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命题。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进程不仅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市容环境的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兴建，而且也伴随着各类“城市病”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冲突的频发，因此，城市化进程是一柄双刃剑，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加以引导和保障。
　　应该说，中国的工业化适度超前于城市化，使得我们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和严重的社会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在吸取其他国家教训的基础上，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走出独特的道路。在我们看来，中国平稳有序的城市化进程，有赖于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其一，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有为政府”的推动。
　　30年的改革开放，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东亚模式中“有为政府”特点的中国体现。尽管过于“有为”的政府可能对市场构成某种干预，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降低经济效率，但是在“城市化”中，这样一个公共品持续提供的进程中，还是需要政府公共职能的充分发挥和有效介入以起到保障强化的作用。
　　其二，东部沿海依然存在承载更多就业人口的潜力。
　　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看，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转移和迁移，其基本路线是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聚集。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综合运营成本较低、环境容量较大，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海岸线资源与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相比相对稀缺，这就显得其尤为重要和宝贵。有限的沿海地带应该承载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过去30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容纳大量中西部人口的重要原因。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要素结构尤其是就业人群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会新增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就业机会、承载更多的就业人口。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向可能还是向东部沿海大都市群继续集中，并与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协同互补的人口区域布局。
　　其三，农民进城将逐渐表现出新的形式。
　　城市化的本义是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定居和工作，从而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城市化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可能需要一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时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农民进城”已经部分地表现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就业定居的问题，他们较之父辈更加具备“进城”的优势和基础。产业转型升级将可能为他们创造更多“合身”的工作岗位，加快其市民化步伐。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政策研究，并且，因为深圳地处珠江东岸；北滘和顺德地处珠江西岸，深圳与顺德是珠三角改革开放中的两片各具特点的热土，多年来我的同事们对于顺德这片神奇的土地怀着深深的学术兴趣。北滘的试验表明，顺德的确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超越。比如，顺德北滘以工业设计作为转型升级的切入点和以“智造北滘，魅力小城”为理想的城市化实践恰恰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一些特点：又比如，在“广东工业设计城”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东部地区大都市周边(例如北滘)同样可以形成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区，也就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顺德正在进行的探索的确可以引导我们对城市化的思考和讨论。
　　我衷心地希望，本书所展示的这个丰富多彩的个案，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城市化，提供宝贵的启示。我们研究院，期待引起各方对城市化的关注和深入思考，共同推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加和谐、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