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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祭聂绀弩
聂老安详地吃完最后一颗橘子，过了两个小时，就静静地长眠了。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点死的征兆，就这样，他和我们永别了。
这位人生像一篇屈原《橘颂》的高洁诗人，正直秉性不可转移的战士，我心灵的导师，逝世之后，给我留下永远的感伤。但是，看到他这样静悄悄、没有痛苦地远走，在悲哀中又感到欣慰。他实在太累了，一生除了革命、打仗、办报、坐牢、劳动改造之外，还写了二十七本文学集子。近几年来，已经精疲力竭，但还在思索，还在挣扎，还在咀嚼自己的心。他已经消瘦到没有一点肌肉，腿和胳膊几乎一样细，犯了哮喘病甚至连气也抽不出，只有揪心的干咳嗽。不能翻身，一翻身就会感到刺骨的疼痛。可是他偏不屈服，咳嗽时还是颤巍巍地读着，想着，有时还拿起笔写几个字，笔拿不住，最后，连那么轻的一支香烟也拿不住了。我知道他的心事是怎样广阔浩茫，心灵深处是怎样活泼、丰富、奇特，但是看到他拿着颤抖的纸笔，只觉得他在服着精神的苦役，实在受不了。每每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想起他怀念邵荃麟的诗句：“君身瘦骨奇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我知道科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正是像他这样一些不幸又不屈的人所支撑的，然而，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拿着笔的“颤巍巍”的样子。他的生命已被吸干了，数十年中被征途与牢房吸尽了大部分，近十年来又被诗歌与文章全吸干了。他该休息一下了，不应当再继续饮啜人生的苦汁了。此时，我提起笔，一串眼泪洒落在纸上，我竟分不清这眼泪是苦味还是比苦味还要苦的生命意味。
真不愿意多想他的过去，脆弱的心灵很难承受他的太沉重的人生。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后，他被判入另册。一九五八年初，他被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他因不满林彪、江青而以“现行反革命”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被宣判无罪。他是个不幸者，但又是一个征服不幸的刚强者。任何艰难的命运都无法把他击倒，他也从来没有因命运的凶险而放弃真理。在铁窗下，他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继续学习与思索，把《资本论》细细地读了四遍，并在书页上贴了几千张写着要点和心得的小字条，此书现在就在我的手里。他告诉我，他读懂一句，就在底下画一道红杠杠，最后，他把全书都画满了红杠杠。今天，再看看这书，只觉得这些红杠杠里注满了他的血痕与伤痕，也注满他博大的思想与心灵。抚摸这血痕与思想，真像触到一团团火。这位《资本论》的伟大读者，正是在炼狱的火焰中战胜了魔鬼和死神的威胁，使自己不屈的灵魂获得了空前的升华。
晚年他发表的古典小说研究论文和《散宜生诗》，固然可看到他的眼泪，但也可听到一种带着乐天气息的笑声，我想，这正是他经受了苦难之后，进而穿越了苦难感悟到人生真理的一种愉快，也正是他洞察了社会人生真相之后反而自由地驾驭人生的一种自豪感。晚年，他正是用这种心境从事写作，写出一篇篇令人惊叹的、具有真情真性真品格真境界的文章。
他用铮铮硬骨支撑着艰辛的岁月和超越了自身的痛苦，却无法超越另一种痛苦，这就是他人的痛苦。他在自己受到折磨的时候，却总是想着别人。去年十一月，他病得很重，提起笔就颤抖，但还是写了一篇怀念冯雪峰的诗，其中有“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这是他的绝笔。这绝笔正透露出他的心灵与人间的忧愁如何相通。他晚年对我们祖国的改革表现出一种感人肺腑的关切，他深深感到此时中华民族所选择的历史方向是对的。对于聂老重重的心事，我曾有不少感悟，待以后情绪平静下来，再慢慢体味和细说。此时我陷入送别这位太阳般的长者与亲者的悲伤里，只愿他辛苦一生的灵魂，能在地母怀中得到安息。
写于一九八六年三月
最后一缕丝
聂绀弩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去世。他生前以深挚的爱和深邃的思想，在我身上注入了他的一部分灵魂。每次想到他的名字，我就在心中增添一些洁净的阳光和抹掉一些无价值的阴影。
聂老作为一个杰出的左翼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还经历了那么沉重的痛苦和艰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有奇才，但才能既是他的成功之源，也是他的痛苦之源。他既不懂得掩盖才能的锋芒，也不懂得掩盖良知的锋芒。每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说真话，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它是通往真理的起点。爱讲真话，这就决定他要吃亏，反“胡风”时，他当了“胡风分子”；反“右派”时，他当了“右派分子”；反“走资派”时，他又因为说了轻蔑江青的话而当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最后这一次非同小可，被判了无期徒刑，送进监狱。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释放回北京。
