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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以近代上海人心態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发展动力学角度出发，对上海人心态变化的过程和表现做了多角度与多层面的研究与阐述。笔者根据文章结构将该书内容分为“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与“跨文化传统的一座立交桥”两部分，并通过对两部分内容总结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发生转变是受到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上海人心态转变之际，上海人的认知也同样发生了改变，即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
【关键词】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身份;契约
【中图分类号】I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50-03
人们常说：“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国民政府时期，南京是前台，上海是后台。”众所周知，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上海人，作为与上海这座大城市一起演绎辉煌历史的主角，也应得到史家的青睐。乐正先生所著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由导言和三个章节组成，以近代上海人心态变化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发展动力学角度出发，对上海人心态变化的过程和表现做了多角度与多层面的研究与阐述。那么处在传统与近代交叉路口的近代上海人，他们的心态是如何转变的？转变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一、近代上海人心态转变
作者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上海人心态变化进行研究，在文章起始便引用两种历史运动模式介绍近代上海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两种历史运动模式分别是时间递进型的历史运动和空间传动型的历史运动。“前者是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后者主要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轨迹。” ① 在任何情况下，两种历史运动模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都不会消失，但在人类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它们占据的主导位置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亚洲，都是以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为主，进而发生了社会巨变。近代上海在外来社会动力系统的冲击下，踏上了跨世纪变革和飞跃，迈向近代化。同样的，上海人的心态也在商业思潮的出现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下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上海开埠迎来了世界各地为攫取利润的商人，上海的经济支柱由原来的农业、贸易转变为了工业、贸易。“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是依靠大量过路商品的转手来获得厚利，这便是晚清上海繁荣的秘密所在。”② 因此，洋行这一从事通商贸易的机构成为了上海社会系统的中枢。商业思潮的侵袭使得近代上海城市功能变为以通商为主，使商人成为了城市的主角，进而形成了典型的商业化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塑造了那些同质性的社会心态。
第一，功利至上的重商主义心态。“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在封建社会时期得到宣传和发展，深入人心，对中国自明清萌芽的商业经济起着否定作用。但这一切被外来动力所打破，在努力向财富致敬的近代上海，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冲击着儒家的“重义轻利”观。这一时期，晚清上海人将“重利”赋予了新的社会含义。郑观应先后撰写了《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专著来阐述自己的重商思想理论，并提出“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③。即“商战”来保护中国的权益，抵抗西方的商业掠夺，实现民族自强。“重利”摇身一变从下层小民的求生之计变为了利国利民的重要战术。功利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得到了晚清上海人的普遍认同，而伴随着上海人对“重利”的追求，促使了“重商思潮”的到来。
第二，重商思潮下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万国公报》中曾写道：“商人者，民之命脉而国之血气也。”在重商思潮的裹挟下，晚清上海的商人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冲击着传统的“四民社会”，商从末位变为了四民之首，发生了颠覆现象。“重商人而贱儒士，重经商而贱功名” ④，成为了晚清上海人的普遍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上海社会商业化的心态反映。但随着商人地位的提升与商人素质低下所暴露出的问题，“一些商战论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的症结，在于经商者缺乏市场意识和企业精神，经营管理不善，自身素质低下，这些均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⑤ 随之提出了“学战”，旨在提高商人自身能力，为“商战”做准备。由此，可看出当时上海人对商人的推崇与提倡，反映出当时上海人从“重农轻商”到“崇商”的心态转变。
统观上述，不难看出，晚清上海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两个大转变，一是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到近代功利价值观的转变，二是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到近代重商思潮的转变。⑥这样的转变促进了近代上海经济繁荣和商业化。而人的心态与外在生活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上海人心态的“商业化”渐渐体现在了行为方式、消费价值观与文化上。
（二）跨文化传统的一座立交桥
急剧膨胀起来的上海租界是空间传动型历史力量的产物。⑦促使近代上海成为一座自由开放、富有国际色彩的城市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方便有利的地区优势、上海人消费方式的近代化、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自由安全的社会地位的租界，四分五裂的行政管辖特点、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以及发达的信息传递业都是使近代上海成为高度流动、多元化、国际化城市的重要因素。
这样一个高度流动包容的商业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群前往上海，使上海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人力物力资源，还有他们自身的文化。当他们自身的文化与近代上海重商思潮下所形成的文化相碰撞后，便融合形成了上海独特的移民文化。也正是一元的近代上海文化与多元的移民亚文化系统的通融和聚合，使上海人波动的、倾斜的心态结构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⑧
