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相恋
　　
　　我的父母相识于1933年的夏天。那时，我父亲刚从日本回来。他和聂绀弩等人在日本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了。后来，父亲他们就被驱逐回国。回国之后，他见到了鲁迅先生。周扬那时是左联的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便邀请父亲到左联工作。
　　那时，我母亲18岁，也是左联的盟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与父亲相遇了，父亲对母亲几乎是一见钟情。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搬在一起同居了就算结婚。那是1933年年底，他们在上海巨鹿路安了一个很简单的家，那儿离父亲工作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比较近。我们家那时候经济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好一些，但经济上好了，政治上的问题又出现了。
　　父亲和鲁迅先生交往比较多。鲁迅与周扬是有一些隔阂的，鲁迅对周扬的一些作风不满意，称周扬是“奴隶总管”。而周扬原来一直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咎于冯雪峰，雪峰离开上海后，周扬就渐渐把原因归到父亲身上来了。
　　1936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场“两个口号”之争。当时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觉得不好，冯雪峰从陕北回来后也觉得不好，后来他们和我父亲商量重提一个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雪峰对我父亲说：“周先生（鲁迅）同意这个口号，你写文章反映出去吧。”我父亲就撰文发表了这个口号，结果周扬就认为“都是你胡风在那儿跟我作对”，对父亲更不满意了。
　　
　　抗战风云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们全家（父母和哥哥）去了武汉，后来又转移到重庆，我就是在重庆出生的。那时候，父亲开始编《七月》。那时我刚出生，家里经济条件紧，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他在重庆复旦大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国际宣传处当日文译员，翻译一些抗日传单和抗日手册。后来，这两个工作都丢了，我们的日子很难过。还好，周恩来先生安排父亲进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领一份军米，总算有粮食吃了。
　　1941年皖南事变，共产党为表示抗议，组织文化人撤退，一部分到香港，一部分到延安去。我们一家被安排去了香港，没有去根据地。
　　我们到香港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了。我们就跟着“抢救文化人”的东江游击队到了桂林，在桂林呆了一年后，又回到重庆。直到1946年，我们才回到上海。
　　
　　大难临头
　　
　　解放了，父亲是非常高兴的，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新中国，他充满激情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党和新中国。父亲以前是日本共产党员，因左联种种矛盾，虽一再要求，却一直没能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就决心当个像鲁迅一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52年，《讲话》发表10周年，5月份，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并且胡乔木写了编者按，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时候就开始公开批判胡风了。
　　舒芜的文章出来后，文联和作协一起开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会，那时还叫讨论，但不容他辩解。父亲觉得文艺界的条条框框太多，和他比较接近的作家都受到了压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做法压制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使得文艺事业出现了停滞。胡风觉得中央肯定不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就写了那著名的“三十万言”书，把自己对文艺界的整个设想端出来了。据说开始毛泽东并没有看到，后来，恰逢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路翎的文章引起《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周扬他们鼓动我父亲发言。父亲说得比较多，也比较激烈。这时毛泽东就要来我父亲的“三十万言”，看后很不高兴。
　　紧接着，舒芜的第一批材料出来了，里面摘录了胡风给他的私信，并加了注释和按语。由于是私信，写到对那些文艺领导作风的看法时有一定的情绪，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经过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等技术处理，又加上了“反对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等上纲上线的大标题，这个东西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一看火就更大了，于是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指示，将这材料定名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第一、第二批材料出来时，父亲和他的一些友人被称为“反党集团”；第三批材料出来后，就正式成了“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17日，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公安部门拘捕，母亲的罪名是抄写“三十万言”。全国上上下下展开声讨批判运动，造成一大批人受牵连入狱、审查、停职。
　　
　　精神崩溃
　　
　　“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来找父亲，不是叫他写交代材料，而是要他配合对“四人帮”的调查，写一些姚文元、张春桥的情况。到1979年1月正式释放的时候，父亲的精神状态都正常了，也恢复了自信。父亲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所以政治形势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一些。
　　1980年9月，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次平反（彻底、全面的平反则是在1988年），但是有很多因“胡风集团”受牵连入狱的人已经去世了。后来我被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父亲的秘书，帮他一起整理抄写文章并编辑书稿，陪他开会、就医并照顾他的生活。
　　1985年6月5日，父亲因胃癌病逝。母亲忍着悲痛，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后来又花9年的时间写作了《胡风传》。母亲表面柔弱，内心却充满韧劲，不仅父亲在世时陪他坐牢，在父亲去世后，又为“说清楚”的承诺燃尽最后的生命。
　　（摘自《生活日报》200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