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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地下室，靠渺茫的希望过着苦逼的日子；还是彻底“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的老家去过简单幸福的生活？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不少年轻人幸福感降低，纠结着是否抛弃一线城市良好的社会资源，重新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股潮流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
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份“逃离”的甘露却意外地变成了苦果。
有毒害的空气、拥堵的交通、昂贵的物价、人满为患的公共运输系统、巨大的工作压力⋯⋯尽管“北上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曾经有人被迫逃离了这里，但当他们回到自己长期生活的二三线城市，过慢的生活节奏、可怜的工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让他们极度不适应。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南下北上”风暴再次袭来，像当初逃离北上广一样，他们被迫“逃回”。
“逃离”还是“逃回”？这场关于“北上广”的纠结一直都在上演着⋯⋯
逃离派
回老家嫁人，过真正的生活
春节刚过，位于马甸的一家私营图书策划公司的程主管马上发现自己的几个员工集体“蒸发”了。倒不是发生了什么恶性群体事件，而是凑巧他们都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北京回老家。拿完年底双薪和年终分红奖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马芸芸是程主管手下的图书编辑，平时负责从浩瀚的互联网大海里挑选好书稿，与作者斗智斗勇把版权协议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搞定，然后再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把书稿推向市场。
马芸芸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中文系，满怀着希望和梦想，以及一份青年人的野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号称“文化中心”的首都。首都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来迎接她，甚至天空都没有以往那么蓝，工业化的污染使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灰蒙蒙的倒有点像“雾都”。程主管给马芸芸开了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果每个月能签订一个书稿，她还能提1000元。半年之后，马芸芸建立了自己的固定作者群，月薪基本可以达到4000元。然而写书毕竟不像流水线生产那么容易，基于此，马芸芸的薪水也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实习期的时候，她在北京住的是月租500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如此廉价的蜗居，连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也没有。拿到4000元月薪时，她赶紧换了一个房，在朝阳区跟别人合租一个50多平米的两居室，却依然连舒坦都说不上。那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各种臭气，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如今已经回到武汉老家的马芸芸在QQ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租1200元，伙食费500元左右，家里的固定电话加上网费100元多一点，手机费差不多100元，还有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衣服在淘宝或者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加上零用和必要的交际费用要500多元。刨除各种费用之后，工资已所剩无几了。马芸芸时常陷入困窘之中，她自嘲道，每度电0.49元，每吨水4元，这些小账她都得算。
对于已经25岁的马芸芸来说，考虑得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个好老公，俗话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车有房的老公直接步入小康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个嫁人计划貌似比找一个好工作还难多了。2010年初北京一连串的新政抬高了北漂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在北京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谈何容易！如今一套房动辄需要300万，有几个孩子不靠父母支持而能凑得出首付3成这笔巨款？而买车摇号中签概率是四十分之一，梦想什么时候才能照进现实？同样的择偶条件如果放到湖北老家的县城里，要实现起来就不是难事了。老家的房子2000元/平米，30万就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到底留在北京继续打拼寻找渺茫的希望，还是趁自己大好青春回老家找个家底殷实的人家嫁过去相夫教子过真正的生活？马芸芸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拿到年终奖之后，她果断撤退，把行李分包托运回湖北，一些简易衣柜鞋柜之类的小家具慷慨送给合租的邻居了。她的逃离北京很快就引起了群体性效仿，私营图书策划公司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员工集体蒸发。
