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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太平天国战争;徽州;捐输;筹饷
摘 要：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金陵，后西征。徽州因处在太平军西出东回的动线上，成为太平军与清廷长期拉锯之地。咸丰五年，张芾以“前江西巡抚”的身份入徽，至徽之初，为筹饷银，设立筹防捐输局，激励绅士商捐输，并照征田赋、设卡收厘。徽商携资回乡，捐输助饷。绅商捐输是清廷在徽州就地筹饷的重要组成部分，劝捐筹饷过程也反映出一种战时特殊的官绅互动。它不仅关系饷银结构的变动，还嵌入了地方社会的运作脉络，影响战争局势。张芾驻徽五年有余，就地筹饷及协济在饷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可通过奏折进行分析，捐输、协济的变动对地方社会及战局的影响也得以呈现。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4-0041-11
The Operation of Don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ar in Huizhou during the Taiping War
SHU Man-jun（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Key words： Taiping War; Huizhou; donations; fund-raising
Abstract： In the third year of Xianfeng （1853）， the Taiping army occupied Jinling， and then began the western expedition. Huizhou was in the moving line of the Taiping army and became a long-term tug-of-war region between the Taiping army and the Qing army. In the fifth year of Xianfeng， Zhang Fu entered Huizhou as the “former Governor of Jiangxi.” He levied field tax， set up customs to raise the money and established a donation bureau for the defense to stimulate the donation of gentleman merchants， who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Huizhou in wartime. Gentry merchants don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ing court’s local pay for troops and the process of persuading donations also reflects a special wartim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try， which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ay for troops， but also embeds the oper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affects the war situation. Zhang Fu worked in Huizhou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local pay for troops and the concilia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ay for troops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don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war situation can also be presented.
一、引 言
咸豐三年（1853），太平军占金陵，开始西征。八月，翼王石达开驻扎安庆，为争夺长江水道，皖南一带烽火转旺。[1]184太平军切断皖江南北音讯。徽州为浙江西南门户，新安江一线直抵杭州。为保江南财赋之地，渐有徽州暂归浙属之议，徽浙互防成为趋势。徽州本地团练松散。咸丰五年（1855）清廷派张芾驻徽，加以巩固。[2]彼时战局起伏多变，徽宁地区动荡不安。[3]1 418-1 467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奇袭杭州，徽浙互防告吹，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而后徽州失陷，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组织四省联防。[1]282徽州因处在太平军西出东回的动线上，成为太平军与清廷长期拉锯之地。战争迅速吸纳徽州本地财赋，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太平天国战争与徽商发展趋势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战争对徽商资本消耗的重要体现是税厘及捐输，“自军兴以来，助饷捐赀，盈千累万”，“捐饷至数百万之多”[4]1 121-1 122，“六邑捐输数百千万”[5]132。时人给后世描绘了一种徽商竭尽全力出资助饷的感觉。学界亦认为“它（徽商）的资本和利润在清政府‘戡乱’名义下的重税及‘助饷’过程中，大量流失和耗尽”，盛极一时的徽州商人也由此走向了衰落。[6]609-631、[7]不过，据王振忠的研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及其后，歙县槐塘程桓生家族、上丰宋氏、许村许氏在盐政及徽州本地仍然有重要影响。[8][9]近年来，贾熟村分析了太平天国时期皖南地区的攻守形势，[10]笔者也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本地官绅与筹防进展及战后徽州田赋运作机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2][11] 战时捐输既然对徽商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但在上述整体形势下，战时徽州捐输事宜具体如何运作，对战争局面如何造成影响，这些问题鲜有人问津。徽州绅商的捐输数额是清廷在徽州就地筹饷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劝捐筹饷过程也反映出一种战时特殊的地方官绅互动，它不仅关系饷银结构的变动，还反映地方社会与驻地军伍的交织融合，并对战争局势产生影响。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绅商捐输的运作过程与统兵大员及其用人的举措密切相关。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第一次进入徽州境内至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徽州肃清，这一时期徽州的军务先后由知府达秀、学政沈祖懋、五品京堂张芾及两江总督曾国藩主理。其中以张芾自咸丰五年（1855）五月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驻徽时间最长，整合本地捐输的脉络也最清晰。张芾驻徽期间，保留有本地捐输请奖、报销粮台账目诸折，捐输、田赋、厘金、外省协济的数额在奏折中均有反映，就地筹饷及外省协济的数额在饷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及数目变化可清晰勾勒。此外，时人奏议、文集、笔记、书札，清实录、起居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等资料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的筹饷情况。本文聚焦张芾驻徽时期的劝捐筹饷活动，结合已有研究，分析战时捐输运作模式及其对地方社会和战局的切实影响。
二、张芾驻徽及粮台配置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沿江而下直入南京。长江沿岸战事糜烂。皖南诸府县清军难与太平军对抗，池州、宁国等府均处太平军控制之下。咸丰三年三月开始太平军赖汉英、石贞祥部围攻南昌，时江西巡抚张芾与湖北臬司江忠源守之。九月底南昌之围始解。徽州府因与浙江、江西相邻，沿新安江又可直抵杭州，杭城若失陷于太平军，清政府在浙省的财赋亦将失去。保徽即保浙，唇亡齿寒，徽浙互防成为时局。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屡至祁门、黟县等处，徽州防务瞬时吃紧。清廷先后派徐荣、周天受、江长贵等人率军入徽。咸丰五年（1855）二、三月间，太平军范汝杰部犯休宁，占徽州府，清廷诸军皆不能敌，浙江道员徐荣战死。四月，石景芬收复徽州府。其时，徽州地方文官有知府达秀、安徽学政沈祖懋等人，武将有周天受、江长贵、石景芬等人，浙江巡抚何桂清还曾派晏端书赴徽州。但咸丰五年三月至五月间，徽州仍时时有警，在地文官武将皆不能统筹全局，徽州防务仍欠周全，直至咸丰五年五月张芾至徽。
张芾，字小浦、筱浦，陕西泾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授江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八月署江西巡抚，十二月实授，主政江西，负责江西各地的军务，后因涉嫌滥保军功员弁及奏请截留滇、黔铜铅银两等事，于咸丰四年正月被革职。关于张芾驻徽之缘起，徽州本地士绅及《清史稿》都主张王茂荫保举这一点。[12]16王茂荫确有保举张芾的行为。[13]127不过同治四年（1865）王拯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文毅张公行状》记载张芾至徽有何桂清的原因。[12]43《异辞录》的记载于此说吻合。[14]18-19孙衣言亦称：“五年夏，朝廷用浙江巡抚何某言以公督办徽池军务”。[12]58据当事人何桂清奏折，张芾乃是咸丰五年正月先由安徽巡抚福济奏请调往庐州军营，后经何奏请派往徽州“随同剿贼”，办理“徽池防剿善后事宜”1。由此可见，张芾往徽实际上应是何桂清、王茂荫保奏的结果。
