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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可与土耳其的“2023百年远景”和“向东发展”的战略对接，但也面临着贸易不平衡及贸易竞争、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文化交流不足的挑战和阻碍。中土双方需要克服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领域的障碍，才能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战略对接；地缘政治；贸易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5.013
土耳其位居欧亚两大洲交接处，既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中东、西亚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区位优势，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支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主流层面正逐渐获得认知，这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客观分析合作优劣势，把握机遇，促进双方深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将会更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1中国与土耳其经贸格局
1.1中土贸易总量提升明显
中国与土耳其于1971年确立建交关系，但在建交后的20年中，中土关系在冷战的阴影下发展缓慢，直到冷战结束，双方关系才开始升温。2000年中土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经济随即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双方贸易呈现飞速发展。2000年至2015年间双方贸易总额从12.05亿美元增长至215.9亿美元，增加近18倍，其中2000年至2007年八年间，中土的贸易总额增速最为迅速，最高值一度增长88.54%。2007年以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土贸易增速有所放缓，2009年中土间的贸易总额甚至下降19.81%，但是与土耳其同年对外贸易总额下降27.24%相比，两国贸易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相对较小，市场较为稳定。2010年中国与土耳其进一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并且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结算使用中土两国的货币来进行，通过优化货币流通环境来促进贸易发展。同年贸易总额增长近50%。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中土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到2014年，中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已达230.0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193.06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出口37.03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德国。
1.2中土贸易结构不平衡
从中国出口至土耳其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土耳其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中国是土耳其的主要进口市场。以2014年为例，在土耳其进口的前四大类贸易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未分类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国家排名中，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排名第一，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仅次于德国，排名第二。但在未按品种分类的特种交易和除金矿砂及精矿的非货币用黄金等未分类产品中，中国出口到土耳其极少。在土耳其十大进口国排名和占比中，中国位居第二位，占比1029%，仅次于俄罗斯，其占比10.44%，高于德国，占比9.23%。
从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的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向中国主要出口非食用原料、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杂项制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非食用原料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剧增，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土耳其整体出口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中国市场并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不在土耳其前十大出口国的排名中，土耳其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是欧盟和中东地区。2014年，欧盟和中东地区占土耳其的出口比重分别为39.34%和21.75%。
2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机遇
2.1土耳其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
土耳其自1945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国内政党林立，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2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土耳其多党联合执政局面，实行单独执政。正发党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政治经济局面日趋稳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在經济上，2000年至2014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665.6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984.2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5%左右。2014年，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815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十八位，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土耳其在人口结构上也十分有优势。土耳其总人口约有7584万人，且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民众消费能力很强，消费观念超前，市场潜力很大。土耳其还成功入选“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并不断努力以欧洲标准为目标，改革、规范和完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福利等各项制度，以希望加入欧盟。在政治上，土耳其相对完成政治转型，政治制度和体制比较稳定和成熟。在制度上，各项制度比较规范，较适合对外直接投资。在文化教育上，较少对伊斯兰进行教条化理解，文化开放度和高等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国民基本素质较高。
2.2对接土耳其“2023百年远景”战略
土耳其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国家领导人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为使土耳其跻身于世界10大经济体，土耳其分别于2011年至2012年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和计划，即“2023百年愿景”、“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
“2023百年远景”是土耳其的近期国家发展战略，它列出了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法律和外交等领域具体预期目标。如计划至2023年出口达到5000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再修15000公里，完成南北高铁线路，建立船舶建造和航天工业区，将土耳其打造成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物流中心和制造业等等。 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土耳其制定了一项投资激励计划，预计投资5000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和激励在精练和石油化工企业、港口服务、汽车、铁路、火车头和轨道车、运输管道线、电子、医学、高精和光学设备、药物、航空航天、机械生产和集成金属生产等领域的大型投资。其中仅在能源和交通部门领域，未来计划在十年内的拟投资24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土耳其还拟对国外来土的投资和运营提供多种优惠措施和支持。如针对部分投资产品不仅可以免除增值税和关税，而且还可以根据投资类别减税，最高达50%，还可以根据可用性分配公共土地，补偿社保和代扣所得税以降低雇佣成本等。这些鼓励措施显然有利于国际投资者，也为中土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2.3契合土耳其“向东发展”的战略机遇
土耳其历史上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与中亚、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社会文化联系，土耳其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东方人。但从19世纪开始，土耳其采取“向西看”国家战略，一直坚持西方化。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并先后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欧洲组织，成为了西方阵营的一员。