为了逃离，卖掉北京的房
出生于1980年的于龙属于比较幸运的那种孩子，这个长相憨厚可掬的80后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2005年在成都读完大学来到北京之后，先后换的两份工作以及租的房都是依靠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连女友都是父母托人介绍的。有父母的帮助，于龙很快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2007年底父母出20万首付在南三环边买了一处70平米的两居现房。2008年初装修完入住，并闪电般与相识不久的女友结婚。2009年10月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于龙的同事感叹：真是眼看着他短短4年间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买房、结婚、生子。
按理说，于龙在北京已经扎下了根。换了别的北漂族，有了房子之后恐怕很难再逃离这个城市。于龙在北三环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税后月薪4000元，起早贪黑地工作也没换来加薪，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压过来。每天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工作10～11个小时，为了节省在外面就餐的费用，每晚回到家都是9点之后才吃上家人做的晚饭，吃完洗洗就睡，长期这样竟然有了轻度浅表性胃炎。于龙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才6000块钱，成为房奴之后，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贷3000元、两人吃饭1000元、车费200多元，再加上通信费以及家里其他一些生活开销1000多元。于龙夫妻基本上都是“月光族”，稍不小心还可能成“负翁”，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父母拿出养老金接济他们。
为了尽量节省，于龙夫妻从来不打车，平常出门或上下班都是先坐公共汽车，然后再倒乘地铁，实在需要打车也是尽可能先走一段路。
不过，于龙也坦承：“如果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再省一些，比如买菜多去农贸市场讲讲价，多在家里做饭吃等等。”可是现在毕竟是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啊，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不能再继续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况且吃饭也并不是花费的大头，关键还是住房成本太高了。
在北京有家有房还有了可爱的儿子，原本没有想过逃离北京。但是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逃离北上广”，渐渐地于龙真有些动心了。
尤其是北京的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狂奔，于龙在2007年底花1.1万/平米的单价买来的房，到2010年时已经涨到了2.3万/平米。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成都，还能换两套房呢！最重要的是，真要卖掉北京的房子，贷款就此还清。他把这个想法跟父母说了之后，三人很快达成一致，接下来则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说服妻子。
于妻是北方人，足迹从未踏入过南方，要她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谈何容易。然而，现实摆在眼前，两种生活拿来比较，到底在北京做苦逼的房奴还是回成都做幸福的包租婆？选择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于妻在半年后终于松口，主动对于龙说：“卖房的事情你去操持吧。”
得到赦令的于龙大喜，赶紧把卖房的信息挂到赶集网，头一天手机就被各大房产中介公司打爆了。接下来那个月的周末日程都被中介安排爆满，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来来回回地涌入他家看房、杀价。喧闹声让人不胜其烦。幸运的是，第5拨人中有一个北京男很有诚意地想买于龙的房。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一掷千金，130万房款一次性就给付清了。于龙跟买主约定好3个月后交房，留出时间好去成都买房。
于龙卖房的时间掐得特别巧，刚成交，政府突然全国范围内启动限购政策。于龙北京的房子如果晚几天挂出售卖信息，很可能受限购影响就不好卖了。这样一来岂不是影响他的回归计划？
还好一切有惊无险，于龙在2011年春节之后赶回成都，很快在二环选定一个90平米的三居室，同时又在新城区选好一个60平米的一居室，整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卖掉北京房还完贷款后的钱用来买下成都的两个房子刚刚好。
于龙打算住市区的三居，把郊区的一居用于出租，每月还可以收取1000元租金。两口子在成都随便找个工作，就算收入跟北京差不多，但日子肯定过得比在北京舒坦得多。成都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每天早晨买的猪肉都是屠宰场现杀的，炖的竹笋骨头汤那叫一个鲜啊。用四川话讲，好吃得“连舌头都得吞下去”，那是北京冷库的冻骨头永远熬不出来的香味。
选择回成都，当然不只是生活方面的原因。于龙也多方考量过，例如政策方面也是他所关注的。近年来，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比如郑州、西安、成都等，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最纠结的逃离