所谓跨文化传通，既是各种异质性文化符号的传通过程，又是人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的感知过程，传播与感知推动了社会心态的发展与变异。⑨主要分为语言文化符号的传播与非语言文化符号的传播，前者主要是通过出版图书、组织编译等方式传播以西学为主的文化，后者主要通过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来传播西方文化。这些感官和视觉上的刺激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得中国人明白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优越，促进了上海人学习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的决心。 综上所述，影响近代上海人心态发生改变的因素不仅有重商思潮，还有西方文化的傳播。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人们在救亡图存时所提出的中西比较观都对上海人产生了冲击，从而使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转变，逐渐向近代人格靠拢。
二、近代上海人认知转变
从《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中，可知上海人的心态转变是由商业思潮与文化的冲击所造成，那么转变后的上海人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书中引用了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这样一段。“赵仆斋问：‘你们碰和，一场输赢要多少钱呀？’小村道：‘如果牌不好，输起来二三百洋钱也没啥稀奇的。’朴斋道：‘你输了要给他钱吗？’小村道：‘输了怎好不给呢？’朴斋道：‘哪里有那么多洋钱去给呢？’小村道：‘你不知道，上海这个地方只要名声响了就好。你看表面上那几个好像阔天阔地，其实也和你差不多，不过名气响一点。要是没有了名气，怎好去做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这里，也是无用的。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了点名气，二三千洋钱在手里豁进豁出，没有什么要紧。我是比不得他，要不有什么事到汇划庄里去，四五百洋钱也拿了就是，你哪里知道呀？’” ⑩
在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划分标准不是财富、学识，而是一个人先天从属的阶层或者群体，也就是身份。而这样的身份社会使得一些人即使有物质能力也不一定能够使用，因为身份受到了限制。《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身份的不同，使得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身份这一特殊的属性，公开或隐蔽地，合法或不合法地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如“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 因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赵朴斋不可能因为名气响就能随意去钱庄花去四五百大洋，更不会因为名气响就可以不顾身份的差别而随意花钱，因为财富与消费能力应该与身份匹配。
而在近代上海却可以，这反映了近代上海人因受到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改变了心态与认知，从而渐渐挣脱四民社会的束缚。使得传统对“礼”的重视转为对“信”的重视，商业道德也渐渐压倒了传统的伦理纲常。“信誉”在近代上海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诚信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进而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逐渐从重“身份”转变为重“契约”。 契约社会的全体成员应该具有平等的身份地位，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上海，“身份”渐渐被“契约”所替代，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再以“身份”作为评判标准，“财富”成了主要因素，而“财富”的背后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契约。因此，可看出近代上海人的认知逐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赵朴斋可以通过赌博打响名声，然后借由名气——“信誉”来进行借债甚至做生意的原因。其背后就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在重商思潮的作用下，近代上海商业化趋重，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近代上海人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时近代上海人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此，面对名气响就可以在钱庄借钱发财类似的事情，也成了近代上海人习以为常的事。
三、总结与思考
综上，《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论述合理，使用了大量视觉资料、档案资料、文献史料等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生动形象的近代上海社会以及上海人的形象。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完成本书，非常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同时在当时选取少有的心态史作为研究方向也特别值得赞赏，为丰富国内心态史研究，做出贡献。
本文通过对《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的梳理，根据其文章结构将该书内容分为“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与“跨文化传统的一座立交桥”两部分，通过对两部分内容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发生转变是受到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上海人心态转变之际，上海人的认知也同样发生了改变，即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近代晚清上海人身上有着不同中国传统的精气神，这样的存在使得近代上海商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成长。总之，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近代上海人心态的转变，更是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对身份社会的否定，与契约社会的降临，这使得上海较早地踏上近代化之路。
注释：
①②④⑥⑦⑧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第44页，第65页，第70页，第149页，第191页，第192页。
⑤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0页。
⑩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光绪二十年出单行本，第14回。
?管仲：《管子·立政》。
?姜敏：《从身份到契约——一个伙计的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
?钟祥财：《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文汇报》2012年3月5日。
参考文献：
[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3]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武杰.论晚清重商思想[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2.