何桂清保举张芾驻徽既是出于徽浙互防之需，同时也鉴于王茂荫屡屡言及的徽州捐输乱象，希望张芾能够着力整顿、就地筹饷，减轻浙江协济徽营之负担。张芾至徽之后便开始征集本地士绅入幕并组建粮台。粮台是战争时期统筹饷银事宜的专门机构，也是战时幕府的核心机关。劝捐筹饷事宜，重在得人。要弄清楚张芾在徽州的劝捐活动，首先要明白张芾幕府的粮台配置。
张芾初往徽州之时，同行只有颜博洲、刘秉璋、杨沂孙、王庆三。刘秉璋由孙观举荐入张芾幕府。[14]18-19跟随晏端书入徽州的谢兰生，后被张芾留下，“与杨咏春（杨沂孙）、颜博洲（颜培文）、张仙舫（张庆安）、王庆三同办粮台事务”[15]565。可见张芾初至徽时，由于幕府人数较少，众人皆参与粮台事务，未有专任之人。
而后有徽州知府李莼向张芾请求卸任，张芾便将之招入幕府粮台，与接任徽州知府林延选共同办理粮台事务。此二人也成为早期办理徽营粮台事务的负责人。在李莼、林廷选的带领下，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人组成了早期粮台的基本配置。[14]17-18李莼任粮台两年，任用的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三人中，沈凤才为绩溪训导;沈起鹗原为浙江县丞，随晏端书来徽，遂留办粮台事务;[14]18程亦陶，即程国钧，歙县槐塘人，后官至浙江乌程县知县。
咸丰七年（1857）七月，李莼在徽营病逝，粮台负责人几经变化。张芾令前浙江杭嘉湖道孙观（字省斋，安徽舒城人）会同徽州知府林廷选接办。孙观于咸丰七年十二月底交卸粮台事务，由前浙江严州府知府陈泰来接手。咸丰九年五月，林廷选丁忧，由代理徽州府事凤阳府知府杨沂孙接办。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杨沂孙交卸，由徽州知府刘兆璜接替办理。2陈泰来、刘兆璜办理至张芾卸任。
由上可知，咸丰五年至九年底，张芾的粮台一般由两人負总责，一个是当时的徽州知府，一个是张芾幕府成员。这种安排应该是以徽州知府作为地方官代表沟通本地绅商，以幕府成员负责银钱账目及支销的管理，保持稳定的结构。咸丰十年（1860），徽州战争形势危急，粮台由孙观、张庆安二人负责。二人本年本应回籍守制。张芾藉由军需奏请留营分办粮台捐务，咸丰帝以“孙观、张庆安均着准其留于张芾军营接办粮台捐务，他省不得援以为例”[16]第50册，30 092-30 094给以答复。张芾离徽后尚未办完的捐输请奖及报销事宜均由张庆安负责。
吸纳本地士绅入幕是粮台就地筹饷得以顺利运作的大前提。张芾至徽便邀集本地王镕、王光组、程梁生、仰士会、范崑圃等士绅入幕。配置粮台的同时，张芾的幕府随其驻徽时间的增长和战争局势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幕府成员从寥寥数人迅速增加至数十乃至百余人，很快“幕府人士纷集，委员绅士皆月有资给”[5]130。张芾幕府迅速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本地士绅。张芾正是利用这些本地士绅帮办团练及本地劝捐筹饷事宜，参与筹防事务。 咸丰五年（1855）初，徽州祁门、歙县县城被太平军攻破，五月张芾开始驻扎徽州。咸丰五年五月至咸丰十年八月张芾离徽的这段时间里，尽管太平军仍然经常在徽属各县活动，但徽州府城未出现被太平军攻占之情形。较之咸丰五年之前的一盘散沙，张芾注重与官绅互动，凝聚本地团练势力，守徽初期，劝捐有策略，捐输有效果。
三、劝捐策略与筹饷效果
张芾以“善用人而重筹饷”[14]12著称。团练、劝捐为张芾至徽后的头等大事，此二者运作诀窍皆在用人。张芾被革职之前是由江西学政调任巡抚的，学政主管文教科考，沟通绅矜自是其所长。张芾这一技能在至徽后发挥作用，迅速设立了筹防捐输局以组织当地官绅报效捐输。
徽州筹防早期因劝捐团练之事导致官绅不合。张芾至徽劝捐，当地士绅起初并不积极，在籍肇庆知府程葆亦言捐输不可开，“经过小浦大加斥责，始惶恐无地，愿捐一万”[17]12。除此以外，张芾及其幕府中人以咸丰四年黟县绅富集巨资以献太平军而县城仍破，淫掳未免一事为说辞，斥责富户，[18]115黟县士绅羞愧而捐输。“文毅既至，驻师于新安卫署，设善后公所于署之东，延郡之绅矜王镕、王光组、程梁生、仰士会、范崑圃等数人居之。”[5]130亦有史料证实，咸丰五年（1855）六月，张芾便开始委派干员及地方公正绅董办理筹防捐输局劝捐事宜，不假手胥吏。1张芾对官绅关系进行调整，获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
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对张芾与当地官绅互动行为表现出了质疑，认为“小浦亦以为争其所不必争”。不过，一个月之后的七月十二日，何桂清便表示“徽郡非小浦不可，两月以来，已大得民心，官绅焕然改观”[17]16。何桂清对张芾的态度转变是因为徽州捐输渐有起色。至五年十月，何桂清称：“惟徽州一府，得小浦主持，老翁（石景芬）不敢出主意，四大端（用人、理财、劝捐、团练）皆日有起色，书捐者已约计合银三十余万两，每月收一、二万两，可补浙饷之不足，可感之至。若部监能早早寄到，尚可踊跃交纳也。”[17]24-25距此不过一个月，何桂清又称：“（咸丰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皖南之防徽州，则恃有小浦。两次遭兵之后，不数月已书捐四十万外，且处处俱真办团练，弟亦感激之至。”[17]28
战时比较常规的军功保举、亲赐匾额、增广学额的劝捐方法，张芾发挥起来得心应手。有监生吴承谦，率勇从官军克复休宁县城，保举以从九尽先选用，督办皖南军务副都御史张芾给予“忠义可风”匾额。[19]118-119通过这些方法，短短两个月，张芾便笼络了一大批在籍士绅，其中办理劝捐事务的人数极多。咸丰八年（1858）三月，浙江巡抚晏端书代奏的请奖徽州劝捐出力官绅折列举至35人。这些帮助张芾处理劝捐事务的人除了杨沂孙、张庆安、恩福、沈凤才、杨式荣、张涟、徐淦、王家佩、王垣、夏炘、王敬恩11位外籍幕府成员及本地官员以外，剩下24人皆为本地士绅，人名分别有潘履祥、王光祖、程梁生、胡肇发、杨昌樾、胡朝贺、程光藻、王莹、潘绍曾、程枚生、程国俊、鲍应鸣、仰士会、胡绍勋、汪嘉棣、汪文澜、范崑溥、汪如元、程士爚、程元瑞、吴裕基、汪元镇、胡伟、周锡鼒。[16]第40册，24 458-24 462这些人中不少来自大阜潘氏、槐塘程氏、棠樾鲍氏等地方大族，如大阜潘绍曾，棠樾鲍应鸣，槐塘程梁生、程国俊（即程国钧）。
张芾的劝捐策略是以徽绅劝徽捐，发动一部分士绅参与到劝捐事务中，带动其他士绅捐款。徽属六县地方士绅不乏与之互动者，上文所及之仰士会、杨昌樾、胡伟为歙县人，胡肇发、胡绍勋为绩溪人，胡朝贺黟县人，汪文澜、汪如元为休宁人，程光藻、程元瑞为婺源人。杨昌樾有事迹留存：“咸丰间襄办联防筹饷事，时徽城驻兵甚众，会饷不继，变将作，昌樾先赴乡劝募。”[20]1 599-1 600《江苏苏州大阜潘氏支谱》中仍留有潘绍曾协助张芾并被保举的记载：“时粤寇蔓延扰吾郡，泾阳张文毅公以三品京堂奉命督办皖南军务，驻节徽州，闻府君名，礼赴戎幕，敦迫再四。府君以世受国恩，亦急思报效，奋身出。文毅公倚如左右手，以功叠保知县用，加知州衔……慷慨赴公，团练、捐输诸举无不义行，于心筹划，保卫桑梓，乡父老至今称之。”2徽州本地士绅黄崇惺称：“乡里一介之士，亦争讲韬钤，献条陈，以翼保举矣。”[5]130
除了保举以外，在增广学额方面张芾亦颇为费心。张芾驻徽之初，何桂清便代张芾向户部申领空白执照，以便捐输。增广学额的运作主要通过咸丰九年（1859）二月中抵任新任安徽学政邵亨豫实施。[21]548咸丰五年至九年，徽州六县获得永广文武学额53名，暂广学额82名，其中尤以歙县为最，增广的永久学额有县学10名、府学10名，暂广的学额有44名。这些学额都是各县士绅踊跃捐输的结果，价值总额70余万两。[12]43在张芾所劝捐的绅富中，以歙县程枚功和黟县胡元熙所捐数额最多，声言“各捐钜万”[22]114;黟县志亦载：“徽防张前抚劝捐军饷，黟绅胡元熙以及程、朱、吴、江等姓捐钱十二万五千有奇，银二万有奇。”[23]453、454、457
为了鼓励士绅捐输，张芾还与邵豫亨联手策划了借浙闱行乡试。徽州乡试一事，因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陷，本议借河南贡院或推辞一年开科。邵豫亨称：“旋据皖省绅士侍读吕锦文等三十余人呈，请转奏仍借浙闱与江苏合试，豫遂与张筱浦前辈同日各具折由驿驰奏。”[21]549-575事情经过大概是张芾许以增广学额劝捐，徽州在籍士绅急于将捐輸之钱增广学额一事落实，便有吕锦文（字寿棠，旌德人，翰林院侍读）等人的呈请，吕锦文当时在徽、宁两郡办理捐输，负责劝捐兵米事宜。[24]第6册，112张芾为践言，遂与邵亨豫一同上奏，促成咸丰九年徽州士子借浙闱乡试之事。
虽然何桂清称张芾至徽两个月便劝捐至50万两，上文增广学额的银两亦至70余万两，但具体数额还需以官方奏折为参考。张芾驻徽时期，曾先后十一次奏请本地捐输奖叙，前十次是咨由浙江巡抚奏明，第十一次由张芾自奏。张芾离徽后，曾国藩接手报销请奖三次，见《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查明徽州绅民捐项恳请奖叙折》[24]第5册，92-95《徽州捐案续请奖叙折》[24]第7册，60-61。这十四次的报销结果显示出张芾在徽的劝捐效果。笔者找到第一、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次报销相关记载。在这几次的报销折中，以张芾亲自奏报的第十一次报销最为重要;在此之前的奏销折不全，数据亦不够详细;第十一次报销涉及张芾离徽之前与曾国藩的交接，其中提及张芾在徽的已筹实款总额和此前历次奏报请奖的捐输数额。 通过该奏可知，徽营捐输前经浙江巡抚报销十次，共计银76.2078万两（新章补交在内）、钱60.67188万串。张芾第十一次报销银15.1611万两，称剩有银40.900718万两、钱1.96327万串尚未请奖，交由曾国藩接办。曾国藩接手后，曾奏报咸丰十年八月至同治元年粮台接收捐银474.54两、钱725.1串，[24]第5册，95数额极少。此后张芾任上的捐输数额曾国藩以徽营账目遗失，奏请不再办理报销。也就是说张芾所称剩余未奏报请奖的捐输银40余万、钱1.96余万串中，仅上述银474.54两、钱725.1串有案可本。
粮台收款分为银、钱两项，两项并重。报销中则全以银奏，制钱亦是折银报销，银一两折钱1600文。1若以前后十二次实际奏报请奖数额为据，奏报制钱数额总计60.74439万串，全部折银为38万两左右，捐输银款实际奏报总额为91.4万两左右。两项加总，可知徽州捐输实际奏销请奖数额统共约为129.4万余两。即使按照张芾的说法，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其离徽为止，粮台已经收到的捐款数额为银132.6965万两、钱62.6768万串。[12]699按银两统算，捐输总额也不过在171.9万余两，不到180万两。
