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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复兴时代--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萌芽
人类学萌芽较早，可以追溯到对欧洲封建神权统治提出挑战的"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下，开始对"上帝造人"提出疑义。为了探索人体本身的奥秘，有人希望通过对机体进行解剖、分解及比较研究，来驳斥上帝造人的谬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产生了一批解剖学著作，如德国学者洪德用拉丁文著成的《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点》（1501），斯伯林的《体质人类学》（1688）。从研究内容上看，当时的人类学主要局限于对不同性别、肤色及种族的人体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一般被后世称为"体质人类学"。早期的人类学者，通过这样的比较，开始建立了一些"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思想的雏形。毋庸置疑，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于通过人类体质及其因体质而产生的文化影响的研究，到现在仍然应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殖民时代至一战前--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这一时期，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出现。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看待事物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哲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在研究中应该把人类的体质与精神结合起来，以探讨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引下，配以地理大发现时期积累下来的冒险者、传教士、商人、官吏描述的各大洲"蛮族"的奇风异俗资料，一些学者开始把研究领域扩展到诸如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等非西方国家"落后"的"原
始"民族文化中去。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殖民国家开始派遣人类学家到殖民地对"野蛮"的"他者（the other）"进行文化考察，探究他们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异，并产生了一些基于殖民地与欧洲社会比较研究的成果，如法国拉菲托的《美洲蛮族的习俗与上古风俗的比较》（1717年），当属人类学形成过程中跨文化比较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学科化的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泰勒。
但是，在古典进化论学派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形成过程中，"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充斥了大部分学者的大脑，在跨文化研究中主张人类文明是直线进化式的观点。由于该学派的研究素材基本上取自于文本文献或口头传说，通过研究者本身进行的田野调查成分还很少，因此，该时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因为这些原因，也导致了随后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诸多学者对它的批判，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争鸣与共识
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的近30余年时间内，人类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如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社会学派、人种心理学派等。尽管这些派别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解释之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他们都意识到应该用"人类是统一的"观点批评以前人类学研究所持的"欧洲文明是人类文明制高点"的偏见。继古典进化论学派之后，在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巨大冲击下，殖民政策急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此时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对当时殖民地社会的研究分析，英国的社会功能-结构学派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殖民地危机应运而生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布朗。
布朗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走出书斋，走向殖民地的土著居住地，运用参与观察法的方式，直接观察和了解土著居民，并将不同地区和社会的资料加以比较研究，以便把研究成果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他还提出，"只有通过实地田野工作，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人类学才能进步，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和重要的科学"，"只是单纯地对文化或社会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这种深入的研究必须受理论的激励和指导，科学的人类学必须依赖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比较，因为这门学科中的比较绝大部分可以代替其他科学中的实验，没有系统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将只能变成编史工作和人种史"。但是，真正实践田野调查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林诺夫斯基被迫长时间地居住在西太平洋新几内亚东北的一个叫特罗布里恩的小岛上。通过长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作）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人类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西太平洋上的海航者》（1922）。在随后的20余年时间里面，马林诺夫斯基又根据需求理论完善了他的文化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他详细描述了每一种需求以及它们的文化回应，并使文化成为对各种需求做出回应的一张庞大复杂的行为之网。
四、战后至全球化前期---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文化比较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战争时期在学术研究历史中必定只是一个过渡期，各派人类学者所倡导的研究范式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条件获得广泛的传播。战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进入了学科化和体制化时期。其具体表现是研究对象不再只是对于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的异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尽管人类学家关注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传统意义上的亚、非、拉及大洋洲地区"未被开化的民族"上，但一部分人类学家的目光已经开始投向工业或农业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并力图把人类学的知识应用于对文化社会犯罪、行政管理、教育、工业、商业等的分析与研究上，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日益密切。
