑的探讨、《东晋相和题乐府诗的音乐文化背景》对陶渊明《怨诗》创作背景的追索等，都体现了著者对中国诗学有关重大问题的关注。
其五，规范与前瞻意识。学术研究最大的规范在于充分尊重已有成果并适当作出价值评判，《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在对王运熙先生的相关研究作了扼要总结之后说：“尽管王运熙的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可靠，但他仍然堪称20世纪乐府研究领域最有个性和最富有代表力的学者。”学术研究最佳的前瞻意识在于在有所立论的基础上，为后来的研究留有余地并指明可能的方向。《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在对20世纪乐府研究作全面述论之先提出了“对未来乐府研究作出展望”的设想，集中体现了著者的学科前瞻意识。
《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可以称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校对失误和文献缺失两个方面。
第一，校对失误方面。如第395页倒数第1～2行“湖北崇文书重雕本”，“书”下脱“局”字。倒数第2、4行，两处的“皆是”均应作“皆无”。
第二，文献缺失方面。例如，《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这两段文字于进一步校理《乐府诗集》卷52《雅舞》题解有重要意义。题解“其后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以广鲁于天下也”一段主要改编于《明堂位》，其中之“下管《象》、《武》”，《明堂位》和《祭统》皆作“下而管《象》”，题解“下管《象》、《武》”之“武”字或衍，否则与下文“冕而舞《大武》”似相矛盾。
总而言之，《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是一部研究乐府文学的力作，将会对此后的乐府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乐府文学；乐府建置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10-02
乐府是我国古代政府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初置于秦朝，汉武帝时规模得到扩大。其主要任务是制定乐府、培训乐工、采集民歌。乐府所唱的歌词在汉代叫作“歌诗”，后代则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于是，“乐府”一词便由机关名称演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魏晋以后也把文人模拟之作称为“乐府”。此后，对乐府研究的学者、专著越来越多，但将乐府文学与乐府文学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却乏有其人。从中国过去2000年间的学术界来看，不独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130篇的大作《史记》、班固所著《汉书》等，也是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用学术眼光去看待这些著作，无论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著述，只不过是史家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整理的文献资料而已。官方修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马端临《文献通考》，私人著书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直至明清时期，大部分学者重视史学，即如今所说的文献学。所以，研究文献决不能仅限于整理、校勘、编纂、注释，因为这些工作已经由过去的校雠学家担负了，而今天的学者则要担负起研究的任务。文献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以后逐步热起来，但关于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的论文、专著则较少，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有待于挖掘和研究的空间很大。
西北大学文学院孙尚勇博士研究乐府文学的专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是继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后这一领域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该著作在王运熙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把此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专著内容主要关涉四个方面：学术史、音乐史、文学史、文献学，具体对20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余各篇都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该专著关涉音乐史的篇目有《乐府建置》、《鼓吹曲》、《郊庙歌》、《相和歌》、《横吹曲》五篇。在《乐府建置》篇中，主要论证了学术界争议颇多的乐府建置问题。该著作从历史逻辑和文献传承的角度对语涉乐府的材料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汉武帝时设立了乐府机关。在《鼓吹曲》篇中，首先考察了黄门作为皇帝近署与歌舞乐伎发生关系的必然性，指出黄门倡最初是由乐府机构暂调内侍的乐人，黄门鼓吹则主要服务于皇帝出行用作道路仪仗，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对黄门鼓吹在传世文献中的27条用例进行了细致区分。在《郊庙歌》篇中，指出歌辞的用韵与分解存在一定的关系，专著中也涉及绝句的形成和近体诗形成的一些理论问题。在《相和歌》篇中，认为歌唱方式的“相和”与“相和歌”不能等同，特定的曲调是相和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横吹曲》篇中，首先对《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序和汉横吹曲题解、汉横吹曲的编排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另外，该著作考察了《横吹曲》的记录情况。关涉文学史的有四篇，主要论述了建安、东晋诗歌与乐府的关系问题。著者认为，建安诗歌在整体和主流上偏离了汉乐府的精神，而且正是这种偏离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纪元。而作为汉乐府重要内容的《相和歌》，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关涉音乐文学文献的有四篇，主要研究了《宋书·乐志》、《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的性质、体例及整理等问题。
《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学术史意识、问题意识、文献意识、方法上的创新意识、规范与前瞻意识。
其一，学术史意识。准确了解和把握学术发展史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步骤，它一方面可以保证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不是载之空言，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有可能成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重要中介。该著以《20世纪乐府研究述论》为首，比较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为全书的所有讨论确立了一个起步点。其他各篇也同样体现了著者对学术史的极大关注，亦颇具启发性。比如该著中的《东晋相和题乐府的音乐文化背景》一文，引用曹道衡先生《论〈文选〉中乐府诗的几个问题》中从音韵学角度对题名曹植《怨诗行七解》年代的判定，以印证著者由音乐史角度得出的“《怨诗行·明月照高楼》一曲在东晋末南朝一直被用于演唱”的结论。
其二，问题意识。学术研究必然以解决一定的学术问题为目标，问题意识的有无往往成为某项成果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并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著者以问题的探讨为中心，每篇都针对一定的学术问题而发，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次序展开论述。比如《黄门鼓吹考》一文，针对黄门鼓吹问题，著者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力求解决某个小问题，进而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其三，文献意识。该著作各篇均能以材料先行，深入分析考辨，进而提出结论。该著作关涉文献的文章有四篇，《〈宋书·乐志〉考辨》等三篇是对特定文献的研究，《〈乐府诗集〉点校拾遗》则深入到文献校勘学研究。同时，也涉及音乐文学文献整理的校勘原则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促进音乐文学文献校勘的规范化，还有利于《乐府诗集》一书的修订重印，更有益于中古音乐史、诗史研究。
其四，方法上的创新意识。《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中，著者提出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相互协作的新方法，设想会有珠联璧合之效。为此，著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实践，该著涉及文献学和音乐学，其次亦涉及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解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是著者在该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思考，比如，《汉唐郊庙乐舞考论》对郊庙歌辞用韵对近体律绝影响的考察、《建安诗歌与乐府关系新论》对建安诗歌诗学逻辑的探讨、《东晋相和题乐府诗的音乐文化背景》对陶渊明《怨诗》创作背景的追索等，都体现了著者对中国诗学有关重大问题的关注。
其五，规范与前瞻意识。学术研究最大的规范在于充分尊重已有成果并适当作出价值评判，《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在对王运熙先生的相关研究作了扼要总结之后说：“尽管王运熙的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可靠，但他仍然堪称20世纪乐府研究领域最有个性和最富有代表力的学者。”学术研究最佳的前瞻意识在于在有所立论的基础上，为后来的研究留有余地并指明可能的方向。《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在对20世纪乐府研究作全面述论之先提出了“对未来乐府研究作出展望”的设想，集中体现了著者的学科前瞻意识。
《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可以称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校对失误和文献缺失两个方面。
第一，校对失误方面。如第395页倒数第1～2行“湖北崇文书重雕本”，“书”下脱“局”字。倒数第2、4行，两处的“皆是”均应作“皆无”。
第二，文献缺失方面。例如，《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这两段文字于进一步校理《乐府诗集》卷52《雅舞》题解有重要意义。题解“其后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以广鲁于天下也”一段主要改编于《明堂位》，其中之“下管《象》、《武》”，《明堂位》和《祭统》皆作“下而管《象》”，题解“下管《象》、《武》”之“武”字或衍，否则与下文“冕而舞《大武》”似相矛盾。
总而言之，《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一书是一部研究乐府文学的力作，将会对此后的乐府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