张芾驻徽期间通过常用的军功保举、亲赐匾额、增广学额等方式，有策略地发动本地士绅开展劝捐活动。综合来看，张芾驻徽期间捐输请奖总额不到130万两，即使按照张芾所称粮台收款数额来算也不到180万两。虽然官方数字有可能低于实际收款数额，以上数字也不妨作为徽州捐输的一项官方参考。不过，正如张芾所奏称，就地筹饷是为补浙饷的不足，劝捐所得仅够一部分饷需，是就地筹饷的策略之一。捐输占徽州全部军需比例有多大，对战争局势有怎样的影响，还需分析当时徽营的饷银结构。
四、兵勇数额与饷银结构
张芾驻徽时期的饷源有就地筹饷和邻省协济两端：其中就地筹饷的方式有劝捐、抽厘、户捐、截留地丁以及借款等方式;协饷来源先后有浙江和江西两处，主要来源是浙江。
张芾于咸丰九年（1859）开始着手处理徽池粮台各收支款项报销事宜，三次提交奏折并附明细清单。由于彼时徽州军务由浙江暂管，前两次报销是张芾咨由浙江巡抚会奏。第一次报销的是咸丰五年（1855）五月起至七年（1857）十二月的账目，由张芾会同前浙江巡抚罗遵殿奏咨。第二次报销咸丰八年（1858）正月起至九年（1859）十二月止的逐月兵勇名数並花名清册，由张芾会同浙江抚臣王有龄奏咨。咸丰九年二月，张芾获专折奏报之权，因此第三次报销是由张芾自奏，包括咸丰十年（1860）正月起至七月二十九日止收支。从上述三次报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张芾驻徽时期的各收入款项及比例，分析各项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勇数目变化趋势。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张芾开始徽池粮台初案报销。1其收入除火药等实物物资以外，分银、洋、钱、米四项分别开列（表1）：
资料来源：《呈徽池粮台初案报销自咸丰五年五月起至七年十二月止拨收各处银洋钱文等项数目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4311-046。
从结构上来看，有四种来源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浙省协饷。这两年中，浙省协饷所占比重最大，仅银一项便近90万两，占银项总额的64%，洋项亦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二为各属捐输，银28万两，钱62万串。张芾至徽之后劝捐效果明显，是就地筹饷诸项中数额最多的。其三为盐茶各货厘。此款在咸丰四年（1854）左右已经有士绅在地捐输，数额不明。张芾接办后，先后在街口（歙县）、屯溪（休宁）、南关（祁门）、临溪（绩溪）、太白（婺源）五处设卡抽厘，其中临溪厘卡设置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各厘卡两年收入银9万、洋6万余、钱3万。至咸丰九年（1859）底，共拨粮台厘银19万余两、洋13万余元、钱7万余串1，全部折银总共不过30余万两，占比不高。其四为丁漕。此项数额虽仅8万，但表明清廷正赋仍在照常征收且全款截留以充军饷。此时不敷不过数万两，每年军费总不过100多万两，尚有解济皖南道营和曾国藩粮台之款。
就地所籌款项包括徽州府属各县卫正杂款项，黟县江淮等帮生息典本银，祁门县江淮、巡江两款生息典本银，各属捐输，各属盐茶各货厘捐，各县书院借款，附收平余银，借拨徽郡商捐惠济仓银米。就地所筹中各属捐输占比极重。在银、洋、钱、米四项下，就地所筹饷银数额在银项上尚不及浙江协饷，洋项上二者几乎持平，钱项上以本地所筹为主。制钱主要用于支付勇粮。就地所筹60余万串制钱尚不够支付，故另用银及洋易换制钱近100万串。米谷以采买为主，惠济仓所借谷米不及总数额的3%。可见此两年，就地筹饷在徽州总军需中所占比应不超过50%，浙江协饷比就地所筹饷银数额为多。就地筹饷虽然有一定效果且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徽营对浙江协饷的依赖较就地筹饷为大。
此后，募勇及客兵人数均有增加，拖欠兵勇口粮时有发生。这在张芾的第二案报销中可以发现。相比于第一次报销，第二次报销除了已经支销的256万多两以外，尚欠军费47万有余。2徽营已经出现欠饷较多的情况。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浙饷不济，另一方面则在于驻徽兵勇数目增加导致的军费上浮。二者均受战争形势的变化影响。
张芾入徽之前，徽州当地的客兵有川兵、浙兵、沪勇、金严勇（金华、严州）、常开勇（常州、开化）以及潮勇。川兵勇由周天受统带。浙江兵勇大约是此前晏端书及石景芬带来，由周光顺统带。金、严勇为徐虑善（徐荣长子）统带。张芾至徽之后，自行招募了泾太勇，称“果毅军”，交由苏式敬带领。潮勇为蔡春统带，后江长贵亦带兵前来。此时徽州防务可谓兵勇嘈杂，头绪纷繁。
据张芾呈报，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初案报销文武官员及兵勇数情况，共外省兵5 300余、本省兵180、文武官员310;且此折内并未将勇丁数纳入考量，仅列举了本地及外地的绿营兵丁数目，加起来不到6 000人。3勇丁饷银支钱，从前面的奏销数额来看，咸丰五年至七年所收钱文为160余万串。张芾按照江苏防夷成案的标准，自附勇至队长，每日支钱180至300文不等，勇粮钱共费172万余串。4初案报销虽有不敷，但不敷勇丁饷银仅10余万串。咸丰八年（1858）之后，张芾将勇丁数目一并奏报。从图1统计来看，徽防兵勇数额在1.2万至2.2万之间浮动，勇丁数目人数从未低于1万人，加之时有调防勇丁800至4 000人不等，勇丁数目的大幅增加必然导致军费上浮。 第三案报销仅开列了咸丰十年（1860）的收支情况，是张芾于卸任之时（咸丰十年八月二十日）亲自奏报的。彼时徽防实存兵勇1万4千余人，欠饷已数月。1从这三案奏销来看，张芾军营在咸丰八年以后已经开始饷银不足。除盐茶各厘捐，张芾还在徽州开启了户捐。户捐所得极有可能是用以养张芾亲自招募的“果毅军”。据《凤山笔记》：“（咸丰六年）泾、太团练，素亦有名，至是皆为贼败。文毅则招而用之，以壮亲军之色，然糜饷益众，遂复议户捐矣。”咸丰七年（1857）春，张芾又以军储不继为由，再举户捐。徽人称：“素封之家力已不及”[5]131。由此观之，徽州劝捐收入在咸丰七年之后或渐次减少。
从结构来看，浙江协饷和就地筹饷是徽营饷银的两大支柱。咸丰五年至七年，浙江协饷稳定，就地筹饷以本地捐输为大宗。张芾对本地捐输进行统合后，就地筹饷亦颇有效果。咸丰八年（1858）左右，本地捐输逐步减少，浙江协饷开始不稳定。至咸丰九年（1859）、十年（1860）徽营欠饷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特别是咸丰八年晏端书调京之后，接任的浙江巡抚对徽饷解运态度转变，及至杭城被攻陷，徽浙互防的格局被打破，浙江便不再协济徽饷。
五、饷银不济与徽郡失陷
从上文可知，徽营对浙江协饷与捐输均有较高依赖。徽州捐输额的减少，浙江协饷的不济是咸丰八年（1858）至十年（1860）张芾面临的主要问题。张芾希图江楚协济，但效果不甚理想。捐输不济、协饷不解或许是徽州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
在徽捐渐次减少的关口，张芾将注意力转移至宁国劝捐事宜。咸丰八年（1858）六月左右，张芾联合时升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向宁国负责办理团防劝捐事宜的在籍士绅——原南河总督潘锡恩发难。张芾认为因潘锡恩悭吝不捐导致宁国各属效尤，劝捐难行，故以悭吝抗捐、闻警逃避、遗弃饷械等款参核，导致潘被革职。张芾此举不过是希望借着惩治潘锡恩给予宁国士绅警醒，希望士绅踊跃捐输。不过宁国府的捐输似乎并没有太大起色，此事之后宁国府缴清捐项不过1万两左右，2相较每年200多万的军费，用兵时节月需20余万两的消耗，不过杯水车薪。
咸丰八年（1858）正月，浙江巡抚晏端书奏称，浙省支应皖南军需及各路防费不敷动拨，现筹捐接济。[25]第43册，764咸丰八年六月左右，张芾称：“现值浙东军务吃紧，浙饷自顾不遑，安能计及徽、宁”[22]113。咸丰八年七月晏端书调京，胡兴仁接任。何桂清称浙省来一昏天黑地之人，更声称小浦将与拼命[17]79。歙县人黄崇惺亦称“然浙自胡中丞莅任后，已颇以皖南糜饷为虑”[5]133。咸丰九年（1859）二月，张芾获专折奏报之权，不必再经由浙江巡抚奏报徽防事务。[26]206三月，帮办宁国军务郑魁士称，宁营除了咸丰八年的积欠军饷以外，咸丰九年正、二、三月又积新欠，每值调遣，拔营维艰，奏请由浙江巡抚每月筹饷十四五万解给宁营。[27]271-272此后未久，张芾即奏称，自从咸丰八年太平军由江西陷浙江郡县，浙省饷银支拙，到九年六月，徽宁各营欠饷已经数月。[28]430-431同年十二月，张芾奏折又道：“自上年浙饷停解数次，两营（徽营、宁营）俱欠饷数月。”[25]第44册，438-439可见彼时浙江协济断断续续，兵勇饷银已不能足额发放。
浙江协饷不济，张芾转谋江西协济，奏请由江西按月分担原来由浙江协济的徽饷8万两，宁饷12万两仍由浙江协济。咸丰帝认为江西已经肃清，可以稍微支持并分担徽州军费，便将协济事宜转给两江总督何桂清及江西巡抚恽光宸处理。[25]第44册，439此事处理的结果是咸丰帝下旨江西按月筹解8万两至徽。不过，此款至咸丰十年（1860）二月都未解到，后江西巡抚恽光宸表示只可月解3万。咸丰十年正月，张芾又奏请徽饷八万两就近先由浙省毎月按数筹解。[25]第44册，471咸丰九年十二月至十年三月，仅浙江巡抚罗遵殿协济7万两，饶州道员刘于淳、饶州知府张衍庆借拨银1万，江西先后解到8万，[12]470曾国藩借拨1万，总计不过17万两。[12]450徽营欠饷已近一年，17万两尚不够一个月支销，只能应一时之需。
咸丰十年（1860）二月，张芾称：“以徽郡六属之地，捐缴至一百五十余万实已不遗余力”[12]487，表明就地捐输已经枯竭。同月，杭城失陷，罗遵殿死之，浙人以张芾不能保浙为由，不予协济。[5]133至此，本地捐输、浙省协济似皆已断绝，兵勇哗变、潜逃随之而来。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至四月，徽营已经出现都司向得胜、守备潭正喜等索饷潜逃之事，“兵勇噪于粮台而不能禁”[5]133。张芾再次奏明徽州缺饷情形，希望江西、湖北、湖南协济。[12]584-585