相比前两位的选择，IT记者何芬则显得优柔寡断。生于70年代的何芬早已迈入大龄剩女行列，不过买房的事她却颇有远见。早在2005年，北京房价还比较温柔时她就首付5万在六里桥买下一套60平米的一居室。记者收入还算丰厚，月薪加上各种灰色收入能有1万元左右。生活的优裕并未使她感到幸福，感情上的挫折却使她的内心倍感孤独。
在城市住久了才发现，她喜欢的其实还是儿时农村那种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2009年，刚结束一段感情的何芬辞去了工作，去云南丽江大理游玩了两个月，再回到北京时已很不适应这个城市忙碌的节奏。她决定离开这里。
何芬把六里桥的一居租给了别人，自己带着简单的行囊回到了湖北乡下老家。然而她从此果真就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下去了吗？非也。不到3个月，她就又从乡下逃离，回到了北京，暂住在老同事的家里。
问起她在老家的生活，她很是心烦意乱地说，长舌妇，到处都是长舌妇。小镇总是充斥着各种流言，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打麻将嗑瓜子儿，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没有上进心，用不着起早贪黑地奋斗，更不需要看话剧听音乐会，她们每天的事情只有一桩，那就是打麻将消磨时光。何芬很快就厌倦了小镇的生活，她开始怀念北京。
在北京做记者的时候，公关公司总会想着法儿把她周末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春天去户外远足，夏天去北戴河看海，秋天去看红叶，冬天去滑雪玩冰车。平常上班虽然忙碌，但时常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奉献的各种晚会音乐会。北京作为文化中心这点那是名不虚传，这也是她逃离时最难舍下的一点。
然而回到北京之后，生活仍然不是那么顺利。六里桥的房子短期内很难收回。有一次她找借口过去看了看，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租客糟蹋得不成样子。屋内脏兮兮，墙角还弥漫着狗尿的骚味儿。她怒从心起，立刻表示哪怕付赔偿金也得马上收回房子。然而这房子就算收回来，自己也没法住了，只能重新装修。
何芬不怕折腾，果真很快作了简单的装修。原单位一直等她回去，还给她留下了副主编的位置。房子弄好之后，她恢复了上班族的忙碌生活。
2010年夏天的时候，她又辞职了，这次又卷起铺盖离开了北京。问及原因，她说无法适应办公室的各种复杂关系。单位的同事认为她脾气变大了，跟谁说话都能呛起来，一句话就能噎死人。
何芬陷入一种纠结状态。在小镇生活时，她总以城市人的目光去批判留守妇女们的闲散生活；等回到北京时，她又以乡下人的目光去批判白领青年们的各种忙碌。她始终没有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
这次她离开北京回到了乡下，但北京的房子没有再出租，因为她也不清楚，逃离之后是否还会再回来。
编辑/冯 岚 [email protected]
逃回派
从逃离到逃回，只是一个字的区别。然而，一字之差却寓意深远。当初逃离的快感还未过去，另一番痛苦的滋味却开始泛滥。相比之下，做只喝活血的老鹰要比只吃腐肉碎骨的乌鸦要体面得多。于是，大批遍体鳞伤的人又选择了逃回。
无法承受的复杂人际关系网
是选择继续呆在北上广，熬夜加班顶着巨大压力恨恨地看着房东的嘴脸交上房租，还是老死在没多大发展、人情世故圈子超级复杂的老家？逃离了大都市的繁华与压力后，他们又在小城市的平庸与单调中迷失了方向。去或者留，无关信仰，也没有太多人会关注，不过只是人生多走了一次弯路而已。
“天天吃大米白面吃惯了，偶尔吃回粗粮总觉得硌牙！”在CBD工作的白领小徐表示。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北京有套自己的房子，哪怕就一间，公共厨房厕所也行。回想起2010年国庆退房登上返乡列车之旅，小徐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一次尝试，事实证明，哪里也不适合我。一个“也”字，说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北京，我曾经无比恨它。比起很多大学同学来，我在这儿过得其实还算不错，月薪过万，只是活得太累了。生活成本又高，一个月下来，几乎剩不下多少钱。在北京，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外人，这叫‘自知之明’；在老家，当你也觉得自己是个外人的时候，那才叫彻底的绝望。”小徐带着对老家的绝望，再次返京。一张返程的车票似乎也是一张“不适宜发展鉴定报告”。
“我在北京是做投资经理的，但回老家全无用武之地——真的没有什么证券市场。凭借我父亲的关系，千辛万苦进了一家国有银行做贷款审核，每天的工作就是查看客户的信用情况和各类证明报表，实在枯燥得很。我才28岁，就这么老死在这儿？我不甘心。在新一轮的请客送礼拉关系后，终于得知一所私人银行大客户经理的职位空缺。各种考试应付下来，甚至还拿了个银行系统的知识竞赛冠军回来，满以为胜券在握。可最后，当地最大的企业老板的亲戚凭空杀了进来，给出唯一的理由是，他能给银行带来一笔足以让人咋舌的定期存款。心灰意冷的我选择了离开，回京。”
小徐的情况有极强的代表性，搜狐网的调查显示，无法承受人情关系占到回京原因的首位。
真爱难寻，无处安放的寂寞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工作压力小，生活成本低，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基本上算稳定。如果你不打算辞职，随便找个工作也够干一辈子，但也别指望涨多少薪水。可是回去的人往往惊讶地发现，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工资花出去的速度一点儿不逊色于大都市，自己也成为更加纯正的“白领”。
2009年，带着种种原因积攒下的疲惫与苦楚，还没从失恋中走出来的小曾决定换个城市。北京凝聚了太多的记忆，即便一切从零开始，也在所不惜。春节前一个月，小曾只身带着几件要紧的行李回了老家。在离开之前，她已经在老家找好了一份相对不错的工作，有备而归。刚回来的一段时间，所有儿时的朋友蜂拥而至，都来欢迎这个终于回归了的老同学。欢聚之余，也不少人慨叹，咋回来了呢？在那干点啥也比在这儿呆着强100倍。对小曾来说，薪水浓缩为从前的三分之一，化妆品从一线进口品牌跌了好几档，商场里的服装通通入不了眼。在MSN上与曾经的北京同事聊天，她们关注的是最近上映的电影，哪个明星要来京开演唱会了，某文化名人的讲座如何如何⋯⋯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下线后，小曾黯然神伤。
