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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路难》和《Sonnet 29》都是闻名中外的大作，其作者分别为李白、莎士比亚。李白和莎士比亚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德才兼备的大家，他们的人生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向命运和权贵低头，在“悲愤”中拥有“乐生”情怀。《行路难》和《Sonnet 29》是在“悲愤”中不乏“乐生”情怀的诗作。本文从语言类型和修辞方面对比二者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差异，并对差异原因进行分析，加深世人对中外诗歌差异的了解。
关键词： 语言差异对比 语言类型 修辞 差异原因
中国与西方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并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学类型，但都有独领风骚的大诗人，中国的李白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就是典型代表。
李白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是唐代最伟大最杰出的诗人。他生于公元701年，在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要把自己的文才武艺都奉献给大唐王朝，想做布衣卿相，以使国泰民安。730年，李白第一次到大唐的京城——长安。在这里，他发现有志难酬，心中苦闷，于是创作了包括《行路难》等诗歌在内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李白一生创作中的第一个高潮，反映了他第一次到长安后的遭遇和思想感情。他的有些作品直抒胸臆，有些作品比兴言志，而《行路难》则是作者借历史人物的遭遇抒发宣泄自己的苦闷，并突出表现了自己的乐观精神。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创作的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思路曲折多变，主题鲜明丰富，经常在诗歌的结尾点明主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十四行诗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Sonnet 29》。它是莎士比亚的典范之作。诗人面对生活的挫折，感叹命运的不公，但是最终在想到朋友时，心情顿时好转，对生活重新充满自信。
《行路难》和《Sonnet 29》都是为古今中外世人所熟悉的德才兼备但是命运坎坷的诗人所著。李白和莎士比亚的身世遭遇及其面对困境时所持的态度，颇有类似之处。两位诗人怀才不遇，遭受谗言蜚语和诽谤，郁郁不得志，这种类似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相似的悲愤情绪。他们虽怀才不遇，失意落魄，但是没有在恶势力面前低头。他们有着相似的“乐生”情怀。《行路难》和《Sonnet 29》正是抒发“乐生”情怀的诗作。这两首诗都表现了诗人遭遇生活挫折，才能不得施展的苦闷，但是后来顿悟之后，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观情怀这一主旨。《行路难》和《Sonnet 29》主旨题材相似，本文从语言方面对比二者的差异，从而略窥中外诗歌语言差异，为跨文化学习和交际尽绵薄之力。
一、语言类型差异对比
（一）语义语言与语法语言的差异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组织语言、传达思想的时候，表现了语义语言和语法语言的差异。
就汉语而言，词汇在汉语中地位突出。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在语法上缺少形态变化，依靠语序和虚词传达意义。实际上，汉语中的虚词、实词，即汉语的全部词汇，都担负繁多的组织语言的任务。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在汉语中，词汇是核心，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文化都围绕词汇展开，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形成网络。中国自古以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发达，词汇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语言研究始终是薄弱环节。而英语则相反，在英语中，语法起着重要作用，句子的表意功能依靠语法传达，句子中的性、数、格、人称等稍有变化，整个句子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
在《行路难》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等词汇的排列组合，才形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样有内涵的句子。同时，这些词汇也有着相应的文化内涵，“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中的词汇暗含曹植“美酒斗十千”这一文化内涵。“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一句中的词汇则暗含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一历史文化含义。而《Sonnet 29》则是依靠语法组织语言，传达作者的思想的。例如“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I all alone beweep my outcast state”这一句中，作者使用了“when”引导的状语从句及用“all alone”修饰限制“beweep”这两大语法表现自己“面对命运的抛弃，世人的冷眼，唯有独自把飘零的身世悲叹”这一思想含义。如果去掉这两大语法，则作者的思想便不能够得到准确、鲜明、生动的传达。
（二）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的差异
《行路难》和《Sonnet 29》体现了中西方语言在构成方式上的差异。汉语句子含义的表达主要依靠词汇组合的先后顺序、语法、语境等手段，是依靠语义的方式实现的。然而，英语是形合语言，句子含义的传达主要是依据语法形态规则和语法形式的使用完成的。
《行路难》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依靠语义的间接或直接的表达传达诗人感情的，而《Sonnet 29》则是依靠词语形式的变化、语法知识的运用，传达诗人想要说的语义内容的。
（三）整体性语言与具体性语言的差异
比如，《行路难》中“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句诗，只有了解了此句诗中每个词的含义，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伊尹梦见乘舟绕过日边，后来成了商代丞相”，才能理解整句诗的含义。就《Sonnet 29》而言，则要立足整体，从整体上把握每句诗的语法点，才能够了解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例如“Wishing me like to one more rich in hope”这句话，只有站在高处，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理解它“我但愿，但愿胸怀千般心愿”这一含义。汉语是语义语言、意合语言，因此在理解中国诗时要先从具体的每个词的含义理解，只有了解了具体词的含义，才能把握整句诗的含义。 二、修辞差异对比