[5]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D].陕西：西北大学，2005.
【关键词】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身份;契约
【中图分类号】I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50-03
人们常说：“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国民政府时期，南京是前台，上海是后台。”众所周知，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上海人，作为与上海这座大城市一起演绎辉煌历史的主角，也应得到史家的青睐。乐正先生所著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由导言和三个章节组成，以近代上海人心态变化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发展动力学角度出发，对上海人心态变化的过程和表现做了多角度与多层面的研究与阐述。那么处在传统与近代交叉路口的近代上海人，他们的心态是如何转变的？转变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一、近代上海人心态转变
作者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上海人心态变化进行研究，在文章起始便引用两种历史运动模式介绍近代上海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两种历史运动模式分别是时间递进型的历史运动和空间传动型的历史运动。“前者是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后者主要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轨迹。” ① 在任何情况下，两种历史运动模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都不会消失，但在人类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它们占据的主导位置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亚洲，都是以空间传动型历史运动为主，进而发生了社会巨变。近代上海在外来社会动力系统的冲击下，踏上了跨世纪变革和飞跃，迈向近代化。同样的，上海人的心态也在商业思潮的出现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下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上海开埠迎来了世界各地为攫取利润的商人，上海的经济支柱由原来的农业、贸易转变为了工业、贸易。“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是依靠大量过路商品的转手来获得厚利，这便是晚清上海繁荣的秘密所在。”② 因此，洋行这一从事通商贸易的机构成为了上海社会系统的中枢。商业思潮的侵袭使得近代上海城市功能变为以通商为主，使商人成为了城市的主角，进而形成了典型的商业化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塑造了那些同质性的社会心态。
第一，功利至上的重商主义心态。“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在封建社会时期得到宣传和发展，深入人心，对中国自明清萌芽的商业经济起着否定作用。但这一切被外来动力所打破，在努力向财富致敬的近代上海，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冲击着儒家的“重义轻利”观。这一时期，晚清上海人将“重利”赋予了新的社会含义。郑观应先后撰写了《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专著来阐述自己的重商思想理论，并提出“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③。即“商战”来保护中国的权益，抵抗西方的商业掠夺，实现民族自强。“重利”摇身一变从下层小民的求生之计变为了利国利民的重要战术。功利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得到了晚清上海人的普遍认同，而伴随着上海人对“重利”的追求，促使了“重商思潮”的到来。
第二，重商思潮下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万国公报》中曾写道：“商人者，民之命脉而国之血气也。”在重商思潮的裹挟下，晚清上海的商人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冲击着传统的“四民社会”，商从末位变为了四民之首，发生了颠覆现象。“重商人而贱儒士，重经商而贱功名” ④，成为了晚清上海人的普遍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上海社会商业化的心态反映。但随着商人地位的提升与商人素质低下所暴露出的问题，“一些商战论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的症结，在于经商者缺乏市场意识和企业精神，经营管理不善，自身素质低下，这些均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⑤ 随之提出了“学战”，旨在提高商人自身能力，为“商战”做准备。由此，可看出当时上海人对商人的推崇与提倡，反映出当时上海人从“重农轻商”到“崇商”的心态转变。
统观上述，不难看出，晚清上海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两个大转变，一是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到近代功利价值观的转变，二是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到近代重商思潮的转变。⑥这样的转变促进了近代上海经济繁荣和商业化。而人的心态与外在生活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上海人心态的“商业化”渐渐体现在了行为方式、消费价值观与文化上。
（二）跨文化传统的一座立交桥
急剧膨胀起来的上海租界是空间传动型历史力量的产物。⑦促使近代上海成为一座自由开放、富有国际色彩的城市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方便有利的地区优势、上海人消费方式的近代化、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自由安全的社会地位的租界，四分五裂的行政管辖特点、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以及发达的信息传递业都是使近代上海成为高度流动、多元化、国际化城市的重要因素。
这样一个高度流动包容的商业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群前往上海，使上海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人力物力资源，还有他们自身的文化。当他们自身的文化与近代上海重商思潮下所形成的文化相碰撞后，便融合形成了上海独特的移民文化。也正是一元的近代上海文化与多元的移民亚文化系统的通融和聚合，使上海人波动的、倾斜的心态结构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⑧
