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像个幽灵瑟瑟发抖地出现在大雪狂舞、酷冷无比的方店村的时候，我就开始与大人较劲，像跟随我的小狗黑虎一样在倒霉的天气里艰难爬行，心里却告诫自己这是征服大自然的快活的挑战。那是1973年。我十岁。一切是从冬天开始的。其最大的好处是倘若冬天能熬得过去，其他季节就不在话下了，好比倒着吃甘蔗——先苦后甜。
　　每天天不亮，我穿着表姐做的蓝色棉制服，上衣口袋里别着表哥送的永远不出水的钢笔，斜挎着姑姑用碎布头缝制的五色书包，脚蹬着表嫂的用麦秸填满的深筒雨鞋，顶着鹅毛大雪，在深至膝盖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小学走去。总有人比我起得早，问：“喂，你就是那个小湖北佬吧？”我说：“我就是。”头也不回一下。他们就笑，说：“瞅瞅，这孩儿多蛮！”我知道，在这里，我是“弱势群体”，他们笑话我就是笑话南方人，说南方人讲话快、听不懂，但他们接下来的议论让我像小马一样欢快、亢奋——“这孩儿啥都知道，住过楼房，坐过火车汽车，打过电话。喝过自来水……”
　　我心里清楚，我的优势就在于城乡差别、贫富差距，见过一点世面。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呢！我像军人一样过着严谨而艰苦的生活，是我当军人的父亲赋予我一种莫名的使命感——他说：“不到农村摔打摔打，经风雨，见世面，将来不会有出息！”为了完成这个讨厌的使命，我五点钟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表哥从大门口的水井里打来一桶水，让我洗把冷水脸，一激灵，我醒了，把书包一挎，像挎一把手枪，然后使劲用手抹去眼泪，跨出大门。可爱的小狗黑虎“嗖”一下跟着我离开了土坯垒砌的大院……
　　那年的冬天虽然看不到四十多年后的花开，但那一年的人生体验像黑白片电影一样温暖、美好，伴随我度过了未来的日子。我渐渐感觉到村里人一直在让着我，因为关于农村的世面我几乎为零。我以与众不同的城里人的身份跑遍了方店大大小小的角落。我变得跟老家人一样了，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唱一曲正宗的豫剧。当人们接纳我，不再叫我“蛮子”的时候，我却要离开方店，回湖北接受城里人的“检验”，或许又被他们喊上一年半载的“河南侉子”。人生就是这样有趣，时空稍加错落，便会生出苦乐悲欢，熟悉的会变成陌生，未知的会变成永恒。人们大可不必因为我的年少而轻视我的认知，年纪再大点，难道就能看透世事、看破红尘？只有鬼相信！

上学

　　我至今没弄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拂晓时分上早自习，再回家吃早饭，九点钟再上课？为什么就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八点钟上课呢？
　　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场地、两排茅草房。
　　一个大场地。也就是二十米见方，正中间是两个乒乓球台。土坯搭的，台面是不知谁家捐送的门板。东南角矗立着一个七八米长、四米宽、三米高的草垛，远远望去像是一座小山，成了小学的标志。西边和北边各有一排茅草房，分别有四间小屋。除了一间是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其余七间就是教室了。西北角是男厕所，东北角是女厕所。没有屋顶，透过矮墙，可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
　　我第一次顶着鹅毛大雪上早自习，冻得浑身发抖，直接往北边的一個教室里钻。我问：“这是三年级教室吗？”十几个早到的学生愣住了，一个女生问：“你说的是……湖北话？”