这还不算什么，对于27岁的小曾来说，她更希望遇到一个学识品位都很不错的男生，伴她走出失恋阴影。然而，父母亲戚闺蜜为她安排了无休无止的相亲，让她烦不胜烦。小曾苦笑着说，“我的档期很满，已经排到了2个月后。预约相亲聚会，对不起，请排队。”
小城市的人，带着些许淳朴与保守。与北京男孩相比，小曾觉得他们有所欠缺。唯一给她留下不错印象的，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讲师，虽然长相平平且不多金，但温文尔雅，25岁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留校任教了。第三次见面后，他就开门见山地问小曾，结婚后，能不能要两个宝宝，最好是一男一女。小曾的心立马凉了半截，眼看着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冲着自己招手，浪漫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经过再三的衡量与考虑，小曾还是选择了回京，半年的老家生活让她更加了解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而今，经历了这场波折的小曾，也终于捕获了属于她的幸福，一个私立医院的年轻海归眼科医生。“这场波折让我更加成熟了，我不会再那么轻易放弃这个城市了。逃避，是缺乏适应能力的表现。我倍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个城市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保持住它，很不容易。”
而异地恋的Lucy则是另一个类型的缩影，提起再次返京，她并不讳言。一切都源于那个家乡的男友，两人过着“双城生活”，苦苦相恋了4年。男友大学毕业之后就考取了公务员，经过几年摸爬滚打，终于成为当地某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若想通过正常手段调到上海，根本没有机会。除非选择辞职下海，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于是俩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异地苦恋。聚少离多的苦痛与煎熬，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这种男友只能出现在视频和电话中的日子真的让Lucy受够了，也因为单位里有个男生锲而不舍地追求她，再这样下去，她怕自己会变得现实，会背叛那纯真的爱情。于是，她选择了回老家，与青梅竹马的他生活在一起。然而，“距离产生美”一下子变成了“面对面”的时候，激情归于乏味的平静。男友整日纠结于内部升迁的各种公关应酬之中，每天晚上很晚才回来。饭菜凉凉热热了几个来回，Lucy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难道自己放弃北京的高薪回来，为的竟是这个结果？
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多，争吵成了平淡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工作上也屡屡受挫，高不成低不就，几经努力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高薪白领到家庭妇女，Lucy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梦想似乎正一寸寸从她的生命中溜走。她提出了分手，“分了吧，一了百了，回北京，那里有我的快乐。”4年的苦恋终于敌不过现实的残酷。
子女教育，无法承受的环境转变
大多数人认为，在北京有个相对体面的工作，拥有房和车，至少不会那么轻易选择逃离吧。但事实上，也有相当一批人，夫妻二人辛苦打拼多年，在北京供着房，却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得不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原籍发展。让人无法释怀的高额教育经费和永远无解的户籍限制，让这些年轻父母们尽管有些不舍，但为了孩子，还是纷纷离开了北京。
谈起曾经让孩子回去上学的事，张宁就不住地在电话里嚷嚷后悔。“换了新环境，孩子极度不适应，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他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存在障碍。再就是课程的转接，教材不同，教学方法迥异，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本来是全班排名前10的孩子，回家乡之后没出俩月，在一次摸底考试中竟然跌到全班倒数第五。孩子几次哭着对我说，爸爸，是我笨吗？为什么在北京我就能学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告诉他，孩子，你需要适应。为此，我们多次来到学校，跟他的班主任老师谈，然而收效甚微。眼看着孩子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没有上进心，老师总是跟我反映孩子上课睡觉，常常心不在焉。我们不得不考虑再回北京，哪怕等高考的时候再回原籍呢。”
“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把孩子送回了原来的学校。久违的同学和熟悉的环境，让他再次找到了自信和快乐，这里没有人认为他是个后进生或是外来户。他的学习成绩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北京上学的信心。”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都与信仰无关，与追求无关，只是在艰难的生活状态下的一种退让和选择，仅此而已。能活下去不难，但活得潇洒真的不容易。逃离和逃回的背后，是大城市管理者们需要关注的长远课题，如何让大城市更加宜居，如何让民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少一些逃离与逃回的无奈退避，活出精彩。让这些匆匆的城市过客们腾出点时间来，享受生活、实现梦想，而不是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不断地迂回迁徙。