随后，在与各母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人类学迅速发展出许多分支学科，诸如生态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就在这一时代产生的，人类学跨文化研究出现学科交叉、分化及融合的趋势。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上，默多克把统计分析运用到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之中，并于1949年以耶鲁大学等非赢利性的国际性的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的一个档案数据库，成立"人类学关系领域档案"（简称HRAF）。其中包括数百个民族志资料，根据默多克编写的民族志资料分类索引《文化资料大纲》规则编排，对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的民族志记录进行系统化收集、整理，使研究者能在700多个不同主题里面迅速查寻。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完善，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者都能够通过这一平台进行查询，除了HRAF外，还创立了《跨文化研究杂志》、《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等期刊，这些期刊为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化与体制化日益形成。
五、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后现代反思
一般认为，全球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现代工业、信息文明为开始，不断向全球辐射的一种经济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文化也随之全球化，其重要影响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在全球传播，人们渐渐意识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人类对现代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进入反思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获得普遍认可。在人类学界，这种反思主要表现为对研究方法的质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开始认识到，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遇到"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矛盾：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对于异文化进行翻译的困难是田野民族志中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对等物，如果对异文化进行直译，那么，异文化之外的人就理解不了；如果采用意译的方法，那就抓不住异文化的思想本质，人类学一直处于"翻译"的两难境地。因此，马尔库思和库思曼在《人类学年鉴》中发表了"民族志作为文本"（1982）的文章，批判了传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尽管前人力图用"现实主义民族志作为表现手法，大篇幅地去描写某个事件，并总是避免说自己看到了什么，而是陈述被调查对象表达了什么，以此来突显其客观及现实性"。但是，现实情况却是调查者无论怎么努力，在异文化研究过程中他们依旧只是个外来者，他们只能接触到能让调查者所理解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形象，而更多文化现象则被遗漏，且人类学者在解释异文化时，很难超脱于自己的文化自发，总会使用个人化的知识结构背景与先天情感体验去描述他所研究的文化现象。此外，还有学者对人类学研究对象提出了质疑，如文化批评家萨伊德在《东方学》（1978）一書中，引用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西方人类学者创造了"他者"这个概念，基于对他者的研究，借以通过贸易、殖民和其他形式掠夺而控制它。其实，西方也需要借助东方来定义自身，通过与东方的跨文化比较来研究自己。人类学所从事的应该是一项阅读他人兼阅读自己的工作，文化研究者在研究别人的同时，也应该进行自我审视和受到别人的审视。
第一作者简介：何光丰（1970.8-），男，海南人，研究方向：民族体质与学校体育；通讯作者：张雅玲（1959.4-），女，教授，硕士生导师。
人类学萌芽较早，可以追溯到对欧洲封建神权统治提出挑战的"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下，开始对"上帝造人"提出疑义。为了探索人体本身的奥秘，有人希望通过对机体进行解剖、分解及比较研究，来驳斥上帝造人的谬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产生了一批解剖学著作，如德国学者洪德用拉丁文著成的《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点》（1501），斯伯林的《体质人类学》（1688）。从研究内容上看，当时的人类学主要局限于对不同性别、肤色及种族的人体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一般被后世称为"体质人类学"。早期的人类学者，通过这样的比较，开始建立了一些"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思想的雏形。毋庸置疑，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于通过人类体质及其因体质而产生的文化影响的研究，到现在仍然应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殖民时代至一战前--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这一时期，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出现。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看待事物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哲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在研究中应该把人类的体质与精神结合起来，以探讨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引下，配以地理大发现时期积累下来的冒险者、传教士、商人、官吏描述的各大洲"蛮族"的奇风异俗资料，一些学者开始把研究领域扩展到诸如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等非西方国家"落后"的"原
始"民族文化中去。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殖民国家开始派遣人类学家到殖民地对"野蛮"的"他者（the other）"进行文化考察，探究他们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异，并产生了一些基于殖民地与欧洲社会比较研究的成果，如法国拉菲托的《美洲蛮族的习俗与上古风俗的比较》（1717年），当属人类学形成过程中跨文化比较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学科化的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泰勒。
但是，在古典进化论学派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形成过程中，"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充斥了大部分学者的大脑，在跨文化研究中主张人类文明是直线进化式的观点。由于该学派的研究素材基本上取自于文本文献或口头传说，通过研究者本身进行的田野调查成分还很少，因此，该时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因为这些原因，也导致了随后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诸多学者对它的批判，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争鸣与共识