实际上，早在咸丰九年（1859），张芾曾奏请向两湖及江西请求协济。不过，四月十五日，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上《奏陈湖北饷糈久匮邻饷万难筹拨疏》[29]第1册，647，拒绝援助。六月，胡林翼致函严渭村称：“徽帅月费三十万之饷，浙帅月费五十万之饷，问其兵，则答曰：‘六万人三万人也。’问其谋与其折奏，则人尽冒为吴、孙、彭、韩矣。乃急则求此不足万人之曾涤帅，且恼羞成怒也。”[29] 第2册，588文中“徽帅”即张芾，“浙帅”为王有龄。胡林翼此函意称张芾兵众饷足，虚防冒功，隐见湘系与苏浙诸人之嫌隙。咸丰十年（1860）六月底，张芾对湘系诸人的不满喷薄而出，直指江楚三省不能移缓救急，拯救其于危难。[12]618-619此事足见湘系诸人对张芾的态度。据刘增合的研究，咸同战时的軍费协济，取决于督抚之间的“公意”与“私情”，户部不能主导。[30]张芾作为统兵大员，驻徽以来倚傍浙江，亲近浙抚王有龄，背靠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湘系诸督抚素不亲厚。是时，曾国藩向胡林翼、骆秉章催借饷银尚且不易，更何况张芾。面对徽州急转直下的防御形势，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令着曾国藩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又令张芾赴京，所有皖南军务统归曾国藩督办。 张芾与曾国藩的账目交接以八月为界限，八月初一以后为曾国藩粮台给发，此前为张芾筹措。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六日，徽营饷银枯竭六月之久。也就是说，此前所欠六个月之饷银，以每月20万两计算，统共不少于120万两。此项欠饷曾国藩并不接手。张芾称其可筹措的款项，只有徽州本地已筹未缴之盐捐、户捐等项银十余万两，仅够支付购买军米、军火、军装等铺商积欠，无法支付欠饷银，期以户部指拨江楚三省未解之饷相抵。[12]672-673曾国藩无力接手张芾欠饷，便将张芾所部兵勇尽行遣散。八月十六日，李元度接任皖南道，张芾旧部向其索饷，李将众勇拒之于城门外。张芾旧勇皆投于太平军为向导。二十日，张芾离徽。二十四日，徽郡城破。此为张芾驻徽后期营饷缺乏的连锁反应。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称，据原办粮台委员陈泰来、刘兆潢禀，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府城失陷，夫役逃散，册籍未能保护出城。十一年五月，徽州府收复，遍寻粮台账目未果，请将徽池军需二三两案免办报销。[24]第3册，236咸丰十年八月至十一年五月间，尚未报销的各属捐输及军需等账目下落不明。前程往事自然免予追究、烟消云散，徽州也迎来曾国藩主政的新时期。
六、结 语
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劝捐并不是张芾驻徽时开启的。笔者曾撰文指出太平军扰徽初期徽州的筹防、捐输与团练乱象。张芾进驻徽州之前，徽州的捐输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各县各自为政，浙江持“接防不接饷”之态度，徽州的筹防团练效果也不如人意。[2]本地士绅提出将徽州“暂隶浙江”之议不仅应该放在安庆失陷的战争趋势下，也应放在筹防饷银出处这一脉络中理解。
徽州“暂隶浙江”之议后，徽浙互防几成定局。在此形势下，浙江全额支持或完全不支持徽营饷银均不现实。因此，何桂清接任浙江巡抚后便举荐张芾驻徽。张芾此前以学政外放，在江西督战，熟悉江皖战争形势，既可接手徽州防务、整饬团练，又可沟通绅矜、就地整合捐输，筹集部分军饷，如此还可减少浙省协济徽营数额。张芾驻徽之初的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徽营得到浙江的稳定协济，张芾又通过联络本地士绅，统筹并整合了本地捐输运作。在本地捐输和浙江协饷的支持下，积极布置筹防事宜，徽浙互防颇有实效。
咸丰八年（1858）前后，情况悄然发生变化。军功、赐匾、增广学额的传统劝捐方式具有一次性，不可重复和持续。随着战争长期拉锯和驻防兵勇数目增加，本地捐输终难为继，就地筹饷只能另谋他策，户捐一开再开，但民力不济，难有实效。何桂清、王有龄、晏端书任职浙江时对徽营协饷尽力筹划。但咸丰八年七月晏端书调离，加之太平军欲解金陵之围，浙江形势渐紧，徽浙互防之局甚危，徽营的浙江协济便开始难以保障。
咸丰八、九年（1858、1859），本地捐输与浙江协济均难维系，张芾谋之江、楚协济，但屡求不得，缺饷已成为张芾不断面临而迟迟难以解决的问题。张芾所部勇丁多为泾、太等处募集，又不及湘军有乡谊为纽带，缺饷则易哗变。咸丰十年（1860），张芾在徽溃败或与此相关。曾国藩接防后，解散张芾旧部，亦不接手张芾任上缺饷。这又与李元度失徽州等事件產生直接关联。
事实上，厘金可以成为徽营就地筹饷的有力接济。盐茶之捐是厘捐之属，亦可视为劝捐之法，与军功、赐匾、增广学额等劝捐方式不同。徽属盐商、茶商众多，以商养兵有循环作用，如善加保护与激励，则为源头活水、取之不竭，实为开源上策。张芾在徽州时已经建立厘金制度，徽属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五县均设有厘卡。咸丰七年（1857）至九年（1859）间，各厘卡共解粮台饷银已有30余万两之谱，但厘金在饷银中占比并不高。
厘金的作用早被曾国藩所洞悉。接手徽防之前，曾国藩已经在江西开办牙厘总局。[31]310曾国藩接手徽防后立即接管了皖南厘金局及婺源、大通、华阳等卡，声称各县地丁、厘捐各款一年50余万两。曾国藩还重新厘定了茶捐章程，多次以婺源厘卡收入许左宗棠，借此推促左宗棠守卫徽赣边界。1曾国藩又顺势成立安徽牙厘总局，对安徽厘金收入全面统筹。蒋嘉棫原在张芾幕府效力。张芾离徽后，曾国藩将之招揽，用以掌管安徽牙厘总局。该总局成为曾国藩就地筹饷的重要机构。
关于曾国藩接手徽防后的其他筹饷策略，特别是对盐商的利用和对传统田赋征收的改制，王振忠及笔者已经梳理清楚，足见督办军务地方大员的就地筹饷有充分灵活性。湘系拒不协济张芾或存畛域之见，但张芾如认识到就地筹饷的灵活性，不过于仰赖协济，在本地捐输逐渐减少的关口，转换思维，着力疏通商道，鼓励并保护盐茶等商业经营，厘金之入渐丰，或可勉力支持、迁延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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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效驷
摘 要：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金陵，后西征。徽州因处在太平军西出东回的动线上，成为太平军与清廷长期拉锯之地。咸丰五年，张芾以“前江西巡抚”的身份入徽，至徽之初，为筹饷银，设立筹防捐输局，激励绅士商捐输，并照征田赋、设卡收厘。徽商携资回乡，捐输助饷。绅商捐输是清廷在徽州就地筹饷的重要组成部分，劝捐筹饷过程也反映出一种战时特殊的官绅互动。它不仅关系饷银结构的变动，还嵌入了地方社会的运作脉络，影响战争局势。张芾驻徽五年有余，就地筹饷及协济在饷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可通过奏折进行分析，捐输、协济的变动对地方社会及战局的影响也得以呈现。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4-0041-11
The Operation of Don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ar in Huizhou during the Taiping War
SHU Man-jun（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Key words： Taiping War; Huizhou; donations; fund-raising
Abstract： In the third year of Xianfeng （1853）， the Taiping army occupied Jinling， and then began the western expedition. Huizhou was in the moving line of the Taiping army and became a long-term tug-of-war region between the Taiping army and the Qing army. In the fifth year of Xianfeng， Zhang Fu entered Huizhou as the “former Governor of Jiangxi.” He levied field tax， set up customs to raise the money and established a donation bureau for the defense to stimulate the donation of gentleman merchants， who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Huizhou in wartime. Gentry merchants don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ing court’s local pay for troops and the process of persuading donations also reflects a special wartim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try， which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ay for troops， but also embeds the oper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affects the war situation. Zhang Fu worked in Huizhou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local pay for troops and the concilia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ay for troops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donation and conciliation o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war situation can also be presented.