编辑/麻 雯 [email protected]
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份“逃离”的甘露却意外地变成了苦果。
有毒害的空气、拥堵的交通、昂贵的物价、人满为患的公共运输系统、巨大的工作压力⋯⋯尽管“北上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曾经有人被迫逃离了这里，但当他们回到自己长期生活的二三线城市，过慢的生活节奏、可怜的工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让他们极度不适应。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南下北上”风暴再次袭来，像当初逃离北上广一样，他们被迫“逃回”。
“逃离”还是“逃回”？这场关于“北上广”的纠结一直都在上演着⋯⋯
逃离派
回老家嫁人，过真正的生活
春节刚过，位于马甸的一家私营图书策划公司的程主管马上发现自己的几个员工集体“蒸发”了。倒不是发生了什么恶性群体事件，而是凑巧他们都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北京回老家。拿完年底双薪和年终分红奖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马芸芸是程主管手下的图书编辑，平时负责从浩瀚的互联网大海里挑选好书稿，与作者斗智斗勇把版权协议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搞定，然后再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把书稿推向市场。
马芸芸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中文系，满怀着希望和梦想，以及一份青年人的野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号称“文化中心”的首都。首都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来迎接她，甚至天空都没有以往那么蓝，工业化的污染使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灰蒙蒙的倒有点像“雾都”。程主管给马芸芸开了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果每个月能签订一个书稿，她还能提1000元。半年之后，马芸芸建立了自己的固定作者群，月薪基本可以达到4000元。然而写书毕竟不像流水线生产那么容易，基于此，马芸芸的薪水也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实习期的时候，她在北京住的是月租500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如此廉价的蜗居，连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也没有。拿到4000元月薪时，她赶紧换了一个房，在朝阳区跟别人合租一个50多平米的两居室，却依然连舒坦都说不上。那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各种臭气，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如今已经回到武汉老家的马芸芸在QQ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租1200元，伙食费500元左右，家里的固定电话加上网费100元多一点，手机费差不多100元，还有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衣服在淘宝或者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加上零用和必要的交际费用要500多元。刨除各种费用之后，工资已所剩无几了。马芸芸时常陷入困窘之中，她自嘲道，每度电0.49元，每吨水4元，这些小账她都得算。
对于已经25岁的马芸芸来说，考虑得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个好老公，俗话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车有房的老公直接步入小康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个嫁人计划貌似比找一个好工作还难多了。2010年初北京一连串的新政抬高了北漂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在北京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谈何容易！如今一套房动辄需要300万，有几个孩子不靠父母支持而能凑得出首付3成这笔巨款？而买车摇号中签概率是四十分之一，梦想什么时候才能照进现实？同样的择偶条件如果放到湖北老家的县城里，要实现起来就不是难事了。老家的房子2000元/平米，30万就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到底留在北京继续打拼寻找渺茫的希望，还是趁自己大好青春回老家找个家底殷实的人家嫁过去相夫教子过真正的生活？马芸芸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拿到年终奖之后，她果断撤退，把行李分包托运回湖北，一些简易衣柜鞋柜之类的小家具慷慨送给合租的邻居了。她的逃离北京很快就引起了群体性效仿，私营图书策划公司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员工集体蒸发。
为了逃离，卖掉北京的房
