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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也可以说是一个动态平衡、巨大无比的“生命的稳态”工程，要防止从内部、从外部、从内外结合部产生的各种“稳态失衡的系统性风险”。
保持稳态是“生命的法则”，但稳态乃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存在形式，不断打破稳态的风险，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看见没看见，它就在那里，它总在那里，乃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存在形式。我们只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节，在自身内部环境与外部的互动中不断适应，才能实现稳态，保持稳态。
这种风险又属于一种高级别的“颠覆性风险”。它是不会一晃而过的，是要一浪接一浪地“扑过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勿谓言之不预”的，否则何以要标志为最高级别的风险！否则何以有颠覆14亿人民伟业的危险！它有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只要众志成城，尚可“挽狂澜于既倒”;有时虽只现蛛丝马迹，却也会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要说麻痹大意，哪怕只是一时疏忽就可能错过时机，就只能付出更为沉重甚至更为惨痛的代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为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为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因为没有应对好“颠覆性风险”而栽了跟斗甚至被“颠覆”，我们何颜告慰先烈先贤，我们何以面对后世后人？
站起来，仍然面临“系统性风险”。我们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一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就注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百年的发展进步，一定要殚精竭虑、内稳边安，防止“分化”。
为什么上世纪末以来，消沉一段的“藏独”“疆独”“台独”又特别突出起来，连“港独”都跑上来凑热闹？为什么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分裂主义在近些年呈现一个增长态势？主要是因为西方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需要，对中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等空前热烈地关心起来。
西藏、新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就成了西方要特别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有如“庖丁解牛”，紧接着的，就是整个苏联的解体。西方如此支持“藏独”“东突”“台独”，如此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又来插手“香港问题”，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周边纷扰陷阱”，归结起来大都是美国在周边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布的“雷”、挖的“坑”。无论什么样的陷阱，我们总能看到后面的黑手和阴影。现在他们是手忙脚乱、全面出击，打贸易战中混杂科技战，还想打金融战，又不遗余力地在我周边国家挑拨离间，忙不迭地在我南海、东海生事，不间断地派军舰在我们家门口“自由航行”，还公然为“台独”打气，为“藏独”“ 疆独”招魂，为“港独”“港闹”煽风，千方百计要挑起我周边纷扰、制造种种陷阱，意在陷我穷于应对、乱了方寸之地，阻滞、延缓我快速发展，甚至企图伺机对中国再来一次“庖丁解牛”。
富起来，我们理直气壮。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如一言以蔽之就是，14亿中国人要“富起来”！富起来，就要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呼唤和遵守道德。我们搞市场经济，也会面临“富起来”后的这个难题。如果不去正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难题，如果不经意间搞得金钱至上、诚信尽失、劣币驱除良币，乃至腐败丛生、积重难返，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就难以为继，社会就会积累不满乃至引发动乱，以至“颠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曾有言：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富起来”的诉求，把“资本”增长的冲动，与“勤劳”“诚信”“节俭”“不害人、坑人”的仁德建构成功嵌合，激发勤劳致富、不断创新的活力，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机制，促进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圍，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在我们“富起来”过程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大课题。
今天，我们正在理直气壮地走向“富起来”，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实实在在地“富起来”。尤其是跳出“均贫富”的困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卓有成效地“富起来”。14亿人走向“富起来”的图景如此波澜壮阔，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是只去“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当然应该有，也必须会有我们实实在在的、清晰管用的“市场伦理、致富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是悖论，也蕴含着调节“生命稳态”的规律，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我们党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是一场历史考验。从领导和驾驭计划经济到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也是一场历史考验。各级党员干部从以清贫为本色与人民群众同患难，到以致富为追求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更是一场历史考验。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从宏观调控到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推进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全面参与市场经济，又必须防止市场经济负面的诱惑和腐蚀。如何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业已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也可以说是一个动态平衡、巨大无比的“生命的稳态”工程，要防止从内部、从外部、从内外结合部产生的各种“稳态失衡的系统性风险”。