一、引 言
咸豐三年（1853），太平军占金陵，开始西征。八月，翼王石达开驻扎安庆，为争夺长江水道，皖南一带烽火转旺。[1]184太平军切断皖江南北音讯。徽州为浙江西南门户，新安江一线直抵杭州。为保江南财赋之地，渐有徽州暂归浙属之议，徽浙互防成为趋势。徽州本地团练松散。咸丰五年（1855）清廷派张芾驻徽，加以巩固。[2]彼时战局起伏多变，徽宁地区动荡不安。[3]1 418-1 467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奇袭杭州，徽浙互防告吹，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而后徽州失陷，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组织四省联防。[1]282徽州因处在太平军西出东回的动线上，成为太平军与清廷长期拉锯之地。战争迅速吸纳徽州本地财赋，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太平天国战争与徽商发展趋势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战争对徽商资本消耗的重要体现是税厘及捐输，“自军兴以来，助饷捐赀，盈千累万”，“捐饷至数百万之多”[4]1 121-1 122，“六邑捐输数百千万”[5]132。时人给后世描绘了一种徽商竭尽全力出资助饷的感觉。学界亦认为“它（徽商）的资本和利润在清政府‘戡乱’名义下的重税及‘助饷’过程中，大量流失和耗尽”，盛极一时的徽州商人也由此走向了衰落。[6]609-631、[7]不过，据王振忠的研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及其后，歙县槐塘程桓生家族、上丰宋氏、许村许氏在盐政及徽州本地仍然有重要影响。[8][9]近年来，贾熟村分析了太平天国时期皖南地区的攻守形势，[10]笔者也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本地官绅与筹防进展及战后徽州田赋运作机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2][11] 战时捐输既然对徽商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但在上述整体形势下，战时徽州捐输事宜具体如何运作，对战争局面如何造成影响，这些问题鲜有人问津。徽州绅商的捐输数额是清廷在徽州就地筹饷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劝捐筹饷过程也反映出一种战时特殊的地方官绅互动，它不仅关系饷银结构的变动，还反映地方社会与驻地军伍的交织融合，并对战争局势产生影响。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绅商捐输的运作过程与统兵大员及其用人的举措密切相关。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第一次进入徽州境内至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徽州肃清，这一时期徽州的军务先后由知府达秀、学政沈祖懋、五品京堂张芾及两江总督曾国藩主理。其中以张芾自咸丰五年（1855）五月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驻徽时间最长，整合本地捐输的脉络也最清晰。张芾驻徽期间，保留有本地捐输请奖、报销粮台账目诸折，捐输、田赋、厘金、外省协济的数额在奏折中均有反映，就地筹饷及外省协济的数额在饷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及数目变化可清晰勾勒。此外，时人奏议、文集、笔记、书札，清实录、起居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等资料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的筹饷情况。本文聚焦张芾驻徽时期的劝捐筹饷活动，结合已有研究，分析战时捐输运作模式及其对地方社会和战局的切实影响。
二、张芾驻徽及粮台配置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沿江而下直入南京。长江沿岸战事糜烂。皖南诸府县清军难与太平军对抗，池州、宁国等府均处太平军控制之下。咸丰三年三月开始太平军赖汉英、石贞祥部围攻南昌，时江西巡抚张芾与湖北臬司江忠源守之。九月底南昌之围始解。徽州府因与浙江、江西相邻，沿新安江又可直抵杭州，杭城若失陷于太平军，清政府在浙省的财赋亦将失去。保徽即保浙，唇亡齿寒，徽浙互防成为时局。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屡至祁门、黟县等处，徽州防务瞬时吃紧。清廷先后派徐荣、周天受、江长贵等人率军入徽。咸丰五年（1855）二、三月间，太平军范汝杰部犯休宁，占徽州府，清廷诸军皆不能敌，浙江道员徐荣战死。四月，石景芬收复徽州府。其时，徽州地方文官有知府达秀、安徽学政沈祖懋等人，武将有周天受、江长贵、石景芬等人，浙江巡抚何桂清还曾派晏端书赴徽州。但咸丰五年三月至五月间，徽州仍时时有警，在地文官武将皆不能统筹全局，徽州防务仍欠周全，直至咸丰五年五月张芾至徽。
张芾，字小浦、筱浦，陕西泾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授江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八月署江西巡抚，十二月实授，主政江西，负责江西各地的军务，后因涉嫌滥保军功员弁及奏请截留滇、黔铜铅银两等事，于咸丰四年正月被革职。关于张芾驻徽之缘起，徽州本地士绅及《清史稿》都主张王茂荫保举这一点。[12]16王茂荫确有保举张芾的行为。[13]127不过同治四年（1865）王拯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文毅张公行状》记载张芾至徽有何桂清的原因。[12]43《异辞录》的记载于此说吻合。[14]18-19孙衣言亦称：“五年夏，朝廷用浙江巡抚何某言以公督办徽池军务”。[12]58据当事人何桂清奏折，张芾乃是咸丰五年正月先由安徽巡抚福济奏请调往庐州军营，后经何奏请派往徽州“随同剿贼”，办理“徽池防剿善后事宜”1。由此可见，张芾往徽实际上应是何桂清、王茂荫保奏的结果。
何桂清保举张芾驻徽既是出于徽浙互防之需，同时也鉴于王茂荫屡屡言及的徽州捐输乱象，希望张芾能够着力整顿、就地筹饷，减轻浙江协济徽营之负担。张芾至徽之后便开始征集本地士绅入幕并组建粮台。粮台是战争时期统筹饷银事宜的专门机构，也是战时幕府的核心机关。劝捐筹饷事宜，重在得人。要弄清楚张芾在徽州的劝捐活动，首先要明白张芾幕府的粮台配置。
张芾初往徽州之时，同行只有颜博洲、刘秉璋、杨沂孙、王庆三。刘秉璋由孙观举荐入张芾幕府。[14]18-19跟随晏端书入徽州的谢兰生，后被张芾留下，“与杨咏春（杨沂孙）、颜博洲（颜培文）、张仙舫（张庆安）、王庆三同办粮台事务”[15]565。可见张芾初至徽时，由于幕府人数较少，众人皆参与粮台事务，未有专任之人。
而后有徽州知府李莼向张芾请求卸任，张芾便将之招入幕府粮台，与接任徽州知府林延选共同办理粮台事务。此二人也成为早期办理徽营粮台事务的负责人。在李莼、林廷选的带领下，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人组成了早期粮台的基本配置。[14]17-18李莼任粮台两年，任用的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三人中，沈凤才为绩溪训导;沈起鹗原为浙江县丞，随晏端书来徽，遂留办粮台事务;[14]18程亦陶，即程国钧，歙县槐塘人，后官至浙江乌程县知县。
咸丰七年（1857）七月，李莼在徽营病逝，粮台负责人几经变化。张芾令前浙江杭嘉湖道孙观（字省斋，安徽舒城人）会同徽州知府林廷选接办。孙观于咸丰七年十二月底交卸粮台事务，由前浙江严州府知府陈泰来接手。咸丰九年五月，林廷选丁忧，由代理徽州府事凤阳府知府杨沂孙接办。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杨沂孙交卸，由徽州知府刘兆璜接替办理。2陈泰来、刘兆璜办理至张芾卸任。