　　我点点头。他们马上活跃起来。那个女生说：“这是三年级教室，俺叫乔冠珍，你是新来的同学？”我说是的。一个男生说：“我叫可蔫儿，是班长，走，先抱柴火去……”说完，他拉着我跑向草垛，在草垛的上边，从里往外薅出一大堆干柴火，抱在怀里，跑回教室。几个同学如法炮制，很快，黑板左边的墙角就堆满了柴火。可蔫儿在土坷垃地上点着了火，黑乎乎的屋子立刻亮堂起来，同学们围过来伸出小手取暖。不时地往火堆里添柴。这时，我才看清墙体是土坯砌成的，课桌也是土坯砌的，每排有三个，共六排。板凳是自家带的，样式各异。没有讲台。黑板其实是灰板，在墙面上抹了一层水泥而已。老师讲课板书时要想擦掉粉笔字，就得用湿抹布。
　　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从屋外走进教室，风“呼”的一声跟着进来了。他双手又进袖笼里，用脚带上大门，说：“新同学到了没？”“到了，到了。”同学们欢呼。他抽出右手摸摸我的头。说：“俺叫杜德儿，欢迎你。村支书专门打过招呼。俺教你们的语文、算术和大字。”
　　然后，大家掏出课本自习。杜老师坐在火堆旁的一个小马扎上吸烟。
　　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大家手捧着书。眼睛都盯着我，问这问那，后来干脆围拢过来，没完没了地提各种问题，我一一作答。比如，城里的楼房最高有多少层？打电话一千里外也能听到？自来水是从哪儿来的？公共汽车是啥样？城里的学堂跟咱一样吗？是不是也靠柴火照明？……杜老师也不管，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谈天说地。后来才知道，他一向不管，他说讨论也是学习嘛。他还利用早自习时间叫同学们帮他锄过他家门口那块地呢。突然，他问我：“你在城里上学好好的，咋就来俺们农村念书呢？”我说：“杜老师，现在城里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学不到正经的知识，我爸妈便让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点真本领。”他“喔”了一声，若有所思，说：“农村上课，也不好教啊！”
　　杜老师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下面，俺们背诵昨天学的课文，地主分子石老五见今年又是大丰收，预备齐——”于是，大家背着手，直起腰，一起背诵——“地主分子石老五见今年又是大丰收，恨得要死，一天，他装病不上工，想搞破坏活动……”由于他们讲的是河南话，显得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整齐划一，我第一次听到背课文还能这样表演，情不自禁笑出声来。
　　杜老师一本正经地说：“李林同学，你头一个任务就是先学会说河南话，中不中？”我站起来。答道：“中！”大家哄堂大笑。杜老师说：“笑啥呢？人家第一天就会说河南话了。有进步嘛！”

陪读

　　我的表姐叫卢花，大我十岁，长得俊俏、丰满，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周围几个村的小伙子没有不晓得她的。我每天上学，除了小狗黑虎，她是跟着我最勤的人。她头几天送我，出门，过青石桥，穿过梨树林，来到小学的草垛旁，说：“林啊，你自己走进教室，俺回了。”她从不帮我背书包，因为我不让她背。我说：“花姐，所有的苦，我都想吃一遍。”她说：“中啊，没想到你细皮嫩肉的。还能吃苦……” 　　后来，我熟悉上学的路了，她说：“你自己能行！去吧……”我就挥挥手，上学去了。其实，她一直在后面偷偷地跟着，直到她看见了小学的草垛才掉头。
　　花姐不识字，也从没上过学堂，经常在我上早自习的时候，扒在窗户边上偷听屋里的读书声。那扇窗户没有安玻璃，糊了一张白纸，叫风刮得留下了十几个小洞，她眯着眼从洞眼里瞧我背书的样子。有时忍不住捂住嘴巴嬉笑。当我自习结束离开教室的时候，她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得意地过来牵我的手，同学们见了，又羡慕，又讥笑。我心里热乎乎的，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满不在乎。