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向西看”的国家战略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土耳其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边疆国家”跃升为诸多独立国家中的“中枢国家”。相对于以前在西方世界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东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中东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土耳其自然也不甘落后，开始积极调整外交政策。
土耳其一方面利用其与中亚国家历史、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在美、俄等大国博弈中，成为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实现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借以提升土耳其在西方国家中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力图凭借独特的土耳其发展模式，成为突厥民族和国家的霸主。土耳其希望通过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引导中亚国家脱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变为世俗的、民主的和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并遏制住伊朗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再次，解决石油天然气匮乏问题。土耳其是一个油气资源较为贫瘠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土耳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要越来越大，土耳其希望能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维护能源安全，保障供应安全。同时，土耳其还希望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构建一个横贯中亚—里海—欧洲的油气资源的过境国和能源中心，借此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最后，是土耳其在入欧盟问题上的巨大挫折，加剧了土耳其“向西看”战略的转变。早在1995年土耳其便與欧洲经济联盟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2002年，土耳其又积极按照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展开国内一系列改革，并于2005年与欧盟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5年进一步与欧盟提升了关税同盟协定。但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未能加入欧盟。欧盟部分国家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并向土耳其提出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一些国家甚至对土耳其入盟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使土耳其入盟问题一再受阻，无法满足本国发展需求。
诸上因素促使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将原先单纯的“向西看”战略变成既“向西看，又向东看”。土耳其开始以民族和语言为文化因素为纽带，以政治体制为范式，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积极向东发展，推行其中亚战略，并具体提出了一些务实的计划。2008年，土耳其政府海关和贸易部发起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力图通过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促进丝绸之路沿线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形成一条可以吸引外国商人的商业路线。
土耳其“东进”计划刚好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形成了战略契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土耳其一改最初的谨慎反应，开始积极与中国的合作。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拟建立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覆盖的范围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一直到中亚和中国的交通网络计划，通过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4月，土耳其正式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成员之一。2015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土又签署了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两国发展的战略对接，并为双方相关合作提供指南。目前整个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有效区域合作，中土间的战略合作无疑为挖掘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潜力提供了机遇，扩展了渠道。
3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障碍
3.1贸易紧密度及贸易竞争的障碍
3.1.1中土间贸易逆差严重，市场联系松散
虽然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贸易总量增长较快，但双方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双方贸易差额由2000年的9.51亿美元，扩大至2015年的156.7亿美元。以2014年为例，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贸易达193.06亿美元，而中国从土耳其的进口仅为37.03亿美元（参见表1）。中方出口是土方出口的5倍多，占双方贸易总量的83.9%。再从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上来看，中土间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从2000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无论是中国对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还是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出口国，贸易联系松散。中国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对象，土耳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家仍是欧盟、中东等国。相对而言，中国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土耳其对中国的依赖。中土间长期的巨额逆差，已引起土耳其工商界对中国的不满，而依赖程度的这种不平衡，更不利于营造中土贸易的良好氛围。
3.1.2中土贸易结构上出口竞争性较大，贸易摩擦增加
从静态上看，中国与土耳其两国产业结构相似，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两国出口至世界市场的商品结构相似度较高，主要目标市场有一定重合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根据联合国商品数据库资料计算，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基本保持在70%以上，尤其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从动态上看，中土双方都在优化各自贸易结构，土耳其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逐渐走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越发突出。与此同时，双方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又呈现互补性不强现状。贸易同质性和竞争性，与前文所述贸易逆差交织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工商界不满，土耳其成为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 3.1.3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土耳其的主要贸易对象仍以欧盟为主，土耳其国内与企业界正迫切希望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该组织将以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基础，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订。一旦土耳其加入该协定，中、土在贸易投资方面合作的门槛和难度将会提高，并大大提升中国参与贸易的成本，相互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挤压”效应。
3.2政治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阻碍
3.2.1大国影响增加不确定因素
虽然，土耳其近几年在“西进”方面遭受重重阻碍，如申请加入欧盟，与西方大国在政治上有所离心，但是两者在经济上依旧紧密，亲西方的政策仍旧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土耳其作为美国的盟友、北约的成员，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国、北约的支持。中美在中亚的博弈以及北约对中国的军事防范，都可能成为限制中、土耳其合作的不利因素，导致经贸发展不顺。2013年中国“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中标土耳其全球军事采购，但2015年底，却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佐证了大国的影响。
3.2.2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不受民族、肤色、语言、国界都是兄弟，鼓吹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族源和历史，主张所有讲突厥的民族，由土耳其人主导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双泛”思潮下，一些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对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人具有“同胞”关系，并自以为肩负着维护中亚地区和维吾尔人民族权利的天然责任，不时利用所谓“民族情感”在我国新疆地区扩充势力范围。他们甚至有人同情“东突”势力，煽动极端主义。这种潜在的民族思想极有可能打破中国和中亚间的战略再平衡，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和社会发展，影响中亚国家能源外交的走向，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影响中土经贸长期稳定发展。