由上可知，咸丰五年至九年底，张芾的粮台一般由两人負总责，一个是当时的徽州知府，一个是张芾幕府成员。这种安排应该是以徽州知府作为地方官代表沟通本地绅商，以幕府成员负责银钱账目及支销的管理，保持稳定的结构。咸丰十年（1860），徽州战争形势危急，粮台由孙观、张庆安二人负责。二人本年本应回籍守制。张芾藉由军需奏请留营分办粮台捐务，咸丰帝以“孙观、张庆安均着准其留于张芾军营接办粮台捐务，他省不得援以为例”[16]第50册，30 092-30 094给以答复。张芾离徽后尚未办完的捐输请奖及报销事宜均由张庆安负责。
吸纳本地士绅入幕是粮台就地筹饷得以顺利运作的大前提。张芾至徽便邀集本地王镕、王光组、程梁生、仰士会、范崑圃等士绅入幕。配置粮台的同时，张芾的幕府随其驻徽时间的增长和战争局势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幕府成员从寥寥数人迅速增加至数十乃至百余人，很快“幕府人士纷集，委员绅士皆月有资给”[5]130。张芾幕府迅速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本地士绅。张芾正是利用这些本地士绅帮办团练及本地劝捐筹饷事宜，参与筹防事务。 咸丰五年（1855）初，徽州祁门、歙县县城被太平军攻破，五月张芾开始驻扎徽州。咸丰五年五月至咸丰十年八月张芾离徽的这段时间里，尽管太平军仍然经常在徽属各县活动，但徽州府城未出现被太平军攻占之情形。较之咸丰五年之前的一盘散沙，张芾注重与官绅互动，凝聚本地团练势力，守徽初期，劝捐有策略，捐输有效果。
三、劝捐策略与筹饷效果
张芾以“善用人而重筹饷”[14]12著称。团练、劝捐为张芾至徽后的头等大事，此二者运作诀窍皆在用人。张芾被革职之前是由江西学政调任巡抚的，学政主管文教科考，沟通绅矜自是其所长。张芾这一技能在至徽后发挥作用，迅速设立了筹防捐输局以组织当地官绅报效捐输。
徽州筹防早期因劝捐团练之事导致官绅不合。张芾至徽劝捐，当地士绅起初并不积极，在籍肇庆知府程葆亦言捐输不可开，“经过小浦大加斥责，始惶恐无地，愿捐一万”[17]12。除此以外，张芾及其幕府中人以咸丰四年黟县绅富集巨资以献太平军而县城仍破，淫掳未免一事为说辞，斥责富户，[18]115黟县士绅羞愧而捐输。“文毅既至，驻师于新安卫署，设善后公所于署之东，延郡之绅矜王镕、王光组、程梁生、仰士会、范崑圃等数人居之。”[5]130亦有史料证实，咸丰五年（1855）六月，张芾便开始委派干员及地方公正绅董办理筹防捐输局劝捐事宜，不假手胥吏。1张芾对官绅关系进行调整，获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
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对张芾与当地官绅互动行为表现出了质疑，认为“小浦亦以为争其所不必争”。不过，一个月之后的七月十二日，何桂清便表示“徽郡非小浦不可，两月以来，已大得民心，官绅焕然改观”[17]16。何桂清对张芾的态度转变是因为徽州捐输渐有起色。至五年十月，何桂清称：“惟徽州一府，得小浦主持，老翁（石景芬）不敢出主意，四大端（用人、理财、劝捐、团练）皆日有起色，书捐者已约计合银三十余万两，每月收一、二万两，可补浙饷之不足，可感之至。若部监能早早寄到，尚可踊跃交纳也。”[17]24-25距此不过一个月，何桂清又称：“（咸丰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皖南之防徽州，则恃有小浦。两次遭兵之后，不数月已书捐四十万外，且处处俱真办团练，弟亦感激之至。”[17]28
战时比较常规的军功保举、亲赐匾额、增广学额的劝捐方法，张芾发挥起来得心应手。有监生吴承谦，率勇从官军克复休宁县城，保举以从九尽先选用，督办皖南军务副都御史张芾给予“忠义可风”匾额。[19]118-119通过这些方法，短短两个月，张芾便笼络了一大批在籍士绅，其中办理劝捐事务的人数极多。咸丰八年（1858）三月，浙江巡抚晏端书代奏的请奖徽州劝捐出力官绅折列举至35人。这些帮助张芾处理劝捐事务的人除了杨沂孙、张庆安、恩福、沈凤才、杨式荣、张涟、徐淦、王家佩、王垣、夏炘、王敬恩11位外籍幕府成员及本地官员以外，剩下24人皆为本地士绅，人名分别有潘履祥、王光祖、程梁生、胡肇发、杨昌樾、胡朝贺、程光藻、王莹、潘绍曾、程枚生、程国俊、鲍应鸣、仰士会、胡绍勋、汪嘉棣、汪文澜、范崑溥、汪如元、程士爚、程元瑞、吴裕基、汪元镇、胡伟、周锡鼒。[16]第40册，24 458-24 462这些人中不少来自大阜潘氏、槐塘程氏、棠樾鲍氏等地方大族，如大阜潘绍曾，棠樾鲍应鸣，槐塘程梁生、程国俊（即程国钧）。
张芾的劝捐策略是以徽绅劝徽捐，发动一部分士绅参与到劝捐事务中，带动其他士绅捐款。徽属六县地方士绅不乏与之互动者，上文所及之仰士会、杨昌樾、胡伟为歙县人，胡肇发、胡绍勋为绩溪人，胡朝贺黟县人，汪文澜、汪如元为休宁人，程光藻、程元瑞为婺源人。杨昌樾有事迹留存：“咸丰间襄办联防筹饷事，时徽城驻兵甚众，会饷不继，变将作，昌樾先赴乡劝募。”[20]1 599-1 600《江苏苏州大阜潘氏支谱》中仍留有潘绍曾协助张芾并被保举的记载：“时粤寇蔓延扰吾郡，泾阳张文毅公以三品京堂奉命督办皖南军务，驻节徽州，闻府君名，礼赴戎幕，敦迫再四。府君以世受国恩，亦急思报效，奋身出。文毅公倚如左右手，以功叠保知县用，加知州衔……慷慨赴公，团练、捐输诸举无不义行，于心筹划，保卫桑梓，乡父老至今称之。”2徽州本地士绅黄崇惺称：“乡里一介之士，亦争讲韬钤，献条陈，以翼保举矣。”[5]130
除了保举以外，在增广学额方面张芾亦颇为费心。张芾驻徽之初，何桂清便代张芾向户部申领空白执照，以便捐输。增广学额的运作主要通过咸丰九年（1859）二月中抵任新任安徽学政邵亨豫实施。[21]548咸丰五年至九年，徽州六县获得永广文武学额53名，暂广学额82名，其中尤以歙县为最，增广的永久学额有县学10名、府学10名，暂广的学额有44名。这些学额都是各县士绅踊跃捐输的结果，价值总额70余万两。[12]43在张芾所劝捐的绅富中，以歙县程枚功和黟县胡元熙所捐数额最多，声言“各捐钜万”[22]114;黟县志亦载：“徽防张前抚劝捐军饷，黟绅胡元熙以及程、朱、吴、江等姓捐钱十二万五千有奇，银二万有奇。”[23]453、454、457
为了鼓励士绅捐输，张芾还与邵豫亨联手策划了借浙闱行乡试。徽州乡试一事，因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陷，本议借河南贡院或推辞一年开科。邵豫亨称：“旋据皖省绅士侍读吕锦文等三十余人呈，请转奏仍借浙闱与江苏合试，豫遂与张筱浦前辈同日各具折由驿驰奏。”[21]549-575事情经过大概是张芾许以增广学额劝捐，徽州在籍士绅急于将捐輸之钱增广学额一事落实，便有吕锦文（字寿棠，旌德人，翰林院侍读）等人的呈请，吕锦文当时在徽、宁两郡办理捐输，负责劝捐兵米事宜。[24]第6册，112张芾为践言，遂与邵亨豫一同上奏，促成咸丰九年徽州士子借浙闱乡试之事。
虽然何桂清称张芾至徽两个月便劝捐至50万两，上文增广学额的银两亦至70余万两，但具体数额还需以官方奏折为参考。张芾驻徽时期，曾先后十一次奏请本地捐输奖叙，前十次是咨由浙江巡抚奏明，第十一次由张芾自奏。张芾离徽后，曾国藩接手报销请奖三次，见《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查明徽州绅民捐项恳请奖叙折》[24]第5册，92-95《徽州捐案续请奖叙折》[24]第7册，60-61。这十四次的报销结果显示出张芾在徽的劝捐效果。笔者找到第一、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次报销相关记载。在这几次的报销折中，以张芾亲自奏报的第十一次报销最为重要;在此之前的奏销折不全，数据亦不够详细;第十一次报销涉及张芾离徽之前与曾国藩的交接，其中提及张芾在徽的已筹实款总额和此前历次奏报请奖的捐输数额。 通过该奏可知，徽营捐输前经浙江巡抚报销十次，共计银76.2078万两（新章补交在内）、钱60.67188万串。张芾第十一次报销银15.1611万两，称剩有银40.900718万两、钱1.96327万串尚未请奖，交由曾国藩接办。曾国藩接手后，曾奏报咸丰十年八月至同治元年粮台接收捐银474.54两、钱725.1串，[24]第5册，95数额极少。此后张芾任上的捐输数额曾国藩以徽营账目遗失，奏请不再办理报销。也就是说张芾所称剩余未奏报请奖的捐输银40余万、钱1.96余万串中，仅上述银474.54两、钱725.1串有案可本。
粮台收款分为银、钱两项，两项并重。报销中则全以银奏，制钱亦是折银报销，银一两折钱1600文。1若以前后十二次实际奏报请奖数额为据，奏报制钱数额总计60.74439万串，全部折银为38万两左右，捐输银款实际奏报总额为91.4万两左右。两项加总，可知徽州捐输实际奏销请奖数额统共约为129.4万余两。即使按照张芾的说法，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其离徽为止，粮台已经收到的捐款数额为银132.6965万两、钱62.6768万串。[12]699按银两统算，捐输总额也不过在171.9万余两，不到180万两。
