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有的专著是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该书认为明代属于洪武型财政，其特点是保守、僵化与倒退。
【机 构】
：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有的专著是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该书认为明代属于洪武型财政，其特点是保守、僵化与倒退。
其他文献
1928年12月29日，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由于是形式上的国家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军阀间的战乱依然不断，政局不稳严重影响着县域社会的发展。战乱对县域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农工商业的破坏，而且体现在地方驻军侵扰县域社会的发展。
《奈女祗域因缘经》是后汉时安息的安世高所译佛经。祗域又译为只域、耆域，是奈女之子，母子二人都是天竺一代神医。这部佛经记载了祗域所做的三例外科手术，若按现代医学来分类，手术分别是肠梗阻、肝脏和脑部寄生虫清除。就手术本身的难度来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属于比较大的，故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美国历史上，如果哪一个人能作为美国民主的象征，那就是托马斯·杰斐逊。一个占有奴隶的贵族竟然是美国民主的布道者，这无疑是充满了讽刺的美国历史中最大的讽刺。无论我们将民主视为个人所拥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是视为多数人自我统治的权利，杰斐逊都成了它在美国最著名的代言人。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比杰斐逊对普通人民怀有更大的信念，也没有人比他对未来更为乐观。
从个人维度来探讨托马斯·杰斐逊对革命的共和事业的奉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杰斐逊的个人独立与美国独立的宣布和维护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他签字人一道，不惜舍身拼命以摈弃对乔治三世的效忠，把自己当作造反派和叛徒，同时又把其个人的身份融进他所协助构想出来的“人民”身份之中。揭示杰斐逊革命生涯的个人维度，对于我们理解杰斐逊对自主而能表达同意的个人权利的崇奉，他的自我塑造和他形成中的自治的民主政体的概念，都具有核心意义。
国族构建并不是十分抽象的东西，人的个性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并非完全受无情的结构所主宰，其中有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杰斐逊的种族主义扰乱了他的治国之术，导致他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他本人在西部建立一个自耕农自由帝国的梦想，而这一切为的是要摧毁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以平息他的种族主义怒火。杰斐逊采取的经济禁运以及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海地，所展现的不仅是对那个年幼共和国的刻意蹂躏，而且也是此后一直困扰海地的深重依附的开端。杰斐逊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历史事实，让我们铭记，同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1950年代中期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践表明，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期性的饥荒。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干部们对于返销粮数量与下拨时间的把握，成为影响农民生存生活状况至关重要的因素。无为县政治生态的异动与粮食问题相交织。推广双季稻、“反宗派主义”、“反瞒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展现了地方粮食政治的微妙与复杂。
自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当年满怀激情、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工作者到成长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金冲及先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源动力，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肩负起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责任。对学问扎实深入，对外界不等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金冲及先生的
一是宋史还是十至十三世纪的历史？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