3.2.3复杂的地区格局和日趋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影响经贸稳定发展
土耳其邻近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近年来形势不断恶化，叙利亚内战引爆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跨土耳其和叙利亚而居的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存在着实现自治，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进退失据的库尔德政策刺激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在土耳其東南部库尔德聚居地，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间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出现严重对峙。与此同时，活跃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又与土耳其反目成仇，不断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报复性的恐怖袭击，试图将战火烧至土耳其境内。战乱还使叙利亚大量民众沦为难民，他们涌入土耳其寻求避难。难民滞留不但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负担，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安全问题。此外，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也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潜在诱因。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五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伤亡人数达到近千人。安全局势不仅拖累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也使中土间的经贸发展受到阻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停，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冲击。
3.3文化上交流不足的阻碍
土耳其国民对我国交流不足，认知上存在偏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中，对中国印象便不佳，他们认为中国大而虚弱，没有法治等。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土两国会对方语言的人并不多，直接交流不足，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消息往往转载自西方媒体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而他们大多对中国带有政治偏见，导致土耳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存在非常严重的偏差和错误。根据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二十国集团中，土耳其成为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与此同时，对土耳其也存在负面态度，据2015年7月中国环球网的调查表明，在土耳其发生反华事件发生后，中国六成
网民对土耳其印象也不佳。对于中土双方在“一带一
路”的倡议和合作方面，土耳其普通公众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聚集所谓的“维吾尔问题”，并以西方性和优越感自居，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上偏差，极易引致双方态度的冷漠甚至误解，从而构成双方经贸合作的风险。
4结论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土耳其间的经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而言，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面临着经济、政治、人文交流等种种困难和挑战。双方需要协作努力，携手前行，扬长避短或补短，共同克服困难。中土双方需要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互访、政策沟通和协商、提高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在经济上，从双方需求出发，务实合作，提高项目合作成功率，切实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加强合作宣传，提升人文关怀，增进民间交往，使双方人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彼此，了解共同经济利益所在。相信中土双方一定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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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艳.中国—土耳其关系中中国新疆因素的波动及前景[J].新疆大学学报，2016，（9）.
关键词：战略对接；地缘政治；贸易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5.013
土耳其位居欧亚两大洲交接处，既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中东、西亚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区位优势，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支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主流层面正逐渐获得认知，这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客观分析合作优劣势，把握机遇，促进双方深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将会更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1中国与土耳其经贸格局
1.1中土贸易总量提升明显
中国与土耳其于1971年确立建交关系，但在建交后的20年中，中土关系在冷战的阴影下发展缓慢，直到冷战结束，双方关系才开始升温。2000年中土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经济随即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双方贸易呈现飞速发展。2000年至2015年间双方贸易总额从12.05亿美元增长至215.9亿美元，增加近18倍，其中2000年至2007年八年间，中土的贸易总额增速最为迅速，最高值一度增长88.54%。2007年以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土贸易增速有所放缓，2009年中土间的贸易总额甚至下降19.81%，但是与土耳其同年对外贸易总额下降27.24%相比，两国贸易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相对较小，市场较为稳定。2010年中国与土耳其进一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并且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结算使用中土两国的货币来进行，通过优化货币流通环境来促进贸易发展。同年贸易总额增长近50%。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中土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到2014年，中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已达230.0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193.06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出口37.03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德国。
1.2中土贸易结构不平衡
从中国出口至土耳其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土耳其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中国是土耳其的主要进口市场。以2014年为例，在土耳其进口的前四大类贸易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未分类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国家排名中，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排名第一，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仅次于德国，排名第二。但在未按品种分类的特种交易和除金矿砂及精矿的非货币用黄金等未分类产品中，中国出口到土耳其极少。在土耳其十大进口国排名和占比中，中国位居第二位，占比1029%，仅次于俄罗斯，其占比10.44%，高于德国，占比9.23%。
从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的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向中国主要出口非食用原料、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杂项制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非食用原料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剧增，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土耳其整体出口贸易结构来看，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中国市场并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不在土耳其前十大出口国的排名中，土耳其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是欧盟和中东地区。2014年，欧盟和中东地区占土耳其的出口比重分别为39.34%和21.75%。
2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机遇
2.1土耳其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