张芾驻徽期间通过常用的军功保举、亲赐匾额、增广学额等方式，有策略地发动本地士绅开展劝捐活动。综合来看，张芾驻徽期间捐输请奖总额不到130万两，即使按照张芾所称粮台收款数额来算也不到180万两。虽然官方数字有可能低于实际收款数额，以上数字也不妨作为徽州捐输的一项官方参考。不过，正如张芾所奏称，就地筹饷是为补浙饷的不足，劝捐所得仅够一部分饷需，是就地筹饷的策略之一。捐输占徽州全部军需比例有多大，对战争局势有怎样的影响，还需分析当时徽营的饷银结构。
四、兵勇数额与饷银结构
张芾驻徽时期的饷源有就地筹饷和邻省协济两端：其中就地筹饷的方式有劝捐、抽厘、户捐、截留地丁以及借款等方式;协饷来源先后有浙江和江西两处，主要来源是浙江。
张芾于咸丰九年（1859）开始着手处理徽池粮台各收支款项报销事宜，三次提交奏折并附明细清单。由于彼时徽州军务由浙江暂管，前两次报销是张芾咨由浙江巡抚会奏。第一次报销的是咸丰五年（1855）五月起至七年（1857）十二月的账目，由张芾会同前浙江巡抚罗遵殿奏咨。第二次报销咸丰八年（1858）正月起至九年（1859）十二月止的逐月兵勇名数並花名清册，由张芾会同浙江抚臣王有龄奏咨。咸丰九年二月，张芾获专折奏报之权，因此第三次报销是由张芾自奏，包括咸丰十年（1860）正月起至七月二十九日止收支。从上述三次报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张芾驻徽时期的各收入款项及比例，分析各项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勇数目变化趋势。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张芾开始徽池粮台初案报销。1其收入除火药等实物物资以外，分银、洋、钱、米四项分别开列（表1）：
资料来源：《呈徽池粮台初案报销自咸丰五年五月起至七年十二月止拨收各处银洋钱文等项数目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4311-046。
从结构上来看，有四种来源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浙省协饷。这两年中，浙省协饷所占比重最大，仅银一项便近90万两，占银项总额的64%，洋项亦接近总额的一半。其二为各属捐输，银28万两，钱62万串。张芾至徽之后劝捐效果明显，是就地筹饷诸项中数额最多的。其三为盐茶各货厘。此款在咸丰四年（1854）左右已经有士绅在地捐输，数额不明。张芾接办后，先后在街口（歙县）、屯溪（休宁）、南关（祁门）、临溪（绩溪）、太白（婺源）五处设卡抽厘，其中临溪厘卡设置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各厘卡两年收入银9万、洋6万余、钱3万。至咸丰九年（1859）底，共拨粮台厘银19万余两、洋13万余元、钱7万余串1，全部折银总共不过30余万两，占比不高。其四为丁漕。此项数额虽仅8万，但表明清廷正赋仍在照常征收且全款截留以充军饷。此时不敷不过数万两，每年军费总不过100多万两，尚有解济皖南道营和曾国藩粮台之款。
就地所籌款项包括徽州府属各县卫正杂款项，黟县江淮等帮生息典本银，祁门县江淮、巡江两款生息典本银，各属捐输，各属盐茶各货厘捐，各县书院借款，附收平余银，借拨徽郡商捐惠济仓银米。就地所筹中各属捐输占比极重。在银、洋、钱、米四项下，就地所筹饷银数额在银项上尚不及浙江协饷，洋项上二者几乎持平，钱项上以本地所筹为主。制钱主要用于支付勇粮。就地所筹60余万串制钱尚不够支付，故另用银及洋易换制钱近100万串。米谷以采买为主，惠济仓所借谷米不及总数额的3%。可见此两年，就地筹饷在徽州总军需中所占比应不超过50%，浙江协饷比就地所筹饷银数额为多。就地筹饷虽然有一定效果且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徽营对浙江协饷的依赖较就地筹饷为大。
此后，募勇及客兵人数均有增加，拖欠兵勇口粮时有发生。这在张芾的第二案报销中可以发现。相比于第一次报销，第二次报销除了已经支销的256万多两以外，尚欠军费47万有余。2徽营已经出现欠饷较多的情况。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浙饷不济，另一方面则在于驻徽兵勇数目增加导致的军费上浮。二者均受战争形势的变化影响。
张芾入徽之前，徽州当地的客兵有川兵、浙兵、沪勇、金严勇（金华、严州）、常开勇（常州、开化）以及潮勇。川兵勇由周天受统带。浙江兵勇大约是此前晏端书及石景芬带来，由周光顺统带。金、严勇为徐虑善（徐荣长子）统带。张芾至徽之后，自行招募了泾太勇，称“果毅军”，交由苏式敬带领。潮勇为蔡春统带，后江长贵亦带兵前来。此时徽州防务可谓兵勇嘈杂，头绪纷繁。
据张芾呈报，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初案报销文武官员及兵勇数情况，共外省兵5 300余、本省兵180、文武官员310;且此折内并未将勇丁数纳入考量，仅列举了本地及外地的绿营兵丁数目，加起来不到6 000人。3勇丁饷银支钱，从前面的奏销数额来看，咸丰五年至七年所收钱文为160余万串。张芾按照江苏防夷成案的标准，自附勇至队长，每日支钱180至300文不等，勇粮钱共费172万余串。4初案报销虽有不敷，但不敷勇丁饷银仅10余万串。咸丰八年（1858）之后，张芾将勇丁数目一并奏报。从图1统计来看，徽防兵勇数额在1.2万至2.2万之间浮动，勇丁数目人数从未低于1万人，加之时有调防勇丁800至4 000人不等，勇丁数目的大幅增加必然导致军费上浮。 第三案报销仅开列了咸丰十年（1860）的收支情况，是张芾于卸任之时（咸丰十年八月二十日）亲自奏报的。彼时徽防实存兵勇1万4千余人，欠饷已数月。1从这三案奏销来看，张芾军营在咸丰八年以后已经开始饷银不足。除盐茶各厘捐，张芾还在徽州开启了户捐。户捐所得极有可能是用以养张芾亲自招募的“果毅军”。据《凤山笔记》：“（咸丰六年）泾、太团练，素亦有名，至是皆为贼败。文毅则招而用之，以壮亲军之色，然糜饷益众，遂复议户捐矣。”咸丰七年（1857）春，张芾又以军储不继为由，再举户捐。徽人称：“素封之家力已不及”[5]131。由此观之，徽州劝捐收入在咸丰七年之后或渐次减少。
从结构来看，浙江协饷和就地筹饷是徽营饷银的两大支柱。咸丰五年至七年，浙江协饷稳定，就地筹饷以本地捐输为大宗。张芾对本地捐输进行统合后，就地筹饷亦颇有效果。咸丰八年（1858）左右，本地捐输逐步减少，浙江协饷开始不稳定。至咸丰九年（1859）、十年（1860）徽营欠饷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特别是咸丰八年晏端书调京之后，接任的浙江巡抚对徽饷解运态度转变，及至杭城被攻陷，徽浙互防的格局被打破，浙江便不再协济徽饷。
五、饷银不济与徽郡失陷
从上文可知，徽营对浙江协饷与捐输均有较高依赖。徽州捐输额的减少，浙江协饷的不济是咸丰八年（1858）至十年（1860）张芾面临的主要问题。张芾希图江楚协济，但效果不甚理想。捐输不济、协饷不解或许是徽州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
在徽捐渐次减少的关口，张芾将注意力转移至宁国劝捐事宜。咸丰八年（1858）六月左右，张芾联合时升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向宁国负责办理团防劝捐事宜的在籍士绅——原南河总督潘锡恩发难。张芾认为因潘锡恩悭吝不捐导致宁国各属效尤，劝捐难行，故以悭吝抗捐、闻警逃避、遗弃饷械等款参核，导致潘被革职。张芾此举不过是希望借着惩治潘锡恩给予宁国士绅警醒，希望士绅踊跃捐输。不过宁国府的捐输似乎并没有太大起色，此事之后宁国府缴清捐项不过1万两左右，2相较每年200多万的军费，用兵时节月需20余万两的消耗，不过杯水车薪。