（一）模糊与精准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模糊与精准的差异。《行路难》在使用典故这一修辞手法时没有明确指出使用了曹植的“美酒斗十千”，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姜尚八十岁钓鱼”等典故；也没有明确指出写“长风破浪”“挂云帆，济沧海”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未来克服困难，赢得美好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精神。《Sonnet 29》在运用比喻这一修辞手法时，有“like”这一比喻词，“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诗人将自己比喻为“破晓的云雀凌空振羽”，形象而直观。
（二）简约与周严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简约与周严的差异。《行路难》每句诗中的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都省略了，靠文化和语法常识就能够明了。诗人这样做的效果是使诗句对称、押韵，给人以朗朗上口的美感。而在《Sonnet 29》中，每句诗都有主语和谓语，透露周严的风格。
（三）含蓄与直露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含蓄与直露的差异。除了模糊与精准、简约与周严这两个特点导致二者存在含蓄与直露的差异外，《行路难》中诗句的组合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介词、连词常常省略。词和词及句和句之间直接组合在一起，几乎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成分。这不仅在无形中增加了意向出现的频率，而且增强了该诗多义的效果，使得《行路难》表意更加含蓄委婉，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乃至再创造的余地。李白灵活的处理和展现了意象的主宾关系、时空关系，笔墨自由，不滞不粘。《Sonnet 29》依靠形合表现语义，主语、谓语，介词、连词等都必须出现，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成分的出现使得该诗语言在修辞上表现出直露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修辞方面，《行路难》语言较为模糊、简约、含蓄，而《Sonnet 29》则显得较为精准、周严、直露。《行路难》语言表达呈现语言的朦胧之美，似雾里看花，意义的呈现曲折而丰富。《Sonnet 29》的语言表达则呈现语言的澄明之美，如光风霁月，传达信息清晰明了，表达思想透彻直接。
另外，在修辞对象的使用方式上，二者也存在不同之处。《行路难》在使用修辞方式时主要采用了典故引用的方式。具体来说，有曹植“美酒斗十千”；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伊尹梦见乘舟绕过日边，后来成了商代丞相”；“姜尚八十岁钓鱼”这四个典故。《Sonnet 29》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将自己比喻为“the lark”，能够“凌空振羽，直上天门，俯瞰苍茫大地”。
三、差异原因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组织语言时的语义语言和语法语言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可归结为语言历史差异原因。汉语自创立之初起，就以单个的汉字为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单个汉字在创立之初都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这使得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行路难》在组织语言时表现为语义语言也不足为怪。英语是以单词为基本单位组织语言的，但是每个单词功能有限，不能透过单词看到其中的文化信息，需要靠介词、连词等语法的作用才能完整、明确地表达整句话的含义。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意合和形合，整体性和具体性，以及修辞方面的差异原因当归结为中西方在地理环境及性格上的差异。传统中国在地理上是半封闭的，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并且有较强的血缘宗族意识，这造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内敛含蓄、追求群体认同的民族性格。平稳求实、内敛含蓄这一性格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注重意合、模糊、简约、含蓄这些语言特点。相反，西方民族生活在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地方，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因而，西方人为人爽快、直接，做事精准、严格。这反映在诗歌上，则是注重使用形合、精准、周严、直露的语言。
附录：
行路难
李？摇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原文：
Sonnet 29
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
I all alone beweep my outcast state，
And trouble deaf heaven with my bootless cries，
And look upon myself，and curse my fate，
Wishing me like to one more rich in hope，
Features like him，like him with friends possessed，
Desiring this man’s art，and that man’s scope，
With what I most enjoy contented least；
Yet in these thoughts my self almost despising，
Haply I think on thee，and then my state，
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
From sullen earth，sings hymns at heaven’s gate；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e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s.
汉译：
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
面对命运的抛弃，世人的冷眼，
我唯有独自把飘零的身世悲叹。
我曾徒然地呼唤聋耳的苍天，
诅咒自己的时运，顾影自怜。
我但愿，愿胸怀千般心愿，
愿有三朋六友和美貌之颜；
愿有才华盖世，有文采斐然，
唯有对自己的长处，偏偏看轻看淡。
我正耽于这种妄自菲薄的思想，
猛然间想到了你，顿时景换情迁，
我忽如破晓的云雀凌空振羽，
讴歌直上天门，把苍茫大地俯瞰。
但记住你柔情招来财无限，
纵帝王屈尊就我，不与换江山。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李白诗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第一版.