我和聂老真是有缘。他出狱后不久，我们便成了近邻，同住在北京市的劲松区。十年之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数不清到过他家多少回，不过，每一次见到的几乎都是同一种情景：他靠在小床背上，手里拿着夹纸板和笔，想着写着。我一到那里，就悄悄地坐在他的小床对面的另一张小床上，呆呆地看着他想着写着，等着他放下笔转过头来和我说话。听他说话的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只是慢慢觉得他的露出被单的双脚愈来愈细，最后细得和他的手臂一样，只剩下皮和骨，绝对没有肉。
屋里是绝对的安静，他的心跳也是绝对的平静。人世间的一切苦楚都品尝过了，和死神也打了几回交道，此时，死神对他已无可奈何，他对死神也满不在乎了，至于别的：贫穷、荣誉、名号、财富、反自由化，那就更不在乎了。然而，他还在乎一点，就是写作。天天写，绝不浪费一分一秒幸存的生命。他的身体已被摧残得没有多少气力了，但他还是用残存的气力去提起那一支圆珠笔。他赠给我的诗说：“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坚。”他相信一切都会消失，唯有艺术是永存的。对于被迫害，对于坐牢，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时间，少写了很多文字。我相信，只要有纸和笔，他坐一辈子牢也会满不在乎的。
他的双脚不能动了，自然到不了图书馆，因此，也只能利用家里有限的藏书，把精力放在古代几部长篇小说的研究上。他自嘲说：“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他没想到自己在七十三四岁之后，还有“吃遗产”的幸运，他真是倾心、迷醉于“遗产”。从最痛苦的地狱黑暗中走出来，能赢得一个机会，靠在小床上，欣赏自己心爱的艺术，感悟祖先的智慧与天才，这不正是天堂吗？昨天梦中的天堂不就是眼下这张小床和这些文字吗？ 一九八五年夏天，他处于病危之中，发烧，昏迷，发脾气，我一见到这情景就非常着急： “为什么还不送医院？”他的夫人周颖老太太说：“他就是不肯走，早晨好几位朋友要他上担架，他却用手死死地抓住小床，就是不肯走。他就是这么犟。”我们只好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夫人和朋友都走出屋了，我还站着呆看着。突然，他张开眼睛对我说：“只要让我把《贾宝玉论》这篇文章写出来，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都可以，怎么处置都行，送到阎王殿也可以。”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牵挂，至死都放不下的牵挂就是贾宝玉。
他的最后的生命脉搏全被《红楼梦》抓住。他的红楼思考疑聚着他对宇宙人生和文学艺术的全部见解。这是他最后最真实的心愿。就像一只蚕，他必须吐出最后的也是最美丽的一缕丝，才心甘情愿死去。只要最后一缕丝能吐出来，他就可以死而瞑目，这个九死一生的诗人，其人生的最后希望已变得非常具体，具体到吐出一条可以称为“贾宝玉论”的丝。
聂老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最后的心愿和最后的遗憾，想到他抓住床架不肯离开这个世界仅仅为了吐出最后一缕丝，真有无限的感触。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教导，最后的呼唤。想到这里，我就更懂得珍惜，懂得该珍惜那些最该珍惜的东西。同时，我也不能不感慨，人与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么多人最后眷恋的，是金钱、地位或者一顶桂冠。他们也像聂老抓住床沿一样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桂冠，然而，这是多么不同的眷恋呵。
聂老临终前，留给我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包括他在监牢里读过的《资本论》和书中的数千张小批条，还有九箱的线装书。但是，朋友们不一定知道，他还留给我这一价值无量的最后的一缕丝。
（选自《漂流手记》）
思想锥心坦白难
在聂绀弩生前，我请他为我书写两句诗以作为人生座右铭，他想了想，便铺开纸张，提起毛笔，写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因为从心里敬爱他，所以我真的一直把它作为座右铭。漂流海外后，时刻把它带在身边。现在又把它挂在书房的墙壁上，像一盏灯火，时时在我身边发着光明。
聂老临终前不久把他的一小本诗稿手迹和两本已出版的诗集送给我。因为常常翻阅，才发现这两句诗早已在他心中酿成，然后再移植于完整的诗中，也因此，这一对联竟两次在诗中出现，这是聂诗中所没有过的，一次是在《三草》 （香港野草出版社）的《归途二首》中，全诗为：“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这首诗是放在《北大荒》辑的最末，应是作于一九六六年，但聂老的好友高旅先生在为《三草》所作的“小序”中说： “或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系六六年劫后被囚时作。非。一九六二年曾读之，列一组杂诗中。”可见，这两句诗在写《归途二首》之前就出现过。然而，有意思的是聂老在八十年代又把这两句诗放入给冯雪峰的挽诗中。诗日：“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此诗收入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散宜生诗》。大约聂老觉得冯雪峰才配得到这一对联，所以便在他逝世时七为挽联为他送行。这又可见聂老真把这两句诗视为生命的晶体，只能献给纯正的灵魂。