出生于1980年的于龙属于比较幸运的那种孩子，这个长相憨厚可掬的80后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2005年在成都读完大学来到北京之后，先后换的两份工作以及租的房都是依靠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连女友都是父母托人介绍的。有父母的帮助，于龙很快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2007年底父母出20万首付在南三环边买了一处70平米的两居现房。2008年初装修完入住，并闪电般与相识不久的女友结婚。2009年10月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于龙的同事感叹：真是眼看着他短短4年间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买房、结婚、生子。
按理说，于龙在北京已经扎下了根。换了别的北漂族，有了房子之后恐怕很难再逃离这个城市。于龙在北三环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税后月薪4000元，起早贪黑地工作也没换来加薪，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压过来。每天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工作10～11个小时，为了节省在外面就餐的费用，每晚回到家都是9点之后才吃上家人做的晚饭，吃完洗洗就睡，长期这样竟然有了轻度浅表性胃炎。于龙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才6000块钱，成为房奴之后，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贷3000元、两人吃饭1000元、车费200多元，再加上通信费以及家里其他一些生活开销1000多元。于龙夫妻基本上都是“月光族”，稍不小心还可能成“负翁”，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父母拿出养老金接济他们。
为了尽量节省，于龙夫妻从来不打车，平常出门或上下班都是先坐公共汽车，然后再倒乘地铁，实在需要打车也是尽可能先走一段路。
不过，于龙也坦承：“如果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再省一些，比如买菜多去农贸市场讲讲价，多在家里做饭吃等等。”可是现在毕竟是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啊，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不能再继续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况且吃饭也并不是花费的大头，关键还是住房成本太高了。
在北京有家有房还有了可爱的儿子，原本没有想过逃离北京。但是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逃离北上广”，渐渐地于龙真有些动心了。
尤其是北京的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狂奔，于龙在2007年底花1.1万/平米的单价买来的房，到2010年时已经涨到了2.3万/平米。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成都，还能换两套房呢！最重要的是，真要卖掉北京的房子，贷款就此还清。他把这个想法跟父母说了之后，三人很快达成一致，接下来则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说服妻子。
于妻是北方人，足迹从未踏入过南方，要她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谈何容易。然而，现实摆在眼前，两种生活拿来比较，到底在北京做苦逼的房奴还是回成都做幸福的包租婆？选择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于妻在半年后终于松口，主动对于龙说：“卖房的事情你去操持吧。”
得到赦令的于龙大喜，赶紧把卖房的信息挂到赶集网，头一天手机就被各大房产中介公司打爆了。接下来那个月的周末日程都被中介安排爆满，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来来回回地涌入他家看房、杀价。喧闹声让人不胜其烦。幸运的是，第5拨人中有一个北京男很有诚意地想买于龙的房。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一掷千金，130万房款一次性就给付清了。于龙跟买主约定好3个月后交房，留出时间好去成都买房。
于龙卖房的时间掐得特别巧，刚成交，政府突然全国范围内启动限购政策。于龙北京的房子如果晚几天挂出售卖信息，很可能受限购影响就不好卖了。这样一来岂不是影响他的回归计划？
还好一切有惊无险，于龙在2011年春节之后赶回成都，很快在二环选定一个90平米的三居室，同时又在新城区选好一个60平米的一居室，整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卖掉北京房还完贷款后的钱用来买下成都的两个房子刚刚好。
于龙打算住市区的三居，把郊区的一居用于出租，每月还可以收取1000元租金。两口子在成都随便找个工作，就算收入跟北京差不多，但日子肯定过得比在北京舒坦得多。成都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每天早晨买的猪肉都是屠宰场现杀的，炖的竹笋骨头汤那叫一个鲜啊。用四川话讲，好吃得“连舌头都得吞下去”，那是北京冷库的冻骨头永远熬不出来的香味。
选择回成都，当然不只是生活方面的原因。于龙也多方考量过，例如政策方面也是他所关注的。近年来，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比如郑州、西安、成都等，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最纠结的逃离
相比前两位的选择，IT记者何芬则显得优柔寡断。生于70年代的何芬早已迈入大龄剩女行列，不过买房的事她却颇有远见。早在2005年，北京房价还比较温柔时她就首付5万在六里桥买下一套60平米的一居室。记者收入还算丰厚，月薪加上各种灰色收入能有1万元左右。生活的优裕并未使她感到幸福，感情上的挫折却使她的内心倍感孤独。
