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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书画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看着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甚至千万的拍卖成交价,书画经纪人张延凯动起了歪主意,他伪造名家的画作,利用拍卖公司不保真的条款,成功地将数百幅假画拍卖出去,狂捞上千万元的好处费。
2018年1月18日,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贩假冒名家书画作品案,扣押字画1165幅。一个以张延凯为首,从临摹名家书画作品、伪造真品收藏证书,到中间商倒卖、关系人代销为一体的制贩假冒书画作品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1997年张延凯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担任绘画老师,可是他放弃了铁饭碗只身来到广州,由于他在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他进入了一家设计公司,底薪800元,外加提成。在工作之余,他还接一些私活,赚取外快。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张延凯辞掉了工作,在深圳租了一个工作室,专门从事书画创作和销售。
2002年,张延凯参加广州一家拍卖行的拍卖会,看着别人的书画作品动不动就能卖到几万元羡慕不已,特别是一幅张大千的画起拍价为200万,竞拍人踊跃叫价,最后成交价竟然达到440万元。看着疯狂的竞拍人,张延凯纳闷:根据他的判断这幅画很可能是假画。“我的一幅画卖3000元,而一幅假画竟然卖了440万!”张延凯再也不能平静了,“要是我能弄到一幅张大千的画还不发大财了?”
之后一段时间,张延凯通过网络下载了张大千的很多画作,接着又到书店买了关于张大千的书籍,认真地分析他画作的风格、用笔、用墨,以及画面的布局。经过半年的练习,张延凯临摹得八九不离十了。可是张大千的画风可以临摹,他的印章却成了问题。再三考虑之后,张延凯将张大千画册作品的印章裁剪下来,制成假印章模板,然后将这些模板在印章门店里雕刻成假印章。
“大功告成!”看着出自自己之手的张大千的作品,张延凯陶醉其中。有一次电视台举行鉴宝节目,张延凯报名参加了,本来他只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出人意料的是,鉴定人员在简单地鉴定之后,认定作品是张大千的真迹,市场估价200万元。张延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自己炮制出来的赝品竟然逃过了鉴定人员的法眼,这说明自己的造假水平已经过关了。
兴奋的张延凯将画作交给了一家拍卖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作品能拍出好价格,最好能找到权威人士开具的证书,另外这幅画还要有一个从创作到现在传承有序的故事。找权威人士开证书对于张延凯有点难处,可是杜撰故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很快他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半个月后,张延凯的假画以120万成交。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让张延凯感觉像做梦,也害怕了好一阵子,生怕买家发现是赝品找上门来,可是一直都風平浪静。
旗开得胜,张延凯除了模仿张大千的画作,他还临摹起了李可染的画作。半年后,他拿着一幅模仿的画作,请求李可染的后人鉴定,可是很快他的画作就被认定为赝品,在张延凯的死缠烂打下,对方给出了赝品的几个依据。虽然费了半年时间临摹的作品被识破了,但是这趟也没有白走,因为他知道了李可染的家人也是凭借着李可染画画时的几个习惯来判断画作的真伪,而这些隐密性的东西是书籍和文章所没有曝光的。
又是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张延凯再次拿着画作出现在李可染后人面前鉴定时,竟然蒙混过关了。在张延凯的要求下,他还拿着画作和李可染的家人照了一张合影。
这张合影成了画作出自李可染之手的最好证明,一个月后,张延凯拿到了143万。有了钱,他也开始收藏一些张大千和李可染的作品,可是他看上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升值空间,而是这些作品上两人的印章。虽然张延凯仿制了两人的印章,有经验的鉴定大师还是会发现问题的。再者张大千和李可染有些题材的作品并不都能卖高价,他可以“移花接木”把真画的印章移植到假画去,再由裱画师傅把两者拼接起来,鉴定人员如果不通过特殊手段,很难发现这是拼接的假画。
就在张延凯准备大干一场时,他送到拍卖行的画作被退了回来。第二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拍卖行廖经理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含蓄地说:“其实在这一行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委托的画不是不可以拍,但是就看你怎么运作了!”张延凯觉得事情还有转机,于是好奇地问:“你们打算怎么运作?”经理没有细说,只是邀请张延凯到一家茶楼详谈。
张延凯赶到茶楼,对方自我介绍说叫廖江华,在拍卖行里担任业务部经理。廖江华递给张延凯一份合同,“如果同意我们的条款,保证今后你好我好。”张延凯认真地看了合同的条款,按照合同细则,他提供画作,然后和拍卖行五五分成。看到张延凯犹豫的样子,廖江华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以为你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之前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我们合作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会利用一切资源,保证让你的画拍出去!”