查了聂老的诗稿手迹，又发现他给冯雪峰的这首挽歌最后两句原是“孟尝门有三千客，长铗悬空孰再弹”，发表时改成另一样，大约是觉得把冯雪峰比作养士三千的孟尝君，还不如比作剖心自白的比干。这一比喻和“文章锥心坦白难”一句相连，寓意更深。这些苦心琢磨，可以看出聂老也把这两句诗视为自己的座右铭。而这座右铭也只有经受许多苦难之后才能产生，它属于生命深层脉管里流出来的血。
深深了解文章坦白之难有如比干剖心，可能只有中国作家。聂绀弩自己因为襟怀坦白而被抛入牢狱，而他的朋友胡风的上书，其实也只是坦白直言，然而，他的报偿是“三十万言三十年”，坦白地道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看法，结果是坐牢三十年。一个人要承受三十年的地狱生活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承受入狱的理由仅仅是“坦白直言”更不容易。而著名的“三家村”冤案，其实也只是在杂文中坦白地说了一些真话。邓拓身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坦白地批评一下“伟大的空话”，就遭到灭顶之灾，更何况别人。我有次谈起邓拓时，一位朋友说：邓拓算什么，彭德怀是战功赫赫的大元帅，三军总司令，他在上书中坦白地说点真话都不行，还容得了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说话吗？在千百万人饿死沟壑时一个开国元勋都难以直言，那么，真实地描述社会人生的文章该从何做起呢？纵有天才又有何用呢？文章原来难的不是文采，不是技巧，不是知识的万花筒，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是像锥子锥着自己的心灵然后坦白地面对人间的强权与黑暗喊出真实的声音，这声音，不是肉声，而是心声；不是词章包裹着的唇齿，而是负载着人间苦痛的坦荡胸怀。这一点，西方的评论家很难了解，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作家踩着铁蒺藜前行时的心情，也永远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自己的肩上挑起被纯文学作家所瞧不起的道义重担。
（选自《西寻故乡》）
聂绀弩山脉
因为聂绀弩这一名字已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想起他。说人死丁之后可以永远活在人心中，过去以为是愿望，今天才知道这是现实。聂绀弩的名字，绝对活在我的心里，活得很具体，具体得像一盏灯光，一颗宝石，一朵雪莲，一座大地上的山峰，伸手就可触摸得到。对于这座山，近看厚重，远看也厚重。
在精神山脉的登临中，我常想到许多峰峦的名字，例如荷马峰、但丁峰、莎士比亚峰。这些名字是人类共同的。而聂绀弩山脉，则属于我，当然也属于爱他的中国读者与朋友。那些常常凝望聂绀弩山脉的旅行者，一定是我的兄弟。
我见过许多年迈的作家和学者，看过他们或站立着，或踉跄蹒跚地走着，唯有聂绀弩，我只看见他平实地坐着，总是靠在床头坐着，坐在那里，手中拿着笔。时间停滞，空间浓缩为笔下的夹纸板。大约有七八年，我没有看到他走动过。聂绀弩山脉永远是坐落着的，和大自然的山脉一样。 每次见到他坐着写作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大，它迫使我也坐下来，老老实实地读、写、思考，不敢乱走乱动，不敢丢失任何一个早晨与黄昏。因为聂绀弩，我才悟到：坐着就是力量。
经历二三十年的精神摧残和监狱生活之后，聂绀弩本来应当好好休息以享受人生最后的时节，至少可以躺着看看闲书，不必再那么劳累了。然而，他偏选择了劳累，确确实实的劳累，别人坐着不算什么，而他坐着却不容易。他的体力在监狱里几乎耗尽了，现在支撑他坐着的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骨架，是没有被剥夺掉的生命最深层的意志。意志的力量真是惊人。看不见的很抽象的意志，真可以变成一种非常具体的挺立的大山。聂绀弩就是这种山峰。他凭着不死的意志，就整天在那床头坐着不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十年岁月，就在那个角落里，就在那个空间浓缩的纸板上，写出了上百万字精彩的诗歌、散文、回忆录和论文，像岩隙里的泉水奔涌，像山谷里的鲜花盛开。在他那个座位的墙外，数不清的读者为他的才能而感动而叹息而坐立不安，但他一概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在乎。赞扬与诅咒对他都无所谓，他只是坐着，只是写着，除了面对自己的良心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与朋友谈论起聂老面壁十年的写作故事时，大家总是惊叹。但我总是不满意朋友们的解释，他们说，聂老是受压迫之后的奋发，是为了争一口气。我感受不到聂绀驽在争气，只感到他的心气格外平和从容，没有愤怒，没有浮躁，只有山脉似的静穆。天崩地裂过了，留下的是永恒的太始之初。一切都重新凝聚于笔尖，凝聚于他的开山之斧。他知道，情绪是没有价值的，重要的是把以生命的痛苦代价换来的体验一笔一笔写下来。对聂绀弩我作出不同于朋友的“唯心论”解释：他的生命就是特殊，当人们在严酷环境中生命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他并不混乱；当人们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争先奉献而赢得苟活的时候，他偏偏为了保持灵魂的完整而让肉体受尽摧残。他坐着的力量首先不是表现在小床上，而是在监狱的铁窗下。在死亡的角落里，他始终直面死神坐着，也像山峰，巍巍直冲天穹。十几年中从未有过哀叫、求饶和哭泣。伴着铁一样冰冷的四壁和若有若无的明天，他终于把牢底坐穿，终于战胜命运最严峻的打击，重新赢得写作的权利。当他赢得这一权利之后，就比谁都更懂得珍惜，也比谁都知道坐下来把握这一权利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在他的晚年，表现出比“把牢底坐穿”更大的力量，坐到肌肉全部消失，坐到心血全被吸干了，坐到从骨髓里吐出最后一个字。