　　春暖花开时节，这个时刻是朝霞布满天空，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花姐说话的声音特别悦耳，仿佛沿途遇着的各种鸟鸣。背筐拾粪的、拎着点心走亲戚的、行走回家的都歇了脚，看着我俩。花姐不停地给我讲各种趣闻，说到开心处，就“咯咯”地笑，脸红扑扑的，那叫妩媚。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从我俩身边经过，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着看着，一头扎到小河里。
　　花姐虽然没文化，但记忆力好，能说很多故事，会讲很多顺口溜。她说过这么一段：小擀杖，一扎长，秃噜秃噜到马庄。马庄有个老黄狗，秃噜秃噜到城溜儿。城里有个卖馍的，秃噜秃噜到河里。河里有个算卦的，算算小妮属啥的。属猴的，嫁给剃头的，剃头的不要，嫁给核桃，核桃不要，嫁给鹌鹑，鹌鹑叫唤，嫁给案板，案板干汤，嫁给床帮，床帮睡睡，嫁给碓碓，碓碓捣米，嫁给老李，老李放屁，秃噜啥戏……用河南话说的，像唱戏一样。
　　那年，周围村庄经常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青松岭》几部电影来回放。只有这时，我才会注意到月亮。听说郭庄有电影看，一群一群的人吃罢晚饭（他们叫喝汤）就往郭庄赶，有女人结伴的，有男人搭伙的，有男女同行的，要走七八里路，沿途七嘴八舌，叽叽喳喳，比过年还热闹。
　　一弯银月，高悬空中，把大平原照得明晃晃的，把微风吹拂的玉米地、哗哗作响的杨树林和地垄之间五米宽的旱沟镀上了一层亮晶晶的白光，让人忘忧忘愁。一个小伙子推着自行车，驮着我，与花姐有说有笑。我只要表示烦躁和不满，她就往我嘴里塞一颗果糖。看电影时，我趴在自行车上看，忽然发现他俩不见了，就哭喊，他俩便又笑眯眯地出现了。花姐又往我嘴里塞糖。等到电影散场了，我困得睁不开眼了，喊着叫花姐背我回家。她说：“你就会欺负俺！”我趴在她身上睡着了。其实后来一直睡在另一个人的背上……
　　我上课时，经常出现铅笔头断了、钢笔不出水等尴尬境况，便立即离开教室，走五分钟的路，到一家供销社去买。离开教室时，多半会遇上花姐，她心甘情愿地在教室门口守候着。我埋怨她：“您弄啥呢？俺爹说啦啥事都得自己做，要自力更生。”她不吭声，陪我一道去供销社。
　　有一天，上大字课，学写毛笔字。杜老师把一张马粪纸订在黑板上，用毛笔写了几个颜体楷书大字，遒劲有力，运笔老道，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接着他讲解几种楷书字体的特点及其演变，让我目瞪口呆、心服口服。我原以为他就是一个“万金油”，胸无点墨。他写完了两张纸，发现已无纸可写，急得手在每个兜里摸烟。这时，花姐突然抱着一摞白纸开门进屋，说：“老师，俺是李林同学的表姐，请用宣纸！”
　　真是雪中送炭啊！我顿觉脸上有光，心里对花姐充满了感激之情。
　　回家路上，我问花姐：“您咋知道宣纸呢？”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说：“只兴你学习，就不兴俺进步啦？”

后勤

　　我的姑姑是总后勤，管我的吃喝拉撒睡。
　　每天早上，我上完早自習，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姑姑烙的油馍。她走到灶屋里，支好平锅，下面点着柴禾，往锅上倒一些菜籽油，将和好的面汁往锅面一摊，用锅铲轻轻翻动，再洒上些许葱花和韭花，最后将一半油馍卷上红糖一半卷上白糖，放在箩筐里。我不管吃到哪一种，都是香、甜。