能够攀上廖江华,张延凯自然求之不得。之后一段时间,他先后将三张张大千和李可染的画作交给了廖江华,在廖江华的运作下,不仅杜撰了这几幅画的传承有序的收藏故事,还在一家书画报刊上大作宣传,把这些伪作和真迹照片混在一起。拍卖的时候,廖江华又请了一些托,好烘托拍卖的气氛。其中李可染的一幅画从20万元,迅速上升到了60万。
张延凯通过廖江华的电话“直播”了解着拍卖的情况。就这样,最后三幅作品都成交,而张延凯分到了100万,虽然被廖江华和拍卖行拿去了100万,可是这让他看到了一条比他单干更安全的“致富”之路。
有了廖江华的幕后操作,张延凯要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以假乱真,在掌握了张大千和李可染的绘画技巧之后,张延凯又广开财路,开始临摹高剑父和黎雄才等岭南画派的作品。
很快,张延凯就发现,这两个画家的作品临摹起来很难,更主要的是,这两个画家在广东还有不少传人,比较容易看出画作的真假。 在临摹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进展之后,张延凯又专攻临摹范曾的书画,范曾在书画界非常出名,书画的价格早就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
可是当张延凯临摹了几幅画准备通过廖江华拍卖出去时,廖江华却建议他先买几幅范曾的真迹,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达到鱼目混珠。廖江华告诉张延凯,在拍卖行这是一贯的做法,“对于存世画家的作品,藏家还是警惕的,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不但可以请专家鉴定,还可以上门找画家自己鉴定。”几天后,张延凯亲自提着数十万从范曾那里买到了几幅真迹。接着,他将真迹和伪作一起交给了廖江华,半个月后,两幅伪作和两幅真迹被拍卖出去,虽然张延凯没赚到什么钱,可是他手里掌握了范曾的两幅真迹,迟早可以将画作变现。
为了更加快速地赚钱,在和廖江华合作的同时,张延凯又主动找了几家拍卖行的业务经理进行合作,有的甚至是拍卖行的董事直接出面,直到这时张延凯才发现,拍卖公司利用拍卖法中“不担保真伪”等条款,将大多数拍卖行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销售假画、假艺术品的平台,而藏家即使发现画作是赝品,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没多久,张延凯就和10多家拍卖行达成了合作关系,而他通过拍卖出去的画作达到320幅,非法获利达到千万元。颇为搞笑的是,有了钱,他利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大肆宣传自己,成为知名的画家和收藏家。
有了这身伪装,张延凯的伪作生意运作得更为驾轻就熟了。有一次,他接到一个藏家的邀请对他的藏画进行鉴定,他很快发现其中的三幅是赝品,看到对方失望的样子,张延凯马上表示,虽然是伪作,但是他可以买下这些画作。对方表示既然是伪作,他买下来干什么,张延凯笑而不语。买下画作之后,张延凯立刻联系了廖江华,通过拍卖成功将画卖了出去,净赚30万元。这次成功的运作让张延凯忽然意识到,之前他亲自伪造画作还是充满危险,而现在他只要穿针引线,低价从藏家那里弄到画作,然后通过廖江华的运作,他同样可以广进财源。
一段时间以后,张延凯发现了更大的商机,在给别人鉴定时来一个颠倒黑白,明明是真迹的他鉴定为伪作,然后游说藏家低价买进,然后到异地高价卖出。有一次,他接藏家高俊的电话,对两幅范曾的画作进行鉴定,在画作前徘徊了十几分钟,用放大镜仔细看了几圈之后,他表示其中的一幅画是仿作,张延凯振振有词的说出了依据:“据我了解,范曾的印章周围是圆润的,而这幅画则是呈现出方形。”在张延凯的口若悬河下,对方只好自认倒霉。看到时机成熟,张延凯马上表示,“虽然这幅画是赝品,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模仿者有几分功底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出一万元买下来。”看到赝品还能卖出,对方自然欣然答应。