当我远离故土，也远离聂老生前那座楼房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他的小屋和小屋里的那张小木床，他的那二块夹纸板和那一支圆珠笔，还有那座思想者山脉。一想起它，就听到它的召唤：坐下来，坐下来就是力量。当我身心俱倦的时候，一听到这种召唤，就会回到书桌前，拿起笔。在人们竞相沉沦的岁月里，我所以还一篇一篇地写着，其实与这远山的呼唤有关。
我的远山，我常常登临的聂绀弩山脉，你将永远坐落在中国的大地和我心中的大地。
（选自《西寻故乡》）
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
三四年来浪迹四方，在东西大陆里来回往返，逼迫我必须轻装前行，把喜爱的书籍留在原处。书籍实在太重，一部《史记》就比一件大皮袄还重。可是，此次我要去的地方是瑞典，名副其实的雪国，书固然重要，皮袄也很重要。
谁陪我去浪迹天涯呢？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屈原到马奎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捡起，和妻子、女儿争夺几个箱子的地盘。妻子重视的是形而下，民以食为天，以穿为地，书本再重要，也得先求生存。而我崇尚形而上，以文字为天为地，于是，总是争吵，朱熹、尼采就被她从皮箱里驱逐过好几回。没有争论的只有那些我爱女儿也爱的诗集，屈原、李白、李煜、苏东坡等，在皮箱里，总有他们的位置。
明知前去的学校图书馆很容易找到，但还是一定要他们陪我漂泊的古人是司马迁和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那一群天真而干净的少男少女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生活在社会的烂泥中是需要一群干净的朋友的。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宝玉，我都喜欢。我真恨那些把他们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红学家，厌恶他们给这些充满天真天籁的人类花朵戴上肮脏的政治帽子，这比“佛头点粪”还让我难受。不会戴帽子的俞平伯先生还挨了他们一阵乱棍。可是，这些棍子们很快就会化为尘芥，而我喜欢的诗意生命，却在世界八方的精神土地里笑着、闹着、相思着。
除了《红楼梦》，还愿意背着《史记》。当朋友把《史记》从大陆寄到芝加哥时，我高兴了好久。我真喜欢这部又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奇书，而且喜欢司马迁的精神，在严酷的命运面前绝不屈服的精神。一部庞大而残暴的政治机器，只能阉割肉体，却无法阉割掉人的精神与天才。
现代作家中我所敬爱的聂绀弩，也是一个司马迁似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阉割其精神的人。无论是恶鬼似的罪名，还是山岳一样沉重的监狱，都不能压弯他那一支正直的笔杆。比罪名和监狱更沉重的打击，是他唯一的女儿在难以忍受的牵连中自杀了。他的夫人周颖老太太告诉我，他出狱后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见女儿，怎么向他交代呢？然而，最后还是告诉了他。这一致命的消息本来足以使他丧失理智，可是，他却支撑住命运最残酷的打击，把本该滴落的眼泪吞咽下去，注入笔杆，继续写作。他知道，唯有吐出积压了几十年的正直之声，才能告慰一切自己的所爱和一切受难的灵魂。我不管走到哪一个天涯海角，都背着他的书和他的一些珍贵的手迹。这些书与手迹，支撑着我的脊梁，帮助我度过艰难与心事浩茫的岁月。四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忘记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我一天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说一句背叛人类良知的话。
自然，我还得背其他书，俄罗斯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美利坚的《熊》与《白鲸》，故国的龚自珍、严复、梁启超、鲁迅等思想者，虽沉重，但已背着他们跨越多次的天空与海洋了。还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等，也和我一起辛苦辗转了好几片苍茫的大地。但是妻子从来不驱逐他们，皮箱里总有他们的地盘。这回远行，我把故国的这些学者的书和康德、福柯们的书放在一起，奔赴地球北角的雪原，结果行李超了重，被罚了一百多美元。
一被罚，就想到被罚的日子何时终了，真想有一天能结束漂泊生活，可以面对四壁的藏书，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和古人今人从容对话，既领悟人类的卓越，也领悟说不尽的大荒谬。
（选自《远游岁月》）