在城市住久了才发现，她喜欢的其实还是儿时农村那种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2009年，刚结束一段感情的何芬辞去了工作，去云南丽江大理游玩了两个月，再回到北京时已很不适应这个城市忙碌的节奏。她决定离开这里。
何芬把六里桥的一居租给了别人，自己带着简单的行囊回到了湖北乡下老家。然而她从此果真就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下去了吗？非也。不到3个月，她就又从乡下逃离，回到了北京，暂住在老同事的家里。
问起她在老家的生活，她很是心烦意乱地说，长舌妇，到处都是长舌妇。小镇总是充斥着各种流言，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打麻将嗑瓜子儿，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没有上进心，用不着起早贪黑地奋斗，更不需要看话剧听音乐会，她们每天的事情只有一桩，那就是打麻将消磨时光。何芬很快就厌倦了小镇的生活，她开始怀念北京。
在北京做记者的时候，公关公司总会想着法儿把她周末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春天去户外远足，夏天去北戴河看海，秋天去看红叶，冬天去滑雪玩冰车。平常上班虽然忙碌，但时常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奉献的各种晚会音乐会。北京作为文化中心这点那是名不虚传，这也是她逃离时最难舍下的一点。
然而回到北京之后，生活仍然不是那么顺利。六里桥的房子短期内很难收回。有一次她找借口过去看了看，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租客糟蹋得不成样子。屋内脏兮兮，墙角还弥漫着狗尿的骚味儿。她怒从心起，立刻表示哪怕付赔偿金也得马上收回房子。然而这房子就算收回来，自己也没法住了，只能重新装修。
何芬不怕折腾，果真很快作了简单的装修。原单位一直等她回去，还给她留下了副主编的位置。房子弄好之后，她恢复了上班族的忙碌生活。
2010年夏天的时候，她又辞职了，这次又卷起铺盖离开了北京。问及原因，她说无法适应办公室的各种复杂关系。单位的同事认为她脾气变大了，跟谁说话都能呛起来，一句话就能噎死人。
何芬陷入一种纠结状态。在小镇生活时，她总以城市人的目光去批判留守妇女们的闲散生活；等回到北京时，她又以乡下人的目光去批判白领青年们的各种忙碌。她始终没有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
这次她离开北京回到了乡下，但北京的房子没有再出租，因为她也不清楚，逃离之后是否还会再回来。
编辑/冯 岚 [email protected]
逃回派
从逃离到逃回，只是一个字的区别。然而，一字之差却寓意深远。当初逃离的快感还未过去，另一番痛苦的滋味却开始泛滥。相比之下，做只喝活血的老鹰要比只吃腐肉碎骨的乌鸦要体面得多。于是，大批遍体鳞伤的人又选择了逃回。
无法承受的复杂人际关系网
是选择继续呆在北上广，熬夜加班顶着巨大压力恨恨地看着房东的嘴脸交上房租，还是老死在没多大发展、人情世故圈子超级复杂的老家？逃离了大都市的繁华与压力后，他们又在小城市的平庸与单调中迷失了方向。去或者留，无关信仰，也没有太多人会关注，不过只是人生多走了一次弯路而已。
“天天吃大米白面吃惯了，偶尔吃回粗粮总觉得硌牙！”在CBD工作的白领小徐表示。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北京有套自己的房子，哪怕就一间，公共厨房厕所也行。回想起2010年国庆退房登上返乡列车之旅，小徐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一次尝试，事实证明，哪里也不适合我。一个“也”字，说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北京，我曾经无比恨它。比起很多大学同学来，我在这儿过得其实还算不错，月薪过万，只是活得太累了。生活成本又高，一个月下来，几乎剩不下多少钱。在北京，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外人，这叫‘自知之明’；在老家，当你也觉得自己是个外人的时候，那才叫彻底的绝望。”小徐带着对老家的绝望，再次返京。一张返程的车票似乎也是一张“不适宜发展鉴定报告”。
“我在北京是做投资经理的，但回老家全无用武之地——真的没有什么证券市场。凭借我父亲的关系，千辛万苦进了一家国有银行做贷款审核，每天的工作就是查看客户的信用情况和各类证明报表，实在枯燥得很。我才28岁，就这么老死在这儿？我不甘心。在新一轮的请客送礼拉关系后，终于得知一所私人银行大客户经理的职位空缺。各种考试应付下来，甚至还拿了个银行系统的知识竞赛冠军回来，满以为胜券在握。可最后，当地最大的企业老板的亲戚凭空杀了进来，给出唯一的理由是，他能给银行带来一笔足以让人咋舌的定期存款。心灰意冷的我选择了离开，回京。”
小徐的情况有极强的代表性，搜狐网的调查显示，无法承受人情关系占到回京原因的首位。
真爱难寻，无处安放的寂寞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工作压力小，生活成本低，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基本上算稳定。如果你不打算辞职，随便找个工作也够干一辈子，但也别指望涨多少薪水。可是回去的人往往惊讶地发现，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工资花出去的速度一点儿不逊色于大都市，自己也成为更加纯正的“白领”。
2009年，带着种种原因积攒下的疲惫与苦楚，还没从失恋中走出来的小曾决定换个城市。北京凝聚了太多的记忆，即便一切从零开始，也在所不惜。春节前一个月，小曾只身带着几件要紧的行李回了老家。在离开之前，她已经在老家找好了一份相对不错的工作，有备而归。刚回来的一段时间，所有儿时的朋友蜂拥而至，都来欢迎这个终于回归了的老同学。欢聚之余，也不少人慨叹，咋回来了呢？在那干点啥也比在这儿呆着强100倍。对小曾来说，薪水浓缩为从前的三分之一，化妆品从一线进口品牌跌了好几档，商场里的服装通通入不了眼。在MSN上与曾经的北京同事聊天，她们关注的是最近上映的电影，哪个明星要来京开演唱会了，某文化名人的讲座如何如何⋯⋯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下线后，小曾黯然神伤。
这还不算什么，对于27岁的小曾来说，她更希望遇到一个学识品位都很不错的男生，伴她走出失恋阴影。然而，父母亲戚闺蜜为她安排了无休无止的相亲，让她烦不胜烦。小曾苦笑着说，“我的档期很满，已经排到了2个月后。预约相亲聚会，对不起，请排队。”