土耳其自1945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国内政党林立，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2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土耳其多党联合执政局面，实行单独执政。正发党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经济上倡导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全方位外交，政治经济局面日趋稳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在經济上，2000年至2014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665.6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984.2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5%左右。2014年，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815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十八位，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土耳其在人口结构上也十分有优势。土耳其总人口约有7584万人，且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民众消费能力很强，消费观念超前，市场潜力很大。土耳其还成功入选“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并不断努力以欧洲标准为目标，改革、规范和完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福利等各项制度，以希望加入欧盟。在政治上，土耳其相对完成政治转型，政治制度和体制比较稳定和成熟。在制度上，各项制度比较规范，较适合对外直接投资。在文化教育上，较少对伊斯兰进行教条化理解，文化开放度和高等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国民基本素质较高。
2.2对接土耳其“2023百年远景”战略
土耳其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国家领导人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为使土耳其跻身于世界10大经济体，土耳其分别于2011年至2012年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和计划，即“2023百年愿景”、“2053展望”和“2071千年目标”。
“2023百年远景”是土耳其的近期国家发展战略，它列出了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法律和外交等领域具体预期目标。如计划至2023年出口达到5000亿美元，外贸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再修15000公里，完成南北高铁线路，建立船舶建造和航天工业区，将土耳其打造成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物流中心和制造业等等。 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土耳其制定了一项投资激励计划，预计投资5000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和激励在精练和石油化工企业、港口服务、汽车、铁路、火车头和轨道车、运输管道线、电子、医学、高精和光学设备、药物、航空航天、机械生产和集成金属生产等领域的大型投资。其中仅在能源和交通部门领域，未来计划在十年内的拟投资24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土耳其还拟对国外来土的投资和运营提供多种优惠措施和支持。如针对部分投资产品不仅可以免除增值税和关税，而且还可以根据投资类别减税，最高达50%，还可以根据可用性分配公共土地，补偿社保和代扣所得税以降低雇佣成本等。这些鼓励措施显然有利于国际投资者，也为中土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2.3契合土耳其“向东发展”的战略机遇
土耳其历史上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与中亚、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社会文化联系，土耳其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东方人。但从19世纪开始，土耳其采取“向西看”国家战略，一直坚持西方化。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并先后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欧洲组织，成为了西方阵营的一员。
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向西看”的国家战略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土耳其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边疆国家”跃升为诸多独立国家中的“中枢国家”。相对于以前在西方世界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东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中东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土耳其自然也不甘落后，开始积极调整外交政策。
土耳其一方面利用其与中亚国家历史、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在美、俄等大国博弈中，成为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实现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借以提升土耳其在西方国家中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力图凭借独特的土耳其发展模式，成为突厥民族和国家的霸主。土耳其希望通过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引导中亚国家脱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变为世俗的、民主的和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并遏制住伊朗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再次，解决石油天然气匮乏问题。土耳其是一个油气资源较为贫瘠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土耳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要越来越大，土耳其希望能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维护能源安全，保障供应安全。同时，土耳其还希望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构建一个横贯中亚—里海—欧洲的油气资源的过境国和能源中心，借此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最后，是土耳其在入欧盟问题上的巨大挫折，加剧了土耳其“向西看”战略的转变。早在1995年土耳其便與欧洲经济联盟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2002年，土耳其又积极按照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展开国内一系列改革，并于2005年与欧盟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5年进一步与欧盟提升了关税同盟协定。但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未能加入欧盟。欧盟部分国家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并向土耳其提出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一些国家甚至对土耳其入盟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使土耳其入盟问题一再受阻，无法满足本国发展需求。
诸上因素促使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将原先单纯的“向西看”战略变成既“向西看，又向东看”。土耳其开始以民族和语言为文化因素为纽带，以政治体制为范式，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积极向东发展，推行其中亚战略，并具体提出了一些务实的计划。2008年，土耳其政府海关和贸易部发起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力图通过简化和协调海关程序，促进丝绸之路沿线边境口岸贸易便利化，形成一条可以吸引外国商人的商业路线。
土耳其“东进”计划刚好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形成了战略契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土耳其一改最初的谨慎反应，开始积极与中国的合作。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拟建立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覆盖的范围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一直到中亚和中国的交通网络计划，通过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4月，土耳其正式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成员之一。2015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土又签署了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两国发展的战略对接，并为双方相关合作提供指南。目前整个中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有效区域合作，中土间的战略合作无疑为挖掘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潜力提供了机遇，扩展了渠道。
3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发展的障碍
3.1贸易紧密度及贸易竞争的障碍
3.1.1中土间贸易逆差严重，市场联系松散