（选自《师友纪事》，有删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聂老安详地吃完最后一颗橘子，过了两个小时，就静静地长眠了。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点死的征兆，就这样，他和我们永别了。
这位人生像一篇屈原《橘颂》的高洁诗人，正直秉性不可转移的战士，我心灵的导师，逝世之后，给我留下永远的感伤。但是，看到他这样静悄悄、没有痛苦地远走，在悲哀中又感到欣慰。他实在太累了，一生除了革命、打仗、办报、坐牢、劳动改造之外，还写了二十七本文学集子。近几年来，已经精疲力竭，但还在思索，还在挣扎，还在咀嚼自己的心。他已经消瘦到没有一点肌肉，腿和胳膊几乎一样细，犯了哮喘病甚至连气也抽不出，只有揪心的干咳嗽。不能翻身，一翻身就会感到刺骨的疼痛。可是他偏不屈服，咳嗽时还是颤巍巍地读着，想着，有时还拿起笔写几个字，笔拿不住，最后，连那么轻的一支香烟也拿不住了。我知道他的心事是怎样广阔浩茫，心灵深处是怎样活泼、丰富、奇特，但是看到他拿着颤抖的纸笔，只觉得他在服着精神的苦役，实在受不了。每每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想起他怀念邵荃麟的诗句：“君身瘦骨奇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我知道科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正是像他这样一些不幸又不屈的人所支撑的，然而，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拿着笔的“颤巍巍”的样子。他的生命已被吸干了，数十年中被征途与牢房吸尽了大部分，近十年来又被诗歌与文章全吸干了。他该休息一下了，不应当再继续饮啜人生的苦汁了。此时，我提起笔，一串眼泪洒落在纸上，我竟分不清这眼泪是苦味还是比苦味还要苦的生命意味。
真不愿意多想他的过去，脆弱的心灵很难承受他的太沉重的人生。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后，他被判入另册。一九五八年初，他被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他因不满林彪、江青而以“现行反革命”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被宣判无罪。他是个不幸者，但又是一个征服不幸的刚强者。任何艰难的命运都无法把他击倒，他也从来没有因命运的凶险而放弃真理。在铁窗下，他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继续学习与思索，把《资本论》细细地读了四遍，并在书页上贴了几千张写着要点和心得的小字条，此书现在就在我的手里。他告诉我，他读懂一句，就在底下画一道红杠杠，最后，他把全书都画满了红杠杠。今天，再看看这书，只觉得这些红杠杠里注满了他的血痕与伤痕，也注满他博大的思想与心灵。抚摸这血痕与思想，真像触到一团团火。这位《资本论》的伟大读者，正是在炼狱的火焰中战胜了魔鬼和死神的威胁，使自己不屈的灵魂获得了空前的升华。
晚年他发表的古典小说研究论文和《散宜生诗》，固然可看到他的眼泪，但也可听到一种带着乐天气息的笑声，我想，这正是他经受了苦难之后，进而穿越了苦难感悟到人生真理的一种愉快，也正是他洞察了社会人生真相之后反而自由地驾驭人生的一种自豪感。晚年，他正是用这种心境从事写作，写出一篇篇令人惊叹的、具有真情真性真品格真境界的文章。
他用铮铮硬骨支撑着艰辛的岁月和超越了自身的痛苦，却无法超越另一种痛苦，这就是他人的痛苦。他在自己受到折磨的时候，却总是想着别人。去年十一月，他病得很重，提起笔就颤抖，但还是写了一篇怀念冯雪峰的诗，其中有“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这是他的绝笔。这绝笔正透露出他的心灵与人间的忧愁如何相通。他晚年对我们祖国的改革表现出一种感人肺腑的关切，他深深感到此时中华民族所选择的历史方向是对的。对于聂老重重的心事，我曾有不少感悟，待以后情绪平静下来，再慢慢体味和细说。此时我陷入送别这位太阳般的长者与亲者的悲伤里，只愿他辛苦一生的灵魂，能在地母怀中得到安息。
写于一九八六年三月
最后一缕丝
聂绀弩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去世。他生前以深挚的爱和深邃的思想，在我身上注入了他的一部分灵魂。每次想到他的名字，我就在心中增添一些洁净的阳光和抹掉一些无价值的阴影。
聂老作为一个杰出的左翼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还经历了那么沉重的痛苦和艰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有奇才，但才能既是他的成功之源，也是他的痛苦之源。他既不懂得掩盖才能的锋芒，也不懂得掩盖良知的锋芒。每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说真话，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它是通往真理的起点。爱讲真话，这就决定他要吃亏，反“胡风”时，他当了“胡风分子”；反“右派”时，他当了“右派分子”；反“走资派”时，他又因为说了轻蔑江青的话而当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最后这一次非同小可，被判了无期徒刑，送进监狱。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释放回北京。
