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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年末提出以来，至今已有5年多。“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及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坚实有力的成效。就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之际，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预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需求侧改革”一提出，便引发舆论关注和市场热议。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引领发展的力量，那么进入“十四五”时期，则将更加重视供需两侧的协同发力。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此表述为“两个坚持”：一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二是“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逻辑落点在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以需求牵引供给。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供需两侧融通协同中，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带来了大量的项目机会。
激活新动能：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发力
需求和供给这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彼此促进。需求侧关注的是“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侧关注的则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企业家才能、数据等。两者构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双轮”。
如果说供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那么需求则是经济常态化发展的基础动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变化及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注重需求侧管理，无疑是相机抉择之举。中央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更精准地从供需两侧发力，以创新供给不断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供给升级，使稳增长与调结构相互促进，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换言之，基于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外环境的客观研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供需两侧融通协同是必然选择，而重点是推进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
消费是经济大循环的“压舱石”。在稳定外部需求的同时，我们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尽管我国传统人口优势正在消退，但在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城镇化及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还有可挖掘的巨大潜力。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催生的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供应链整合和渠道营销创新带来的消费新模式、新服务，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与新力量。
科技是经济大循环的“驱动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据成为举足轻重的新生产要素。我国要在新基建牵引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为抓手，补短板与锻长板齐头并进，助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迁。而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将加快突破硬核科技和卡脖子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将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提升结合起来，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从微观机理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形势等变量影响，短期的需求萎缩可能是需求的变化或转移，如线下转向线上，以及品类或平台间的转移。因此，有效整合和运用好相关政策、技术、模式、场景等要素，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企业供给能力，满足用户独特需求，成为保持战略定力、挖掘内需潜力的关键恒量，也是企业在双循环格局下赢得先机的不二法则。
开辟新市场：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
在需求侧改革的环境下，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两个议题，新基建与新消费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供需两侧的融通协同离不开具体的项目载体，推进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实现项目价值的可验证路径。
以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从建设基础设施到满足终端消费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此期间，市场实践中又会分解出来若干个具体项目，这些项目形成价值闭环的过程，就是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过程。
应当明确的是，新基建并非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权宜之计，尽管疫情影响客观上加快了其前进步伐。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基建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加快释放，尤其是为拓展消费市场提供了平台基础。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纽带，新基建与新消费有了同频共振的基础。疫情之下，总需求中的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有所萎缩，房地产依然在调控中，很大程度上只有消费和基建投资可以发力。其中，消费处于恢复状态，基建则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短期看，消费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两者可产生共振，暂时不构成闭环；但中长期看，新基建建完后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当中服务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等与终端消费者并不直接相关，但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则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
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消费端将产生积极变化。例如，对于企业而言，5G直接带来的效用是带宽与传输效率的大幅上升。对直播和短视频社交行业而言，其成本最高之处，是摊付越来越高的带宽费用，而5G的普及会大幅降低網络延迟时间，相对带宽成本也会大幅下降，在为企业减轻成本压力的同时提高效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基建支撑的人工智能、5G、数据处理等将惠及普通生活服务，也将更懂消费者心理，根据消费者需求倒逼企业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然后继续向上游逆向重塑供应链，这也是面向企业客户（2B）领域的下一个十年目标及新消费的逻辑起点。
探索新空间：湾区新经济引领项目布局
需求侧改革着眼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在此过程中，我国通过从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调整供需关系，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是未来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并专节阐述“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中长期来看，在湾区范畴内，除了国家战略已明确部署且被寄予厚望的粤港澳大湾区，站在我国经济全局观察，事实上还有其他具备一定的新经济发展潜质的湾区，也正在蓄势待发。
比如，近年来有专家提出“推动构建环渤海大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南北呼应。环渤海大湾区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区、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等区域多个城市，区域内人才基础雄厚、交通便利、工业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而在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浙沪两地围绕湾区经济开发动作频繁，若以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地联手打造“环杭州湾大湾区”，或将成为下一片湾区热土。此外就是相对沉寂的广西北部湾，作为西部唯一沿海地区及中国—东盟合作大通道，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力点。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沿海湾区，也有一些地区谋划发展沿河沿江的内陆湾区。比如，“两江四岸”（长江、嘉陵江，南滨路、长滨路、嘉滨路、北滨路）就是重庆在城市层面上打造内陆湾区经济带、塑造国际性大都市形象、提升国际化地位的重要举措。还有基于黄河经由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5省（区）接壤地带所形成的经济地理特点，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速为契机，提出建设“黄河几字湾区”的动议。
从美日等国家的湾区经济在加速发展时期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无不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入，无不构建高效集疏运体系和信息设施，无不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可以说，发展湾区新经济，无论对于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项目布局而言，都具有中长期的风向标意义。
结语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本文分别从新动能、新市场、新空间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需求侧与供给侧融通协同的逻辑机理及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实现路径，并以湾区新经济为例展望了未来城镇化空间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大势。企业和项目管理者只要牢牢抓住“十四五”时期新的战略机遇，激活蕴藏其中的巨大需求，挖掘项目机会并做好周密布局，就一定能大有作为。