　　姑姑信佛，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父亲十六七岁时离开方店，去很远的山里打鬼子。后加入到刘邓大军，一路杀到湖北。爷爷、奶奶死得早，是姑姑一手把父亲带大的，俩人感情极深。父亲走后，姑姑每天都哭，站在村东头看穿过村庄的那条大道，一直望到远处的天边日头渐渐隐去，落下迎风流泪的毛病，直到父亲从湖北来信了她才停止哭泣，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她生有三个娃。表哥是老大，老二、老三是祥姐和花姐。祥姐出嫁后单过，花姐还是单身。花姐对我有多好，我就能想象到姑姑对父亲有多好。
　　姑姑总是在我迈进院门之前立在大门口，因为五米外有一口井，大人体宽没事，小孩很难说。只有我进门了，她才松了一口气。时间长了，我会很懂事地喊一声：“姑姑，俺出门玩去了，俺不会掉到井里去的……”
　　冬天太冷了，我的脸上和手背上长了几处冻疮，姑姑心疼得直掉泪，她每天用温水清洗患处，然后用手轻轻地搓揉，敷上冻疮膏。贴上纱布，嘴里不停地说：“不知你爹妈咋想的。受这个罪，作孽呀……”
　　那年，姑姑近五十岁，穿一身黑色的棉衣，头上总是裹着一条黑色的头巾，两条裤腿用粗布绑着，这是她标志性打扮。她最经典的动作是盘腿坐在小矮凳上，左手“咣——当当——”地拉着风箱，右手不停地给锅台下面的灶火添柴火，烧水、做汤，都是这个姿势，炊烟袅袅，她心满意足。她养了一群鸡，每天总能收几个鸡蛋，变着法地让我吃，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蛋炒饭、鸡蛋汤……表哥的两个小孩国卿和小霞嫉妒得要命，看着眼馋，也想吃，姑姑不让，有时还动手打他俩。
　　我吃的白面和大米，都是表哥赶集时偷偷拿玉米、黑面、红薯跟人家换的，一个鸡蛋只要三分钱，一斤猪肉不过三毛钱，可是大家兜里都没多少钱。我回家时，父亲在我短裤里缝了一个口袋，装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说：“你丢了，钱也不能丢，交给姑姑……”看我不见胖，姑姑说：“去集市上割点肉去！”那是我最想听到的声音，有了肉，白菜、粉条、萝卜，怎么做都好吃。不久以后，姑姑悄悄地把五元钱又重新缝进我的裤兜，说是钱可以壮胆。
　　后来，我不搞特殊化了，要求与大家一样。看见国卿、小霞吃黑馍，我说：“俺也要吃黑馍嘛！”看见他俩吃红薯、红薯干，喝玉米粥，甚至最困难时还吃过红薯叶、芝麻叶，我也喊着要吃。于是，我和国卿好得亲如兄弟。他鬼点子多，经常带我抓麻雀、捉小鱼、逮野兔。在冬天的草房屋檐下，拿手电筒一照，麻雀就不动了，任凭我俩用手抓。用泥巴一裹，丢进火堆里烧。泥巴干后脱落了，麻雀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美极了。国卿小我两岁，却应喊我表叔，起先很不愿意，后来，我有好吃的让他先吃，还经常给他几毛钱，他就很愉快地叫我表叔了，经常是大老远就喊：“表叔，你去哪儿呀，俺也去……”再后来，我连大米都不吃了，他俩吃啥我吃啥，身体结实得像绑了钢筋，脸上也变胖了，红光满面。不好的是经常放屁，表哥、表姐老笑话我。最尴尬的是，在方店，拉屎不兴用纸擦屁股，随便捡一块土坷垃擦擦就行，遇到猪、狗盯着，不要慌，你一走，它就帮你清理了。 　　有一天，表哥从任店乡邮局取回一个包裹，说：“林啊，你爹给你寄好吃的啦！”拆开一看，果然是一条劈开两半的腌鱼。还有一沓小毛巾——那是给姑姑用的，她有迎风流泪的毛病。缝隙中塞满了“小白兔”奶糖。我剥了一颗奶糖，塞进姑姑的嘴里，她说：“咦——甜得很啦！”我又塞了一颗给花姐，她笑眯眯地说：“老美！”接着，我一个个地塞，他们个个快活地合不拢嘴巴。唯独我自己忘了吃糖，他们说：“还有你自己呐。”我说：“不碍事，俺从前经常吃。”他们都夸我懂事，像个大人了。这个时候，圆盘一样的夕阳挂在空中，把整个院子照得红彤彤的，一家人围着坐，十分惬意。小狗黑虎这里嗅嗅，那里闻闻，不停地摇着尾巴。