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的近30余年时间内，人类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如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社会学派、人种心理学派等。尽管这些派别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解释之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他们都意识到应该用"人类是统一的"观点批评以前人类学研究所持的"欧洲文明是人类文明制高点"的偏见。继古典进化论学派之后，在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巨大冲击下，殖民政策急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此时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对当时殖民地社会的研究分析，英国的社会功能-结构学派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殖民地危机应运而生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布朗。
布朗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走出书斋，走向殖民地的土著居住地，运用参与观察法的方式，直接观察和了解土著居民，并将不同地区和社会的资料加以比较研究，以便把研究成果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他还提出，"只有通过实地田野工作，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人类学才能进步，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和重要的科学"，"只是单纯地对文化或社会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这种深入的研究必须受理论的激励和指导，科学的人类学必须依赖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比较，因为这门学科中的比较绝大部分可以代替其他科学中的实验，没有系统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将只能变成编史工作和人种史"。但是，真正实践田野调查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林诺夫斯基被迫长时间地居住在西太平洋新几内亚东北的一个叫特罗布里恩的小岛上。通过长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作）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人类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西太平洋上的海航者》（1922）。在随后的20余年时间里面，马林诺夫斯基又根据需求理论完善了他的文化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他详细描述了每一种需求以及它们的文化回应，并使文化成为对各种需求做出回应的一张庞大复杂的行为之网。
四、战后至全球化前期---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文化比较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战争时期在学术研究历史中必定只是一个过渡期，各派人类学者所倡导的研究范式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条件获得广泛的传播。战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进入了学科化和体制化时期。其具体表现是研究对象不再只是对于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的异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尽管人类学家关注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传统意义上的亚、非、拉及大洋洲地区"未被开化的民族"上，但一部分人类学家的目光已经开始投向工业或农业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并力图把人类学的知识应用于对文化社会犯罪、行政管理、教育、工业、商业等的分析与研究上，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日益密切。
随后，在与各母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人类学迅速发展出许多分支学科，诸如生态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就在这一时代产生的，人类学跨文化研究出现学科交叉、分化及融合的趋势。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上，默多克把统计分析运用到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之中，并于1949年以耶鲁大学等非赢利性的国际性的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的一个档案数据库，成立"人类学关系领域档案"（简称HRAF）。其中包括数百个民族志资料，根据默多克编写的民族志资料分类索引《文化资料大纲》规则编排，对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的民族志记录进行系统化收集、整理，使研究者能在700多个不同主题里面迅速查寻。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完善，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者都能够通过这一平台进行查询，除了HRAF外，还创立了《跨文化研究杂志》、《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等期刊，这些期刊为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化与体制化日益形成。
五、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后现代反思
一般认为，全球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现代工业、信息文明为开始，不断向全球辐射的一种经济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文化也随之全球化，其重要影响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在全球传播，人们渐渐意识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人类对现代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进入反思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获得普遍认可。在人类学界，这种反思主要表现为对研究方法的质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开始认识到，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遇到"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矛盾：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对于异文化进行翻译的困难是田野民族志中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对等物，如果对异文化进行直译，那么，异文化之外的人就理解不了；如果采用意译的方法，那就抓不住异文化的思想本质，人类学一直处于"翻译"的两难境地。因此，马尔库思和库思曼在《人类学年鉴》中发表了"民族志作为文本"（1982）的文章，批判了传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尽管前人力图用"现实主义民族志作为表现手法，大篇幅地去描写某个事件，并总是避免说自己看到了什么，而是陈述被调查对象表达了什么，以此来突显其客观及现实性"。但是，现实情况却是调查者无论怎么努力，在异文化研究过程中他们依旧只是个外来者，他们只能接触到能让调查者所理解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形象，而更多文化现象则被遗漏，且人类学者在解释异文化时，很难超脱于自己的文化自发，总会使用个人化的知识结构背景与先天情感体验去描述他所研究的文化现象。此外，还有学者对人类学研究对象提出了质疑，如文化批评家萨伊德在《东方学》（1978）一書中，引用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西方人类学者创造了"他者"这个概念，基于对他者的研究，借以通过贸易、殖民和其他形式掠夺而控制它。其实，西方也需要借助东方来定义自身，通过与东方的跨文化比较来研究自己。人类学所从事的应该是一项阅读他人兼阅读自己的工作，文化研究者在研究别人的同时，也应该进行自我审视和受到别人的审视。
第一作者简介：何光丰（1970.8-），男，海南人，研究方向：民族体质与学校体育；通讯作者：张雅玲（1959.4-），女，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