我和聂老真是有缘。他出狱后不久，我们便成了近邻，同住在北京市的劲松区。十年之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数不清到过他家多少回，不过，每一次见到的几乎都是同一种情景：他靠在小床背上，手里拿着夹纸板和笔，想着写着。我一到那里，就悄悄地坐在他的小床对面的另一张小床上，呆呆地看着他想着写着，等着他放下笔转过头来和我说话。听他说话的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只是慢慢觉得他的露出被单的双脚愈来愈细，最后细得和他的手臂一样，只剩下皮和骨，绝对没有肉。
屋里是绝对的安静，他的心跳也是绝对的平静。人世间的一切苦楚都品尝过了，和死神也打了几回交道，此时，死神对他已无可奈何，他对死神也满不在乎了，至于别的：贫穷、荣誉、名号、财富、反自由化，那就更不在乎了。然而，他还在乎一点，就是写作。天天写，绝不浪费一分一秒幸存的生命。他的身体已被摧残得没有多少气力了，但他还是用残存的气力去提起那一支圆珠笔。他赠给我的诗说：“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坚。”他相信一切都会消失，唯有艺术是永存的。对于被迫害，对于坐牢，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时间，少写了很多文字。我相信，只要有纸和笔，他坐一辈子牢也会满不在乎的。
他的双脚不能动了，自然到不了图书馆，因此，也只能利用家里有限的藏书，把精力放在古代几部长篇小说的研究上。他自嘲说：“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他没想到自己在七十三四岁之后，还有“吃遗产”的幸运，他真是倾心、迷醉于“遗产”。从最痛苦的地狱黑暗中走出来，能赢得一个机会，靠在小床上，欣赏自己心爱的艺术，感悟祖先的智慧与天才，这不正是天堂吗？昨天梦中的天堂不就是眼下这张小床和这些文字吗？ 一九八五年夏天，他处于病危之中，发烧，昏迷，发脾气，我一见到这情景就非常着急： “为什么还不送医院？”他的夫人周颖老太太说：“他就是不肯走，早晨好几位朋友要他上担架，他却用手死死地抓住小床，就是不肯走。他就是这么犟。”我们只好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夫人和朋友都走出屋了，我还站着呆看着。突然，他张开眼睛对我说：“只要让我把《贾宝玉论》这篇文章写出来，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都可以，怎么处置都行，送到阎王殿也可以。”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牵挂，至死都放不下的牵挂就是贾宝玉。
他的最后的生命脉搏全被《红楼梦》抓住。他的红楼思考疑聚着他对宇宙人生和文学艺术的全部见解。这是他最后最真实的心愿。就像一只蚕，他必须吐出最后的也是最美丽的一缕丝，才心甘情愿死去。只要最后一缕丝能吐出来，他就可以死而瞑目，这个九死一生的诗人，其人生的最后希望已变得非常具体，具体到吐出一条可以称为“贾宝玉论”的丝。
聂老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最后的心愿和最后的遗憾，想到他抓住床架不肯离开这个世界仅仅为了吐出最后一缕丝，真有无限的感触。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教导，最后的呼唤。想到这里，我就更懂得珍惜，懂得该珍惜那些最该珍惜的东西。同时，我也不能不感慨，人与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么多人最后眷恋的，是金钱、地位或者一顶桂冠。他们也像聂老抓住床沿一样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桂冠，然而，这是多么不同的眷恋呵。
聂老临终前，留给我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包括他在监牢里读过的《资本论》和书中的数千张小批条，还有九箱的线装书。但是，朋友们不一定知道，他还留给我这一价值无量的最后的一缕丝。
（选自《漂流手记》）
思想锥心坦白难
在聂绀弩生前，我请他为我书写两句诗以作为人生座右铭，他想了想，便铺开纸张，提起毛笔，写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因为从心里敬爱他，所以我真的一直把它作为座右铭。漂流海外后，时刻把它带在身边。现在又把它挂在书房的墙壁上，像一盏灯火，时时在我身边发着光明。
聂老临终前不久把他的一小本诗稿手迹和两本已出版的诗集送给我。因为常常翻阅，才发现这两句诗早已在他心中酿成，然后再移植于完整的诗中，也因此，这一对联竟两次在诗中出现，这是聂诗中所没有过的，一次是在《三草》 （香港野草出版社）的《归途二首》中，全诗为：“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这首诗是放在《北大荒》辑的最末，应是作于一九六六年，但聂老的好友高旅先生在为《三草》所作的“小序”中说： “或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系六六年劫后被囚时作。非。一九六二年曾读之，列一组杂诗中。”可见，这两句诗在写《归途二首》之前就出现过。然而，有意思的是聂老在八十年代又把这两句诗放入给冯雪峰的挽诗中。诗日：“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此诗收入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散宜生诗》。大约聂老觉得冯雪峰才配得到这一对联，所以便在他逝世时七为挽联为他送行。这又可见聂老真把这两句诗视为生命的晶体，只能献给纯正的灵魂。