朱克力，经济学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亚太人工智能学会首席经济学家，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引领发展的力量，那么进入“十四五”时期，则将更加重视供需两侧的协同发力。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此表述为“两个坚持”：一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二是“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逻辑落点在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以需求牵引供给。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供需两侧融通协同中，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带来了大量的项目机会。
激活新动能：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发力
需求和供给这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彼此促进。需求侧关注的是“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侧关注的则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企业家才能、数据等。两者构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双轮”。
如果说供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那么需求则是经济常态化发展的基础动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变化及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注重需求侧管理，无疑是相机抉择之举。中央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更精准地从供需两侧发力，以创新供给不断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供给升级，使稳增长与调结构相互促进，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换言之，基于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外环境的客观研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供需两侧融通协同是必然选择，而重点是推进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
消费是经济大循环的“压舱石”。在稳定外部需求的同时，我们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尽管我国传统人口优势正在消退，但在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城镇化及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还有可挖掘的巨大潜力。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催生的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供应链整合和渠道营销创新带来的消费新模式、新服务，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与新力量。
科技是经济大循环的“驱动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据成为举足轻重的新生产要素。我国要在新基建牵引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为抓手，补短板与锻长板齐头并进，助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迁。而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将加快突破硬核科技和卡脖子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将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提升结合起来，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从微观机理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形势等变量影响，短期的需求萎缩可能是需求的变化或转移，如线下转向线上，以及品类或平台间的转移。因此，有效整合和运用好相关政策、技术、模式、场景等要素，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企业供给能力，满足用户独特需求，成为保持战略定力、挖掘内需潜力的关键恒量，也是企业在双循环格局下赢得先机的不二法则。
开辟新市场：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
在需求侧改革的环境下，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两个议题，新基建与新消费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供需两侧的融通协同离不开具体的项目载体，推进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实现项目价值的可验证路径。
以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从建设基础设施到满足终端消费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此期间，市场实践中又会分解出来若干个具体项目，这些项目形成价值闭环的过程，就是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过程。
应当明确的是，新基建并非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权宜之计，尽管疫情影响客观上加快了其前进步伐。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基建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加快释放，尤其是为拓展消费市场提供了平台基础。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纽带，新基建与新消费有了同频共振的基础。疫情之下，总需求中的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有所萎缩，房地产依然在调控中，很大程度上只有消费和基建投资可以发力。其中，消费处于恢复状态，基建则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短期看，消费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两者可产生共振，暂时不构成闭环；但中长期看，新基建建完后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当中服务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等与终端消费者并不直接相关，但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则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
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消费端将产生积极变化。例如，对于企业而言，5G直接带来的效用是带宽与传输效率的大幅上升。对直播和短视频社交行业而言，其成本最高之处，是摊付越来越高的带宽费用，而5G的普及会大幅降低網络延迟时间，相对带宽成本也会大幅下降，在为企业减轻成本压力的同时提高效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基建支撑的人工智能、5G、数据处理等将惠及普通生活服务，也将更懂消费者心理，根据消费者需求倒逼企业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然后继续向上游逆向重塑供应链，这也是面向企业客户（2B）领域的下一个十年目标及新消费的逻辑起点。
探索新空间：湾区新经济引领项目布局
需求侧改革着眼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在此过程中，我国通过从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调整供需关系，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是未来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并专节阐述“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中长期来看，在湾区范畴内，除了国家战略已明确部署且被寄予厚望的粤港澳大湾区，站在我国经济全局观察，事实上还有其他具备一定的新经济发展潜质的湾区，也正在蓄势待发。
比如，近年来有专家提出“推动构建环渤海大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南北呼应。环渤海大湾区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区、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等区域多个城市，区域内人才基础雄厚、交通便利、工业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而在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浙沪两地围绕湾区经济开发动作频繁，若以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地联手打造“环杭州湾大湾区”，或将成为下一片湾区热土。此外就是相对沉寂的广西北部湾，作为西部唯一沿海地区及中国—东盟合作大通道，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力点。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沿海湾区，也有一些地区谋划发展沿河沿江的内陆湾区。比如，“两江四岸”（长江、嘉陵江，南滨路、长滨路、嘉滨路、北滨路）就是重庆在城市层面上打造内陆湾区经济带、塑造国际性大都市形象、提升国际化地位的重要举措。还有基于黄河经由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5省（区）接壤地带所形成的经济地理特点，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速为契机，提出建设“黄河几字湾区”的动议。
从美日等国家的湾区经济在加速发展时期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无不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入，无不构建高效集疏运体系和信息设施，无不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可以说，发展湾区新经济，无论对于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项目布局而言，都具有中长期的风向标意义。
结语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本文分别从新动能、新市场、新空间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需求侧与供给侧融通协同的逻辑机理及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实现路径，并以湾区新经济为例展望了未来城镇化空间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大势。企业和项目管理者只要牢牢抓住“十四五”时期新的战略机遇，激活蕴藏其中的巨大需求，挖掘项目机会并做好周密布局，就一定能大有作为。
朱克力，经济学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亚太人工智能学会首席经济学家，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