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出生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但刘怡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家乡的天气，反而开朗、随和，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再加上一副清脆柔和的嗓子，让她在与人沟通时颇具优势。
　　高中时期，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附中的刘怡是校团委宣传委员。有一年，她们学校发生了女生自杀未遂事件，引得《贵州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事件发生后，校委派我去那个女生的家里做开导工作，记者来采访时，我作为比较了解当事人情况的代表，就跟记者有了不少交流。”如今回眸，对刘怡来讲，这一段交流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她后来的选择。
　　“高中时，我们每周都被要求写周记。那个记者为了全面了解情况，和我聊完后又要了我的周记去看。”后来，刘怡的文章一连三篇刊发在一本叫《少年人生》的杂志上，原本就喜爱写作的刘怡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和记者越来越熟悉，刘怡也越来越了解“记者”这个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慷慨激昂只是一时意气，谦和、坚守、敬业才是记者的本质。她萌生了要成为其中一员的想法。等到高考时，刘怡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当年还叫北京广播学院，一心一意地希望，以后要成为一名记者，秉笔直书。但她的父母都特别担心，认为记者工作很危险、也很艰难，并不适合自己外表柔弱的女儿。


　　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刘怡进入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工作。一年后，刘怡选择赴英留学，在传媒、艺术等领域进行深造。学成归国，刘怡重新进入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从离开、深造再到回归，刘怡笑谈她是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小方圆，“这份工作其实非常有意义，内容是面向公众宣传环境保护，就是把深奥的技术性内容转化成公众能够听懂的通俗语言，从而实现对公众进行环境保护的普及与教育的目的。当然，我的宣传对象，也不乏各部委官员。”刘怡对这份工作怀着无比的热情，而深造的过程则为这份一如既往添柴加瓦。
　　2007年，刘怡转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生态保护研究项目，“我去那个项目做了2年管理工作。”在对国内政府部门工作流程熟悉的基础上，她又积累了对国际组织的了解经验。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冲”在第一线的记者，但她对记者的情怀和理想始终如一，刘怡依旧把自己当作一名“记者”，承担着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项目之一的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开展。作为能够与中国政府及与国际组织皆可流畅沟通的资深环保业人员，刘怡被选中负责这个项目。“小额赠款计划支持GEF的优先领域，如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治土地退化和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善款赠予项目，它的资金从国外进入国内，由财政部负责资金在国内的分配。”因此，项目是由国家主导和运作、并且需要在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与开展的。
　　“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国家指导委员会。”刘怡以多年的环保工作积淀为基，以优秀的沟通交流能力为筏，以细致耐心、认真坚韧的个性为助力，将这件在同事眼里颇为艰难的事，理清脉络、顺利解决。在她的领导下，小额赠款计划项目与财政部、环保部等政府部门成功对接，项目的国家指导委员会得以迅速建立。
　　“这之后，需要花费最多精力的，就是和民间公益组织（NGO）的沟通与互动。”与国际同类组织相比起来，中国国内的NGO起步晚、发展不均、水平良莠不齐、成长也相对缓慢，但数量却相当庞大。“2009年项目成立的时候，国内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GO数量已超过40万。”虽说这些NGO并没有全部跟刘怡的项目有过联系，但她每天接几十个NGO的咨询电话、收到几百封NGO的邮件已是常事。不寻常的是，她能够始终保持耐心与柔和，认真细致地与对方交流。
　　“原来在环保部时，我就像窗口，不断地拿东西出来展示，而现在则变成桥梁，把政府与NGO、NGO与项目连接。”
　　在刘怡的办公桌下，记者看到一个奇怪的大麻袋。打开一看全是一张一张的小额发票。
　　“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的项目，流程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财务，规定得极其详尽。”刘怡解释，寄发票的NGO与刘怡的项目合作了农村土炕改造为节能炕的项目，发票来自全村每一户参与改造的人家。
　　对于记者发出的整理一麻袋发票的过程到底有多枯燥的询问，刘怡只是微笑，“其实这还算好的，时常发生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连发票都开不出的情况。”
　　如此经历过几番之后，刘怡提出了改善工作流程的建议。将费时费力，人为增加项目推进难度的步骤进行了因地制宜的调整，志在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对各种咨询不厌其烦、对工作细节不断改进，刘怡还常常不畏辛苦，“冲”在项目所在地的“最前线”。“7年来，我们已经执行了大约70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地我都去过，和当地人同吃同住。”
　　小额赠款计划项目所帮扶的社区绝大多数都位于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车行一天深入高原藏区，刘怡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裂，但吃了藏民给的土药睡了一觉后，第二天头痛症状稍轻，就马不停蹄地投入调查、讨论工作；还有一次，她去的地区不仅没有通讯信号，而且没有电和自来水，每天洗脸都成问题，但她并不以为苦，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了4天，把工作圆满完成；至于那些没有厕所，只能露天解决的遭遇，刘怡早已见惯不怪……“确实跑了很多项目的所在地，深入到当地的社区、农户，同他们交流，聆听他们的倾诉，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也就不会理解当地人的需求，不能把善款用在刀刃上。”
　　在一次从高原藏区项目返回的路上，刘怡忽然发现整条公路的车都开得弯弯绕绕，还有当地藏民拿着扫帚在公路上扫着什么。“后来得知因为当地有草场，每到那个季节，草场里有一种虫子就会爬到公路上。藏民讲究众生平等、不杀生，所以开车时需要绕过这些虫子；拿扫帚的藏民是在把虫子扫回草场。”看着漫长的公路上一辆辆心照不宣地缓缓走着弯路的汽车，刘怡很感慨，“除了这次，我还看到过很多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对山川、湖河的敬畏，他们看到那么美的风景并不像旅游者那样冲进去拍照，而是远远地拜倒，根本不进入打扰。他们这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信仰，特别能荡涤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人都说我们的项目为各个社区做了很多，但我其实也跟这些当地人学到了很多。”
　　从2009年加入小额赠款计划至今，刘怡平均每年都大约有60天待在边远地区。一位负责给她做工作评估的国家委员会主任曾这样评价她：把工作不只当成工作，而是当成事业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去投入时间、智慧和情感。
　　刘怡说有很多因项目相识的人，才是她眼中真正的英雄。“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考上大学、离开乡村，大学毕业后放弃繁华城市，选择回到家乡、参与改善当地民生的工作，一扎下去就是很多年的人；那些一开始只是参与我们项目的报道，最后却毅然辞职，直接加入无名无利的NGO工作，身体力行地为社会进步默默奉献的媒体记者……这些让我看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善良和希望，即使他们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但润物细无声也是一种伟大，给我力量感。”
　　做好一名社会公益人，就如做好一名记者，不唯收视、不哗众取宠，唯一份责任，带来的则是社会润物细无声的不断进化。
　　淡雅的刘怡，是绕指柔也是百炼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