所谓跨文化传通，既是各种异质性文化符号的传通过程，又是人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的感知过程，传播与感知推动了社会心态的发展与变异。⑨主要分为语言文化符号的传播与非语言文化符号的传播，前者主要是通过出版图书、组织编译等方式传播以西学为主的文化，后者主要通过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来传播西方文化。这些感官和视觉上的刺激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得中国人明白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优越，促进了上海人学习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的决心。 综上所述，影响近代上海人心态发生改变的因素不仅有重商思潮，还有西方文化的傳播。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人们在救亡图存时所提出的中西比较观都对上海人产生了冲击，从而使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转变，逐渐向近代人格靠拢。
二、近代上海人认知转变
从《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中，可知上海人的心态转变是由商业思潮与文化的冲击所造成，那么转变后的上海人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书中引用了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这样一段。“赵仆斋问：‘你们碰和，一场输赢要多少钱呀？’小村道：‘如果牌不好，输起来二三百洋钱也没啥稀奇的。’朴斋道：‘你输了要给他钱吗？’小村道：‘输了怎好不给呢？’朴斋道：‘哪里有那么多洋钱去给呢？’小村道：‘你不知道，上海这个地方只要名声响了就好。你看表面上那几个好像阔天阔地，其实也和你差不多，不过名气响一点。要是没有了名气，怎好去做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这里，也是无用的。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了点名气，二三千洋钱在手里豁进豁出，没有什么要紧。我是比不得他，要不有什么事到汇划庄里去，四五百洋钱也拿了就是，你哪里知道呀？’” ⑩
在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划分标准不是财富、学识，而是一个人先天从属的阶层或者群体，也就是身份。而这样的身份社会使得一些人即使有物质能力也不一定能够使用，因为身份受到了限制。《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身份的不同，使得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身份这一特殊的属性，公开或隐蔽地，合法或不合法地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如“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 因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赵朴斋不可能因为名气响就能随意去钱庄花去四五百大洋，更不会因为名气响就可以不顾身份的差别而随意花钱，因为财富与消费能力应该与身份匹配。
而在近代上海却可以，这反映了近代上海人因受到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改变了心态与认知，从而渐渐挣脱四民社会的束缚。使得传统对“礼”的重视转为对“信”的重视，商业道德也渐渐压倒了传统的伦理纲常。“信誉”在近代上海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诚信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进而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逐渐从重“身份”转变为重“契约”。 契约社会的全体成员应该具有平等的身份地位，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上海，“身份”渐渐被“契约”所替代，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再以“身份”作为评判标准，“财富”成了主要因素，而“财富”的背后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契约。因此，可看出近代上海人的认知逐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赵朴斋可以通过赌博打响名声，然后借由名气——“信誉”来进行借债甚至做生意的原因。其背后就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在重商思潮的作用下，近代上海商业化趋重，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近代上海人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时近代上海人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此，面对名气响就可以在钱庄借钱发财类似的事情，也成了近代上海人习以为常的事。
三、总结与思考
综上，《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论述合理，使用了大量视觉资料、档案资料、文献史料等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生动形象的近代上海社会以及上海人的形象。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完成本书，非常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同时在当时选取少有的心态史作为研究方向也特别值得赞赏，为丰富国内心态史研究，做出贡献。
本文通过对《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的梳理，根据其文章结构将该书内容分为“近代重商思潮下的上海”与“跨文化传统的一座立交桥”两部分，通过对两部分内容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发生转变是受到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上海人心态转变之际，上海人的认知也同样发生了改变，即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近代晚清上海人身上有着不同中国传统的精气神，这样的存在使得近代上海商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成长。总之，重商思潮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近代上海人心态的转变，更是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对身份社会的否定，与契约社会的降临，这使得上海较早地踏上近代化之路。
注释：
①②④⑥⑦⑧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第44页，第65页，第70页，第149页，第191页，第192页。
⑤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0页。
⑩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光绪二十年出单行本，第14回。
?管仲：《管子·立政》。
?姜敏：《从身份到契约——一个伙计的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
?钟祥财：《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文汇报》2012年3月5日。
参考文献：
[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3]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武杰.论晚清重商思想[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2.
[5]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D].陕西：西北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