咸丰八年（1858）正月，浙江巡抚晏端书奏称，浙省支应皖南军需及各路防费不敷动拨，现筹捐接济。[25]第43册，764咸丰八年六月左右，张芾称：“现值浙东军务吃紧，浙饷自顾不遑，安能计及徽、宁”[22]113。咸丰八年七月晏端书调京，胡兴仁接任。何桂清称浙省来一昏天黑地之人，更声称小浦将与拼命[17]79。歙县人黄崇惺亦称“然浙自胡中丞莅任后，已颇以皖南糜饷为虑”[5]133。咸丰九年（1859）二月，张芾获专折奏报之权，不必再经由浙江巡抚奏报徽防事务。[26]206三月，帮办宁国军务郑魁士称，宁营除了咸丰八年的积欠军饷以外，咸丰九年正、二、三月又积新欠，每值调遣，拔营维艰，奏请由浙江巡抚每月筹饷十四五万解给宁营。[27]271-272此后未久，张芾即奏称，自从咸丰八年太平军由江西陷浙江郡县，浙省饷银支拙，到九年六月，徽宁各营欠饷已经数月。[28]430-431同年十二月，张芾奏折又道：“自上年浙饷停解数次，两营（徽营、宁营）俱欠饷数月。”[25]第44册，438-439可见彼时浙江协济断断续续，兵勇饷银已不能足额发放。
浙江协饷不济，张芾转谋江西协济，奏请由江西按月分担原来由浙江协济的徽饷8万两，宁饷12万两仍由浙江协济。咸丰帝认为江西已经肃清，可以稍微支持并分担徽州军费，便将协济事宜转给两江总督何桂清及江西巡抚恽光宸处理。[25]第44册，439此事处理的结果是咸丰帝下旨江西按月筹解8万两至徽。不过，此款至咸丰十年（1860）二月都未解到，后江西巡抚恽光宸表示只可月解3万。咸丰十年正月，张芾又奏请徽饷八万两就近先由浙省毎月按数筹解。[25]第44册，471咸丰九年十二月至十年三月，仅浙江巡抚罗遵殿协济7万两，饶州道员刘于淳、饶州知府张衍庆借拨银1万，江西先后解到8万，[12]470曾国藩借拨1万，总计不过17万两。[12]450徽营欠饷已近一年，17万两尚不够一个月支销，只能应一时之需。
咸丰十年（1860）二月，张芾称：“以徽郡六属之地，捐缴至一百五十余万实已不遗余力”[12]487，表明就地捐输已经枯竭。同月，杭城失陷，罗遵殿死之，浙人以张芾不能保浙为由，不予协济。[5]133至此，本地捐输、浙省协济似皆已断绝，兵勇哗变、潜逃随之而来。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至四月，徽营已经出现都司向得胜、守备潭正喜等索饷潜逃之事，“兵勇噪于粮台而不能禁”[5]133。张芾再次奏明徽州缺饷情形，希望江西、湖北、湖南协济。[12]584-585
实际上，早在咸丰九年（1859），张芾曾奏请向两湖及江西请求协济。不过，四月十五日，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上《奏陈湖北饷糈久匮邻饷万难筹拨疏》[29]第1册，647，拒绝援助。六月，胡林翼致函严渭村称：“徽帅月费三十万之饷，浙帅月费五十万之饷，问其兵，则答曰：‘六万人三万人也。’问其谋与其折奏，则人尽冒为吴、孙、彭、韩矣。乃急则求此不足万人之曾涤帅，且恼羞成怒也。”[29] 第2册，588文中“徽帅”即张芾，“浙帅”为王有龄。胡林翼此函意称张芾兵众饷足，虚防冒功，隐见湘系与苏浙诸人之嫌隙。咸丰十年（1860）六月底，张芾对湘系诸人的不满喷薄而出，直指江楚三省不能移缓救急，拯救其于危难。[12]618-619此事足见湘系诸人对张芾的态度。据刘增合的研究，咸同战时的軍费协济，取决于督抚之间的“公意”与“私情”，户部不能主导。[30]张芾作为统兵大员，驻徽以来倚傍浙江，亲近浙抚王有龄，背靠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湘系诸督抚素不亲厚。是时，曾国藩向胡林翼、骆秉章催借饷银尚且不易，更何况张芾。面对徽州急转直下的防御形势，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令着曾国藩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又令张芾赴京，所有皖南军务统归曾国藩督办。 张芾与曾国藩的账目交接以八月为界限，八月初一以后为曾国藩粮台给发，此前为张芾筹措。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六日，徽营饷银枯竭六月之久。也就是说，此前所欠六个月之饷银，以每月20万两计算，统共不少于120万两。此项欠饷曾国藩并不接手。张芾称其可筹措的款项，只有徽州本地已筹未缴之盐捐、户捐等项银十余万两，仅够支付购买军米、军火、军装等铺商积欠，无法支付欠饷银，期以户部指拨江楚三省未解之饷相抵。[12]672-673曾国藩无力接手张芾欠饷，便将张芾所部兵勇尽行遣散。八月十六日，李元度接任皖南道，张芾旧部向其索饷，李将众勇拒之于城门外。张芾旧勇皆投于太平军为向导。二十日，张芾离徽。二十四日，徽郡城破。此为张芾驻徽后期营饷缺乏的连锁反应。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称，据原办粮台委员陈泰来、刘兆潢禀，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府城失陷，夫役逃散，册籍未能保护出城。十一年五月，徽州府收复，遍寻粮台账目未果，请将徽池军需二三两案免办报销。[24]第3册，236咸丰十年八月至十一年五月间，尚未报销的各属捐输及军需等账目下落不明。前程往事自然免予追究、烟消云散，徽州也迎来曾国藩主政的新时期。
六、结 语
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劝捐并不是张芾驻徽时开启的。笔者曾撰文指出太平军扰徽初期徽州的筹防、捐输与团练乱象。张芾进驻徽州之前，徽州的捐输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各县各自为政，浙江持“接防不接饷”之态度，徽州的筹防团练效果也不如人意。[2]本地士绅提出将徽州“暂隶浙江”之议不仅应该放在安庆失陷的战争趋势下，也应放在筹防饷银出处这一脉络中理解。
徽州“暂隶浙江”之议后，徽浙互防几成定局。在此形势下，浙江全额支持或完全不支持徽营饷银均不现实。因此，何桂清接任浙江巡抚后便举荐张芾驻徽。张芾此前以学政外放，在江西督战，熟悉江皖战争形势，既可接手徽州防务、整饬团练，又可沟通绅矜、就地整合捐输，筹集部分军饷，如此还可减少浙省协济徽营数额。张芾驻徽之初的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徽营得到浙江的稳定协济，张芾又通过联络本地士绅，统筹并整合了本地捐输运作。在本地捐输和浙江协饷的支持下，积极布置筹防事宜，徽浙互防颇有实效。
咸丰八年（1858）前后，情况悄然发生变化。军功、赐匾、增广学额的传统劝捐方式具有一次性，不可重复和持续。随着战争长期拉锯和驻防兵勇数目增加，本地捐输终难为继，就地筹饷只能另谋他策，户捐一开再开，但民力不济，难有实效。何桂清、王有龄、晏端书任职浙江时对徽营协饷尽力筹划。但咸丰八年七月晏端书调离，加之太平军欲解金陵之围，浙江形势渐紧，徽浙互防之局甚危，徽营的浙江协济便开始难以保障。
咸丰八、九年（1858、1859），本地捐输与浙江协济均难维系，张芾谋之江、楚协济，但屡求不得，缺饷已成为张芾不断面临而迟迟难以解决的问题。张芾所部勇丁多为泾、太等处募集，又不及湘军有乡谊为纽带，缺饷则易哗变。咸丰十年（1860），张芾在徽溃败或与此相关。曾国藩接防后，解散张芾旧部，亦不接手张芾任上缺饷。这又与李元度失徽州等事件產生直接关联。
事实上，厘金可以成为徽营就地筹饷的有力接济。盐茶之捐是厘捐之属，亦可视为劝捐之法，与军功、赐匾、增广学额等劝捐方式不同。徽属盐商、茶商众多，以商养兵有循环作用，如善加保护与激励，则为源头活水、取之不竭，实为开源上策。张芾在徽州时已经建立厘金制度，徽属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五县均设有厘卡。咸丰七年（1857）至九年（1859）间，各厘卡共解粮台饷银已有30余万两之谱，但厘金在饷银中占比并不高。
厘金的作用早被曾国藩所洞悉。接手徽防之前，曾国藩已经在江西开办牙厘总局。[31]310曾国藩接手徽防后立即接管了皖南厘金局及婺源、大通、华阳等卡，声称各县地丁、厘捐各款一年50余万两。曾国藩还重新厘定了茶捐章程，多次以婺源厘卡收入许左宗棠，借此推促左宗棠守卫徽赣边界。1曾国藩又顺势成立安徽牙厘总局，对安徽厘金收入全面统筹。蒋嘉棫原在张芾幕府效力。张芾离徽后，曾国藩将之招揽，用以掌管安徽牙厘总局。该总局成为曾国藩就地筹饷的重要机构。
关于曾国藩接手徽防后的其他筹饷策略，特别是对盐商的利用和对传统田赋征收的改制，王振忠及笔者已经梳理清楚，足见督办军务地方大员的就地筹饷有充分灵活性。湘系拒不协济张芾或存畛域之见，但张芾如认识到就地筹饷的灵活性，不过于仰赖协济，在本地捐输逐渐减少的关口，转换思维，着力疏通商道，鼓励并保护盐茶等商业经营，厘金之入渐丰，或可勉力支持、迁延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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