小城市的人，带着些许淳朴与保守。与北京男孩相比，小曾觉得他们有所欠缺。唯一给她留下不错印象的，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讲师，虽然长相平平且不多金，但温文尔雅，25岁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留校任教了。第三次见面后，他就开门见山地问小曾，结婚后，能不能要两个宝宝，最好是一男一女。小曾的心立马凉了半截，眼看着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冲着自己招手，浪漫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经过再三的衡量与考虑，小曾还是选择了回京，半年的老家生活让她更加了解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而今，经历了这场波折的小曾，也终于捕获了属于她的幸福，一个私立医院的年轻海归眼科医生。“这场波折让我更加成熟了，我不会再那么轻易放弃这个城市了。逃避，是缺乏适应能力的表现。我倍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个城市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保持住它，很不容易。”
而异地恋的Lucy则是另一个类型的缩影，提起再次返京，她并不讳言。一切都源于那个家乡的男友，两人过着“双城生活”，苦苦相恋了4年。男友大学毕业之后就考取了公务员，经过几年摸爬滚打，终于成为当地某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若想通过正常手段调到上海，根本没有机会。除非选择辞职下海，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于是俩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异地苦恋。聚少离多的苦痛与煎熬，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这种男友只能出现在视频和电话中的日子真的让Lucy受够了，也因为单位里有个男生锲而不舍地追求她，再这样下去，她怕自己会变得现实，会背叛那纯真的爱情。于是，她选择了回老家，与青梅竹马的他生活在一起。然而，“距离产生美”一下子变成了“面对面”的时候，激情归于乏味的平静。男友整日纠结于内部升迁的各种公关应酬之中，每天晚上很晚才回来。饭菜凉凉热热了几个来回，Lucy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难道自己放弃北京的高薪回来，为的竟是这个结果？
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多，争吵成了平淡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工作上也屡屡受挫，高不成低不就，几经努力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高薪白领到家庭妇女，Lucy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梦想似乎正一寸寸从她的生命中溜走。她提出了分手，“分了吧，一了百了，回北京，那里有我的快乐。”4年的苦恋终于敌不过现实的残酷。
子女教育，无法承受的环境转变
大多数人认为，在北京有个相对体面的工作，拥有房和车，至少不会那么轻易选择逃离吧。但事实上，也有相当一批人，夫妻二人辛苦打拼多年，在北京供着房，却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得不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原籍发展。让人无法释怀的高额教育经费和永远无解的户籍限制，让这些年轻父母们尽管有些不舍，但为了孩子，还是纷纷离开了北京。
谈起曾经让孩子回去上学的事，张宁就不住地在电话里嚷嚷后悔。“换了新环境，孩子极度不适应，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他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存在障碍。再就是课程的转接，教材不同，教学方法迥异，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本来是全班排名前10的孩子，回家乡之后没出俩月，在一次摸底考试中竟然跌到全班倒数第五。孩子几次哭着对我说，爸爸，是我笨吗？为什么在北京我就能学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告诉他，孩子，你需要适应。为此，我们多次来到学校，跟他的班主任老师谈，然而收效甚微。眼看着孩子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没有上进心，老师总是跟我反映孩子上课睡觉，常常心不在焉。我们不得不考虑再回北京，哪怕等高考的时候再回原籍呢。”
“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把孩子送回了原来的学校。久违的同学和熟悉的环境，让他再次找到了自信和快乐，这里没有人认为他是个后进生或是外来户。他的学习成绩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北京上学的信心。”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都与信仰无关，与追求无关，只是在艰难的生活状态下的一种退让和选择，仅此而已。能活下去不难，但活得潇洒真的不容易。逃离和逃回的背后，是大城市管理者们需要关注的长远课题，如何让大城市更加宜居，如何让民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少一些逃离与逃回的无奈退避，活出精彩。让这些匆匆的城市过客们腾出点时间来，享受生活、实现梦想，而不是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不断地迂回迁徙。
编辑/麻 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