　　国卿说：“还有一封信呢！”我一看，是父母写的几行字：见字如面。你们都好吧？接着，列了一大堆名字。我念一个，谁就答应一声，说：“好，好，可中！”姑姑就显得十分愉快，不时地用我父亲寄来的小毛巾擦泪。最后，提到我了，说，知识是学不完的，还要磨炼意志，吃苦耐劳，将来接革命的班！我父亲不会也让我去当兵吧？如果是那样，绝对没问题——我已经比国卿还国卿了，一旦回到湖北，同学中谁都打不过我，恐怕谁也不认识我了。

表哥

　　表哥是大家庭的顶梁柱，也是负责我念书和生活的总管理。
　　我回老家念书，是父亲把我送上火车的，待火车快开时他却下了车。于是，我独自坐了一趟火车，左上衣兜里有父亲写好的字条，上面有我湖北和河南的家庭住址。我看了一路风景，见过许多山和云，见过许多陌生人，想起许多熟悉的人，没有掉一滴眼泪。饿了，吃两根香蕉，再饿了，吃一个苹果。直到在许昌车站出站口看见表哥的时候，我才想起该去小便了。
　　表哥给我竖起大拇指，说：“林啊。你将来准能干大事！”
　　我俩说话时都能看见对方的哈气，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鹅毛大雪。我俩坐上一辆长途汽车到了叶县。大雪像接力一样飘舞，似乎比着看谁下得更猛。表哥带我去县人武部，拉出一辆事先拉来的牛车，把皮箱往车上一放，让我靠着它坐好。自己坐在车头，“啪”的一声甩了一下赶牛鞭，老黄牛便拉动牛车走起来。我俩说着笑着，忘记了路远，忘记了劳顿。牛车“哐当哐当”颠簸地行走着，车轮与泥泞、雪地摩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牛颈处拴着的几个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十分有趣，也十分单调，构成我对故乡最原始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也忘不掉这个雪夜里弥漫的奇特的声音。
　　牛车借着雪光行进，总是在人最困乏的时候看到远处闪现无数的亮光——那是又经过一个村庄了，那时经常停电（或者说没有电），家家点亮煤油灯照明。走了近二十里路。大雪就没有停止过，我见识了雪夜大平原的辽阔。在我困乏得要睡着的时候，远处又出现了一片亮光。表哥说：“林。到家了！”我突然一激灵，远远望见一群人黑压压的一片，站在村头的一个土岗上，拿着手电筒朝我们方向照射，待我俩看清他们的时候，发现牛车原来一直行进在一条地垄之间的五米宽的旱沟里。
　　表哥当年二十出头，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经常去湖北，算是见过世面;学过文化，会打算盘，在大队当会计。他办事精明，为人厚道。算账会有算错的时候，算少了，他自己垫上;算多了，他想方设法还给大家。他说：“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在背地里戳脊梁骨。”村支书姓赵，喜欢喝点小酒，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喝多了，村里人就烦了。表哥说：“老赵，俺不陪您喝酒了，要喝，您得自己带酒。”老赵一听不舒坦了，脸一黑，说：“不陪去球，离开你地球就不转圈啦？”
　　会计不跟随了，村支书的酒也没法喝，于是，老赵笑嘻嘻地给表哥递烟，说：“喝点酒就是放松，便于工作，再说俺喝酒啥时是一个人喝的，还不是带上你们。”
　　表哥说：“咱们手里就那么一点钱，办了这事，就不能办那事。如果您能把小学到桥头这段路修好，俺请您喝一星期。”老赵想想。说：“俺就知道你一天到晚打这笔钱的主意，中，反正都是积德，修！”这段路很快修好了，要不，这笔钱弄不好进了上面干部的腰包或者下面干部的肚子里。然后，表哥再请老赵喝酒，把得罪他的損失找补回来。
　　有一天，一辆大卡车路过方店，陷入了一个牛粪坑，车轮打滑，出不了坑。表哥知道后找村支书老赵商量，在广播站对大家说：“社员同志们，你们喝汤了吗？有一个来村里办事的同志还没有喝汤，他开了一辆大卡车。陷在村东头的牛粪坑里了，大家想不想见见？请大家帮个忙，推推车，去晚了，就看不着啦！就这吧……”于是，全村的人都见过大卡车了。村支书又喝了一顿酒，说是请司机喝的，为大家看车“争取”了一顿酒的工夫。