[2]南建（羽中）.经典英语诗歌[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3，第一版.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关键词： 语言差异对比 语言类型 修辞 差异原因
中国与西方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并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学类型，但都有独领风骚的大诗人，中国的李白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就是典型代表。
李白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是唐代最伟大最杰出的诗人。他生于公元701年，在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要把自己的文才武艺都奉献给大唐王朝，想做布衣卿相，以使国泰民安。730年，李白第一次到大唐的京城——长安。在这里，他发现有志难酬，心中苦闷，于是创作了包括《行路难》等诗歌在内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李白一生创作中的第一个高潮，反映了他第一次到长安后的遭遇和思想感情。他的有些作品直抒胸臆，有些作品比兴言志，而《行路难》则是作者借历史人物的遭遇抒发宣泄自己的苦闷，并突出表现了自己的乐观精神。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创作的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思路曲折多变，主题鲜明丰富，经常在诗歌的结尾点明主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十四行诗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Sonnet 29》。它是莎士比亚的典范之作。诗人面对生活的挫折，感叹命运的不公，但是最终在想到朋友时，心情顿时好转，对生活重新充满自信。
《行路难》和《Sonnet 29》都是为古今中外世人所熟悉的德才兼备但是命运坎坷的诗人所著。李白和莎士比亚的身世遭遇及其面对困境时所持的态度，颇有类似之处。两位诗人怀才不遇，遭受谗言蜚语和诽谤，郁郁不得志，这种类似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相似的悲愤情绪。他们虽怀才不遇，失意落魄，但是没有在恶势力面前低头。他们有着相似的“乐生”情怀。《行路难》和《Sonnet 29》正是抒发“乐生”情怀的诗作。这两首诗都表现了诗人遭遇生活挫折，才能不得施展的苦闷，但是后来顿悟之后，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观情怀这一主旨。《行路难》和《Sonnet 29》主旨题材相似，本文从语言方面对比二者的差异，从而略窥中外诗歌语言差异，为跨文化学习和交际尽绵薄之力。
一、语言类型差异对比
（一）语义语言与语法语言的差异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组织语言、传达思想的时候，表现了语义语言和语法语言的差异。
就汉语而言，词汇在汉语中地位突出。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在语法上缺少形态变化，依靠语序和虚词传达意义。实际上，汉语中的虚词、实词，即汉语的全部词汇，都担负繁多的组织语言的任务。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在汉语中，词汇是核心，语音、语义、语法、语用、文化都围绕词汇展开，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形成网络。中国自古以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发达，词汇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语言研究始终是薄弱环节。而英语则相反，在英语中，语法起着重要作用，句子的表意功能依靠语法传达，句子中的性、数、格、人称等稍有变化，整个句子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
在《行路难》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等词汇的排列组合，才形成“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样有内涵的句子。同时，这些词汇也有着相应的文化内涵，“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中的词汇暗含曹植“美酒斗十千”这一文化内涵。“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一句中的词汇则暗含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一历史文化含义。而《Sonnet 29》则是依靠语法组织语言，传达作者的思想的。例如“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I all alone beweep my outcast state”这一句中，作者使用了“when”引导的状语从句及用“all alone”修饰限制“beweep”这两大语法表现自己“面对命运的抛弃，世人的冷眼，唯有独自把飘零的身世悲叹”这一思想含义。如果去掉这两大语法，则作者的思想便不能够得到准确、鲜明、生动的传达。
（二）意合语言与形合语言的差异
《行路难》和《Sonnet 29》体现了中西方语言在构成方式上的差异。汉语句子含义的表达主要依靠词汇组合的先后顺序、语法、语境等手段，是依靠语义的方式实现的。然而，英语是形合语言，句子含义的传达主要是依据语法形态规则和语法形式的使用完成的。
《行路难》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依靠语义的间接或直接的表达传达诗人感情的，而《Sonnet 29》则是依靠词语形式的变化、语法知识的运用，传达诗人想要说的语义内容的。
（三）整体性语言与具体性语言的差异
比如，《行路难》中“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句诗，只有了解了此句诗中每个词的含义，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伊尹梦见乘舟绕过日边，后来成了商代丞相”，才能理解整句诗的含义。就《Sonnet 29》而言，则要立足整体，从整体上把握每句诗的语法点，才能够了解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例如“Wishing me like to one more rich in hope”这句话，只有站在高处，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理解它“我但愿，但愿胸怀千般心愿”这一含义。汉语是语义语言、意合语言，因此在理解中国诗时要先从具体的每个词的含义理解，只有了解了具体词的含义，才能把握整句诗的含义。 二、修辞差异对比