保持稳态是“生命的法则”，但稳态乃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存在形式，不断打破稳态的风险，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看见没看见，它就在那里，它总在那里，乃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存在形式。我们只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节，在自身内部环境与外部的互动中不断适应，才能实现稳态，保持稳态。
这种风险又属于一种高级别的“颠覆性风险”。它是不会一晃而过的，是要一浪接一浪地“扑过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勿谓言之不预”的，否则何以要标志为最高级别的风险！否则何以有颠覆14亿人民伟业的危险！它有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只要众志成城，尚可“挽狂澜于既倒”;有时虽只现蛛丝马迹，却也会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要说麻痹大意，哪怕只是一时疏忽就可能错过时机，就只能付出更为沉重甚至更为惨痛的代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为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为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因为没有应对好“颠覆性风险”而栽了跟斗甚至被“颠覆”，我们何颜告慰先烈先贤，我们何以面对后世后人？
要防止“站起来”仍然面临的“颠覆性风险”
站起来，仍然面临“系统性风险”。我们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一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就注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百年的发展进步，一定要殚精竭虑、内稳边安，防止“分化”。
为什么上世纪末以来，消沉一段的“藏独”“疆独”“台独”又特别突出起来，连“港独”都跑上来凑热闹？为什么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分裂主义在近些年呈现一个增长态势？主要是因为西方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需要，对中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等空前热烈地关心起来。
西藏、新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就成了西方要特别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有如“庖丁解牛”，紧接着的，就是整个苏联的解体。西方如此支持“藏独”“东突”“台独”，如此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又来插手“香港问题”，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周边纷扰陷阱”，归结起来大都是美国在周边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布的“雷”、挖的“坑”。无论什么样的陷阱，我们总能看到后面的黑手和阴影。现在他们是手忙脚乱、全面出击，打贸易战中混杂科技战，还想打金融战，又不遗余力地在我周边国家挑拨离间，忙不迭地在我南海、东海生事，不间断地派军舰在我们家门口“自由航行”，还公然为“台独”打气，为“藏独”“ 疆独”招魂，为“港独”“港闹”煽风，千方百计要挑起我周边纷扰、制造种种陷阱，意在陷我穷于应对、乱了方寸之地，阻滞、延缓我快速发展，甚至企图伺机对中国再来一次“庖丁解牛”。
要防止“富起来”进程中内部可能产生的“颠覆性风险”
富起来，我们理直气壮。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如一言以蔽之就是，14亿中国人要“富起来”！富起来，就要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呼唤和遵守道德。我们搞市场经济，也会面临“富起来”后的这个难题。如果不去正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难题，如果不经意间搞得金钱至上、诚信尽失、劣币驱除良币，乃至腐败丛生、积重难返，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就难以为继，社会就会积累不满乃至引发动乱，以至“颠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曾有言：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富起来”的诉求，把“资本”增长的冲动，与“勤劳”“诚信”“节俭”“不害人、坑人”的仁德建构成功嵌合，激发勤劳致富、不断创新的活力，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机制，促进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圍，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在我们“富起来”过程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大课题。
今天，我们正在理直气壮地走向“富起来”，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实实在在地“富起来”。尤其是跳出“均贫富”的困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卓有成效地“富起来”。14亿人走向“富起来”的图景如此波澜壮阔，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是只去“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当然应该有，也必须会有我们实实在在的、清晰管用的“市场伦理、致富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是悖论，也蕴含着调节“生命稳态”的规律，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我们党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是一场历史考验。从领导和驾驭计划经济到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也是一场历史考验。各级党员干部从以清贫为本色与人民群众同患难，到以致富为追求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更是一场历史考验。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从宏观调控到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推进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全面参与市场经济，又必须防止市场经济负面的诱惑和腐蚀。如何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业已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