查了聂老的诗稿手迹，又发现他给冯雪峰的这首挽歌最后两句原是“孟尝门有三千客，长铗悬空孰再弹”，发表时改成另一样，大约是觉得把冯雪峰比作养士三千的孟尝君，还不如比作剖心自白的比干。这一比喻和“文章锥心坦白难”一句相连，寓意更深。这些苦心琢磨，可以看出聂老也把这两句诗视为自己的座右铭。而这座右铭也只有经受许多苦难之后才能产生，它属于生命深层脉管里流出来的血。
深深了解文章坦白之难有如比干剖心，可能只有中国作家。聂绀弩自己因为襟怀坦白而被抛入牢狱，而他的朋友胡风的上书，其实也只是坦白直言，然而，他的报偿是“三十万言三十年”，坦白地道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看法，结果是坐牢三十年。一个人要承受三十年的地狱生活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承受入狱的理由仅仅是“坦白直言”更不容易。而著名的“三家村”冤案，其实也只是在杂文中坦白地说了一些真话。邓拓身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坦白地批评一下“伟大的空话”，就遭到灭顶之灾，更何况别人。我有次谈起邓拓时，一位朋友说：邓拓算什么，彭德怀是战功赫赫的大元帅，三军总司令，他在上书中坦白地说点真话都不行，还容得了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说话吗？在千百万人饿死沟壑时一个开国元勋都难以直言，那么，真实地描述社会人生的文章该从何做起呢？纵有天才又有何用呢？文章原来难的不是文采，不是技巧，不是知识的万花筒，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是像锥子锥着自己的心灵然后坦白地面对人间的强权与黑暗喊出真实的声音，这声音，不是肉声，而是心声；不是词章包裹着的唇齿，而是负载着人间苦痛的坦荡胸怀。这一点，西方的评论家很难了解，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作家踩着铁蒺藜前行时的心情，也永远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自己的肩上挑起被纯文学作家所瞧不起的道义重担。
（选自《西寻故乡》）
聂绀弩山脉
因为聂绀弩这一名字已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想起他。说人死丁之后可以永远活在人心中，过去以为是愿望，今天才知道这是现实。聂绀弩的名字，绝对活在我的心里，活得很具体，具体得像一盏灯光，一颗宝石，一朵雪莲，一座大地上的山峰，伸手就可触摸得到。对于这座山，近看厚重，远看也厚重。
在精神山脉的登临中，我常想到许多峰峦的名字，例如荷马峰、但丁峰、莎士比亚峰。这些名字是人类共同的。而聂绀弩山脉，则属于我，当然也属于爱他的中国读者与朋友。那些常常凝望聂绀弩山脉的旅行者，一定是我的兄弟。
我见过许多年迈的作家和学者，看过他们或站立着，或踉跄蹒跚地走着，唯有聂绀弩，我只看见他平实地坐着，总是靠在床头坐着，坐在那里，手中拿着笔。时间停滞，空间浓缩为笔下的夹纸板。大约有七八年，我没有看到他走动过。聂绀弩山脉永远是坐落着的，和大自然的山脉一样。 每次见到他坐着写作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大，它迫使我也坐下来，老老实实地读、写、思考，不敢乱走乱动，不敢丢失任何一个早晨与黄昏。因为聂绀弩，我才悟到：坐着就是力量。
经历二三十年的精神摧残和监狱生活之后，聂绀弩本来应当好好休息以享受人生最后的时节，至少可以躺着看看闲书，不必再那么劳累了。然而，他偏选择了劳累，确确实实的劳累，别人坐着不算什么，而他坐着却不容易。他的体力在监狱里几乎耗尽了，现在支撑他坐着的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骨架，是没有被剥夺掉的生命最深层的意志。意志的力量真是惊人。看不见的很抽象的意志，真可以变成一种非常具体的挺立的大山。聂绀弩就是这种山峰。他凭着不死的意志，就整天在那床头坐着不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十年岁月，就在那个角落里，就在那个空间浓缩的纸板上，写出了上百万字精彩的诗歌、散文、回忆录和论文，像岩隙里的泉水奔涌，像山谷里的鲜花盛开。在他那个座位的墙外，数不清的读者为他的才能而感动而叹息而坐立不安，但他一概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在乎。赞扬与诅咒对他都无所谓，他只是坐着，只是写着，除了面对自己的良心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与朋友谈论起聂老面壁十年的写作故事时，大家总是惊叹。但我总是不满意朋友们的解释，他们说，聂老是受压迫之后的奋发，是为了争一口气。我感受不到聂绀驽在争气，只感到他的心气格外平和从容，没有愤怒，没有浮躁，只有山脉似的静穆。天崩地裂过了，留下的是永恒的太始之初。一切都重新凝聚于笔尖，凝聚于他的开山之斧。他知道，情绪是没有价值的，重要的是把以生命的痛苦代价换来的体验一笔一笔写下来。对聂绀弩我作出不同于朋友的“唯心论”解释：他的生命就是特殊，当人们在严酷环境中生命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他并不混乱；当人们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争先奉献而赢得苟活的时候，他偏偏为了保持灵魂的完整而让肉体受尽摧残。他坐着的力量首先不是表现在小床上，而是在监狱的铁窗下。在死亡的角落里，他始终直面死神坐着，也像山峰，巍巍直冲天穹。十几年中从未有过哀叫、求饶和哭泣。伴着铁一样冰冷的四壁和若有若无的明天，他终于把牢底坐穿，终于战胜命运最严峻的打击，重新赢得写作的权利。当他赢得这一权利之后，就比谁都更懂得珍惜，也比谁都知道坐下来把握这一权利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在他的晚年，表现出比“把牢底坐穿”更大的力量，坐到肌肉全部消失，坐到心血全被吸干了，坐到从骨髓里吐出最后一个字。