（一）模糊与精准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模糊与精准的差异。《行路难》在使用典故这一修辞手法时没有明确指出使用了曹植的“美酒斗十千”，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姜尚八十岁钓鱼”等典故；也没有明确指出写“长风破浪”“挂云帆，济沧海”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未来克服困难，赢得美好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精神。《Sonnet 29》在运用比喻这一修辞手法时，有“like”这一比喻词，“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诗人将自己比喻为“破晓的云雀凌空振羽”，形象而直观。
（二）简约与周严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简约与周严的差异。《行路难》每句诗中的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都省略了，靠文化和语法常识就能够明了。诗人这样做的效果是使诗句对称、押韵，给人以朗朗上口的美感。而在《Sonnet 29》中，每句诗都有主语和谓语，透露周严的风格。
（三）含蓄与直露的差异
《行路难》与《Sonnet 29》在修辞格运用上有含蓄与直露的差异。除了模糊与精准、简约与周严这两个特点导致二者存在含蓄与直露的差异外，《行路难》中诗句的组合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介词、连词常常省略。词和词及句和句之间直接组合在一起，几乎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成分。这不仅在无形中增加了意向出现的频率，而且增强了该诗多义的效果，使得《行路难》表意更加含蓄委婉，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乃至再创造的余地。李白灵活的处理和展现了意象的主宾关系、时空关系，笔墨自由，不滞不粘。《Sonnet 29》依靠形合表现语义，主语、谓语，介词、连词等都必须出现，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成分的出现使得该诗语言在修辞上表现出直露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修辞方面，《行路难》语言较为模糊、简约、含蓄，而《Sonnet 29》则显得较为精准、周严、直露。《行路难》语言表达呈现语言的朦胧之美，似雾里看花，意义的呈现曲折而丰富。《Sonnet 29》的语言表达则呈现语言的澄明之美，如光风霁月，传达信息清晰明了，表达思想透彻直接。
另外，在修辞对象的使用方式上，二者也存在不同之处。《行路难》在使用修辞方式时主要采用了典故引用的方式。具体来说，有曹植“美酒斗十千”；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伊尹梦见乘舟绕过日边，后来成了商代丞相”；“姜尚八十岁钓鱼”这四个典故。《Sonnet 29》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将自己比喻为“the lark”，能够“凌空振羽，直上天门，俯瞰苍茫大地”。
三、差异原因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组织语言时的语义语言和语法语言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可归结为语言历史差异原因。汉语自创立之初起，就以单个的汉字为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单个汉字在创立之初都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这使得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行路难》在组织语言时表现为语义语言也不足为怪。英语是以单词为基本单位组织语言的，但是每个单词功能有限，不能透过单词看到其中的文化信息，需要靠介词、连词等语法的作用才能完整、明确地表达整句话的含义。
《行路难》和《Sonnet 29》在意合和形合，整体性和具体性，以及修辞方面的差异原因当归结为中西方在地理环境及性格上的差异。传统中国在地理上是半封闭的，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并且有较强的血缘宗族意识，这造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内敛含蓄、追求群体认同的民族性格。平稳求实、内敛含蓄这一性格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注重意合、模糊、简约、含蓄这些语言特点。相反，西方民族生活在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地方，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因而，西方人为人爽快、直接，做事精准、严格。这反映在诗歌上，则是注重使用形合、精准、周严、直露的语言。
附录：
行路难
李？摇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原文：
Sonnet 29
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
I all alone beweep my outcast state，
And trouble deaf heaven with my bootless cries，
And look upon myself，and curse my fate，
Wishing me like to one more rich in hope，
Features like him，like him with friends possessed，
Desiring this man’s art，and that man’s scope，
With what I most enjoy contented least；
Yet in these thoughts my self almost despising，
Haply I think on thee，and then my state，
Like to the lark at break of day arising
From sullen earth，sings hymns at heaven’s gate；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e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s.
汉译：
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
面对命运的抛弃，世人的冷眼，
我唯有独自把飘零的身世悲叹。
我曾徒然地呼唤聋耳的苍天，
诅咒自己的时运，顾影自怜。
我但愿，愿胸怀千般心愿，
愿有三朋六友和美貌之颜；
愿有才华盖世，有文采斐然，
唯有对自己的长处，偏偏看轻看淡。
我正耽于这种妄自菲薄的思想，
猛然间想到了你，顿时景换情迁，
我忽如破晓的云雀凌空振羽，
讴歌直上天门，把苍茫大地俯瞰。
但记住你柔情招来财无限，
纵帝王屈尊就我，不与换江山。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李白诗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第一版.
[2]南建（羽中）.经典英语诗歌[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3，第一版.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