虽然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贸易总量增长较快，但双方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双方贸易差额由2000年的9.51亿美元，扩大至2015年的156.7亿美元。以2014年为例，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贸易达193.06亿美元，而中国从土耳其的进口仅为37.03亿美元（参见表1）。中方出口是土方出口的5倍多，占双方贸易总量的83.9%。再从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上来看，中土间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从2000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无论是中国对土耳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还是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出口国，贸易联系松散。中国不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对象，土耳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家仍是欧盟、中东等国。相对而言，中国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土耳其对中国的依赖。中土间长期的巨额逆差，已引起土耳其工商界对中国的不满，而依赖程度的这种不平衡，更不利于营造中土贸易的良好氛围。
3.1.2中土贸易结构上出口竞争性较大，贸易摩擦增加
从静态上看，中国与土耳其两国产业结构相似，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两国出口至世界市场的商品结构相似度较高，主要目标市场有一定重合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根据联合国商品数据库资料计算，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与土耳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基本保持在70%以上，尤其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从动态上看，中土双方都在优化各自贸易结构，土耳其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性逐渐走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越发突出。与此同时，双方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又呈现互补性不强现状。贸易同质性和竞争性，与前文所述贸易逆差交织起来，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工商界不满，土耳其成为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 3.1.3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土耳其的主要贸易对象仍以欧盟为主，土耳其国内与企业界正迫切希望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该组织将以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基础，影响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订。一旦土耳其加入该协定，中、土在贸易投资方面合作的门槛和难度将会提高，并大大提升中国参与贸易的成本，相互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挤压”效应。
3.2政治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阻碍
3.2.1大国影响增加不确定因素
虽然，土耳其近几年在“西进”方面遭受重重阻碍，如申请加入欧盟，与西方大国在政治上有所离心，但是两者在经济上依旧紧密，亲西方的政策仍旧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土耳其作为美国的盟友、北约的成员，在中亚拓展影响力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国、北约的支持。中美在中亚的博弈以及北约对中国的军事防范，都可能成为限制中、土耳其合作的不利因素，导致经贸发展不顺。2013年中国“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中标土耳其全球军事采购，但2015年底，却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佐证了大国的影响。
3.2.2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不受民族、肤色、语言、国界都是兄弟，鼓吹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族源和历史，主张所有讲突厥的民族，由土耳其人主导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双泛”思潮下，一些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对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人具有“同胞”关系，并自以为肩负着维护中亚地区和维吾尔人民族权利的天然责任，不时利用所谓“民族情感”在我国新疆地区扩充势力范围。他们甚至有人同情“东突”势力，煽动极端主义。这种潜在的民族思想极有可能打破中国和中亚间的战略再平衡，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和社会发展，影响中亚国家能源外交的走向，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影响中土经贸长期稳定发展。
3.2.3复杂的地区格局和日趋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影响经贸稳定发展
土耳其邻近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近年来形势不断恶化，叙利亚内战引爆了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跨土耳其和叙利亚而居的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存在着实现自治，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进退失据的库尔德政策刺激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在土耳其東南部库尔德聚居地，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间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出现严重对峙。与此同时，活跃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又与土耳其反目成仇，不断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报复性的恐怖袭击，试图将战火烧至土耳其境内。战乱还使叙利亚大量民众沦为难民，他们涌入土耳其寻求避难。难民滞留不但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负担，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安全问题。此外，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也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潜在诱因。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2016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五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伤亡人数达到近千人。安全局势不仅拖累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也使中土间的经贸发展受到阻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停，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冲击。
3.3文化上交流不足的阻碍
土耳其国民对我国交流不足，认知上存在偏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中，对中国印象便不佳，他们认为中国大而虚弱，没有法治等。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土两国会对方语言的人并不多，直接交流不足，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消息往往转载自西方媒体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而他们大多对中国带有政治偏见，导致土耳其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存在非常严重的偏差和错误。根据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二十国集团中，土耳其成为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与此同时，对土耳其也存在负面态度，据2015年7月中国环球网的调查表明，在土耳其发生反华事件发生后，中国六成
网民对土耳其印象也不佳。对于中土双方在“一带一
路”的倡议和合作方面，土耳其普通公众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聚集所谓的“维吾尔问题”，并以西方性和优越感自居，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上偏差，极易引致双方态度的冷漠甚至误解，从而构成双方经贸合作的风险。
4结论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土耳其间的经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而言，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契合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面临着经济、政治、人文交流等种种困难和挑战。双方需要协作努力，携手前行，扬长避短或补短，共同克服困难。中土双方需要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互访、政策沟通和协商、提高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在经济上，从双方需求出发，务实合作，提高项目合作成功率，切实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加强合作宣传，提升人文关怀，增进民间交往，使双方人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彼此，了解共同经济利益所在。相信中土双方一定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打造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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