当我远离故土，也远离聂老生前那座楼房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他的小屋和小屋里的那张小木床，他的那二块夹纸板和那一支圆珠笔，还有那座思想者山脉。一想起它，就听到它的召唤：坐下来，坐下来就是力量。当我身心俱倦的时候，一听到这种召唤，就会回到书桌前，拿起笔。在人们竞相沉沦的岁月里，我所以还一篇一篇地写着，其实与这远山的呼唤有关。
我的远山，我常常登临的聂绀弩山脉，你将永远坐落在中国的大地和我心中的大地。
（选自《西寻故乡》）
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
三四年来浪迹四方，在东西大陆里来回往返，逼迫我必须轻装前行，把喜爱的书籍留在原处。书籍实在太重，一部《史记》就比一件大皮袄还重。可是，此次我要去的地方是瑞典，名副其实的雪国，书固然重要，皮袄也很重要。
谁陪我去浪迹天涯呢？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屈原到马奎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捡起，和妻子、女儿争夺几个箱子的地盘。妻子重视的是形而下，民以食为天，以穿为地，书本再重要，也得先求生存。而我崇尚形而上，以文字为天为地，于是，总是争吵，朱熹、尼采就被她从皮箱里驱逐过好几回。没有争论的只有那些我爱女儿也爱的诗集，屈原、李白、李煜、苏东坡等，在皮箱里，总有他们的位置。
明知前去的学校图书馆很容易找到，但还是一定要他们陪我漂泊的古人是司马迁和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那一群天真而干净的少男少女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生活在社会的烂泥中是需要一群干净的朋友的。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宝玉，我都喜欢。我真恨那些把他们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红学家，厌恶他们给这些充满天真天籁的人类花朵戴上肮脏的政治帽子，这比“佛头点粪”还让我难受。不会戴帽子的俞平伯先生还挨了他们一阵乱棍。可是，这些棍子们很快就会化为尘芥，而我喜欢的诗意生命，却在世界八方的精神土地里笑着、闹着、相思着。
除了《红楼梦》，还愿意背着《史记》。当朋友把《史记》从大陆寄到芝加哥时，我高兴了好久。我真喜欢这部又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奇书，而且喜欢司马迁的精神，在严酷的命运面前绝不屈服的精神。一部庞大而残暴的政治机器，只能阉割肉体，却无法阉割掉人的精神与天才。
现代作家中我所敬爱的聂绀弩，也是一个司马迁似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阉割其精神的人。无论是恶鬼似的罪名，还是山岳一样沉重的监狱，都不能压弯他那一支正直的笔杆。比罪名和监狱更沉重的打击，是他唯一的女儿在难以忍受的牵连中自杀了。他的夫人周颖老太太告诉我，他出狱后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见女儿，怎么向他交代呢？然而，最后还是告诉了他。这一致命的消息本来足以使他丧失理智，可是，他却支撑住命运最残酷的打击，把本该滴落的眼泪吞咽下去，注入笔杆，继续写作。他知道，唯有吐出积压了几十年的正直之声，才能告慰一切自己的所爱和一切受难的灵魂。我不管走到哪一个天涯海角，都背着他的书和他的一些珍贵的手迹。这些书与手迹，支撑着我的脊梁，帮助我度过艰难与心事浩茫的岁月。四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忘记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我一天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说一句背叛人类良知的话。
自然，我还得背其他书，俄罗斯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美利坚的《熊》与《白鲸》，故国的龚自珍、严复、梁启超、鲁迅等思想者，虽沉重，但已背着他们跨越多次的天空与海洋了。还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等，也和我一起辛苦辗转了好几片苍茫的大地。但是妻子从来不驱逐他们，皮箱里总有他们的地盘。这回远行，我把故国的这些学者的书和康德、福柯们的书放在一起，奔赴地球北角的雪原，结果行李超了重，被罚了一百多美元。
一被罚，就想到被罚的日子何时终了，真想有一天能结束漂泊生活，可以面对四壁的藏书，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和古人今人从容对话，既领悟人类的卓越，也领悟说不尽的大荒谬。
（选自《远游岁月》）
（选自《师友纪事》，有删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