　　每个星期日不上学，我就跟着表哥“学本领”。他走街串巷，我跟着;他访贫问苦，我跟着;他参加村里的一些红白喜事，我跟着;他去外村赶集，我跟着;他去烤烟屋烤烟叶，我跟着;他学唱河南梆子，我跟着;他跟朋友喝酒。我跟着……村里人都说我是表哥的勤务兵、警卫员，表哥指着我说：“哪儿啊？在家里，俺听他的。”后来，村里人都认识了我。个中学问、乡规习俗、待人接物、拿捏分寸等等值得学的多了去了，这一切，在课本里学不到，在湖北的城市同样学不到。
　　表哥开玩笑说：“林啊，给你说个媳妇，怎么样？”
　　我说：“中啊，只要像表嫂或者花姐这样的就中！”
　　八月桂花飘香的时候，我要离开老家回湖北了。我买了一大包糖果和花生米送给同学们吃。大家都不说话，闷着。班长可蔫儿说：“人为啥不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呢？唉……”乔冠珍哭了，其他人跟着哭。我说：“俺给每个同学买了一个练习本，杜老师，俺给您买了一盒圆球牌香烟，希望还有再见的时候……其实，俺也不想走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回到家还是哭。我走的前夜，一家人都没睡觉，围坐在大院里，月光很亮，不用点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讲我的各种糗事，希望冲淡一下即将离别的忧伤。姑姑一边流泪一边给我扇扇子，我扑在她怀里。说：“姑姑，俺不能钻您的被窝睡觉了，呜呜呜……”花姐逗我说：“干脆，你甭走了，每晚俺背着你，哄你睡觉。”我第一次品尝了发愁的滋味。
　　第二天，上早自习的时间，我和表哥悄悄起床，离开了大院。当我俩套好牛车准备走的时候，姑姑、表嫂、祥姐、花姐、国卿、小霞等等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再次折磨我幼小的心灵。牛车走走停停。当我看到小河里漂浮着朝霞的时候，一排亲人已在村头的小土岗上站着不动了，手却在不停地挥舞，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表哥和我坐在牛车上，沿着来时的路，倒着再走一遍。不同的是，走的时候多了一条小狗，黑虎一直跟着牛车在跑，快到叶县的时候，它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就摇着尾巴往回返了。牛铃“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让我心烦意乱。时光如果能倒流，哪怕是像这牛车一样慢慢走也行，该有多好啊！我脱去上衣，让老家的风再次刮刮我那肌肉隆起的臂膀。
　　到了许昌火车站候车室，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亲人。她一把搂住我，上下打量，悲喜交加：“长高了！比从前结实了！”我望着她，半晌说不出话。表哥笑着说：“林啊，她是你妈啊，快喊呀——”我拽着表哥不撒手，躲在他的身后。我母亲哭了，说：“我真是你妈呀……”我睁大眼睛，忽闪了几下，突然张开双臂，向母亲扑了过去：“娘，娘啊……”
　　时光主宰人们的命运。如同方店的大平原广袤无垠一去不返。我像一条流淌在上面的河。我像那条缓缓流淌的、没名的小河，蜿蜒从方店穿过。那时不兴吃鱼，随便拿根树枝，系根细绳，栓个棉花团，就能钓起一条小鱼。河水清澈见底，随处可见一群小鱼或小蝌蚪在青草下、鹅卵石旁结队嬉戏。大石边、桥墩下，有三三两两的女子在夕阳的照耀下有说有笑地洗衣裳。
　　现在，人们学会吃鱼了，住上了楼房。也用上了汽车、手机、自来水，但不兴往小河里倒脏土。小河仍然没有名字，但仍旧清澈见底。人心干净得像是当年咬钩的小鱼和水里的小蝌蚪。我回过几次老家，每次像是受到一次洗礼。我惊异地发现，大概是由于我在方店见识过寒冬，打那年起，我对未来从不抱怨、也从来不曾有过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