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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中国的文学世界，多角度、多景别地揭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概貌及变化规律，通过史、论一炉的分析，归纳、概括出许多新颖的结论。例如，关于中国文学的分期，袁先生说：“多年来流行着以社会发展史的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如奴隶社会文学、封建社会文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学等等。这种分期，适用于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便于说明文学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有很大的优点。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分期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不便于揭示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因而本书转而探寻其他的分期标准，把注意力放到文学本身的演化上来，这就很自然地要把文学体裁的演化突出起来。”根据这一思考，作者把中国古代文学分成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称之为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叶，或称之为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称之为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运动，或称之为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今天是现、当代新文学时期。
多年来，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史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不少切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情况的著作。但由于左右两方面的影响，某些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教材，在阐释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发展规律时，有时偏离实际。如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以政治学、社会学的观点来述说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或者忽视政治因素、人文环境等的影响，孤立、表面地研究作家作品，结果抬高或贬低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未能准确地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在分析、归纳中国文学众多问题时，不为传统的评价所囿，也不追求时新的提法，而是脚踏实地，从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例如，作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发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十二个地区，曾是历史上某个时期人文荟萃之地，或是文学活动的中心，或孕育、输送了一些杰出的文学家、作家，这些地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分析得出两个规律性的结论：“1，文学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都是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安定、藏书比较丰富、教育环境优良的地区。或是政治的中心，或是比较开放的交通枢纽”；“2，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一样，不只是一个发源地。至少应该说有两个发源地，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江汉流域。而中国文学的中心，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津浦线和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看来是分布在这两条纵的座标轴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的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作者通过现象的研究和本质的揭橥，提出了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问题——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对于揭示中国文学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具有一定意义。尽管这一问题的涉猎尚属“初步”，“尚有待深入”，我们相信文学评论者会对此作出适当评价。
关于中国文学的分类，历来就有不同的标准。有的着眼于体裁形式，有的着眼于题材内容，有的着眼于社会作用，有的则偏重于创作主体。作者根据一般习惯，“既着眼于题材内容，又兼顾文学产生发育的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赏者”，采用综合的分类法，将悠久驳杂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和乡村文学四大类。在具体介绍各类文学时，又侧重于题材内容。这样做到了点面结合。
中国的文学源流，如同长江大河，无时无刻不在变。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应该运用动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无论是宏观的审视，还是微观的考察，作者都注意了动的把握。例如，作者认真研究了诗赋的源流演变后，概括道：“就诗与赋这两种体裁而言，呈现出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规律”，“诗赋与文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但散文语言是诗赋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诗和赋的盛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文的关系”，“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本身有一利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些论述不仅对诗赋发展变化的复杂现象进行动态的分析和把握，而且从内外两方面指出了诗赋盛衰的根本原因。作者在《中国文学概论》的“余论”中说：“中国三千年来文学之所以能延续不衰，原因即在于它始终在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文明。西方文学也象潮水一样涌进这个古老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学不得不吸取西方文学的新鲜血液，改变自己的旧面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趋势简单地说来就是如此。这个趋势今后也仍要继续下去。”鉴于这种动态分析，作者提出：“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华大地，植根于传统文学的肥沃土壤，又必须吸取其他民族文学的营养，培植新的文学之花”，“不继承传统就没有根，不借鉴外国优秀文学就没有变，这就是统观中国文学之后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作者对于中国文学未来趋势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文学概论》，袁行霈著，台湾王南图书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四元(台币)，国家教委高教出版社即将出版)
多年来，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史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不少切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情况的著作。但由于左右两方面的影响，某些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教材，在阐释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发展规律时，有时偏离实际。如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以政治学、社会学的观点来述说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或者忽视政治因素、人文环境等的影响，孤立、表面地研究作家作品，结果抬高或贬低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未能准确地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在分析、归纳中国文学众多问题时，不为传统的评价所囿，也不追求时新的提法，而是脚踏实地，从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例如，作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发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十二个地区，曾是历史上某个时期人文荟萃之地，或是文学活动的中心，或孕育、输送了一些杰出的文学家、作家，这些地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分析得出两个规律性的结论：“1，文学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都是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安定、藏书比较丰富、教育环境优良的地区。或是政治的中心，或是比较开放的交通枢纽”；“2，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一样，不只是一个发源地。至少应该说有两个发源地，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江汉流域。而中国文学的中心，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津浦线和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看来是分布在这两条纵的座标轴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的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作者通过现象的研究和本质的揭橥，提出了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问题——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对于揭示中国文学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具有一定意义。尽管这一问题的涉猎尚属“初步”，“尚有待深入”，我们相信文学评论者会对此作出适当评价。
关于中国文学的分类，历来就有不同的标准。有的着眼于体裁形式，有的着眼于题材内容，有的着眼于社会作用，有的则偏重于创作主体。作者根据一般习惯，“既着眼于题材内容，又兼顾文学产生发育的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赏者”，采用综合的分类法，将悠久驳杂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和乡村文学四大类。在具体介绍各类文学时，又侧重于题材内容。这样做到了点面结合。
中国的文学源流，如同长江大河，无时无刻不在变。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应该运用动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无论是宏观的审视，还是微观的考察，作者都注意了动的把握。例如，作者认真研究了诗赋的源流演变后，概括道：“就诗与赋这两种体裁而言，呈现出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规律”，“诗赋与文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但散文语言是诗赋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诗和赋的盛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文的关系”，“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本身有一利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些论述不仅对诗赋发展变化的复杂现象进行动态的分析和把握，而且从内外两方面指出了诗赋盛衰的根本原因。作者在《中国文学概论》的“余论”中说：“中国三千年来文学之所以能延续不衰，原因即在于它始终在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文明。西方文学也象潮水一样涌进这个古老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学不得不吸取西方文学的新鲜血液，改变自己的旧面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趋势简单地说来就是如此。这个趋势今后也仍要继续下去。”鉴于这种动态分析，作者提出：“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华大地，植根于传统文学的肥沃土壤，又必须吸取其他民族文学的营养，培植新的文学之花”，“不继承传统就没有根，不借鉴外国优秀文学就没有变，这就是统观中国文学之后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作者对于中国文学未来趋势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文学概论》，袁行霈著，台湾王南图书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四元(台币)，国家教委高教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