回到家里,张延凯仔细地看了画作,他可以断定这幅画是范曾的真迹,之所以印章和其它的画作不同,很可能是他盖章时用力侧向了一方,故而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情形。陶醉不已的张延凯立刻联系了深圳一家拍卖行的业务员。一个月后,画作成功拍出。
然而就在张延凯兴奋着等待着拍卖款进入自己账户时,他却等来了警察。原来,碰巧的是当初卖他画作的藏家也参加了拍卖会,他亲眼见到了画作的拍卖全过程,特别是看到画作拍出了15万的高价之后,他立刻联系了拍卖行的鉴定师,确认了这幅画作出自范曾之手,他感觉给骗了,于是报了警。虽然张延凯通过朋友送拍,可是警方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掌握了作为幕后的他。
在诸多证据面前,张延凯很快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他通过临摹作品、伪造鉴定证书、为假作品题款等方式完成书画的“制假,随后通过自己或中间人联系等方式将假书画作品卖给他人,或送至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另外,他和多家拍卖行的经理、董事合作的事情也完全曝光。
对于张延凯的犯罪行为,笔者采访资深收藏界人士刘杰,他表示这几年假画层出不穷,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拍卖以来,到现在共拍了齐白石的作品24000件,其中96%左右是假的,因为齐白石一生只创作1万多件作品,很大一部分在各大博物馆收藏,还有一部分在大收藏家手上收藏,除去这一部分,在市场上流通的真迹是很少的。而李可染一生中只画了一千多张,而現在市场拍了一万两千张,假的也占95%以上。”
根据《拍卖法》第61条第2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此条款本来是针对一些很难掌握真伪及品质的特定拍卖标的(如文物艺术品),很难要求拍卖人与委托人百分之百地为此承担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此条款已经被一些人利用,作为“挡箭牌”,知假卖假。对此,刘杰建议道,“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对从业人员普遍进行法治教育;另一方面,建议对著作权法、拍卖法以及拍卖公司的相应行政法规,特别是拍卖公司关于拍卖作品的真实性方面的规定,要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关于拍卖市场成熟的法律法规加以借鉴,来规范拍卖公司。”
编辑郑佳慧
2018年1月18日,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贩假冒名家书画作品案,扣押字画1165幅。一个以张延凯为首,从临摹名家书画作品、伪造真品收藏证书,到中间商倒卖、关系人代销为一体的制贩假冒书画作品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步步为营
1997年张延凯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担任绘画老师,可是他放弃了铁饭碗只身来到广州,由于他在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他进入了一家设计公司,底薪800元,外加提成。在工作之余,他还接一些私活,赚取外快。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张延凯辞掉了工作,在深圳租了一个工作室,专门从事书画创作和销售。
2002年,张延凯参加广州一家拍卖行的拍卖会,看着别人的书画作品动不动就能卖到几万元羡慕不已,特别是一幅张大千的画起拍价为200万,竞拍人踊跃叫价,最后成交价竟然达到440万元。看着疯狂的竞拍人,张延凯纳闷:根据他的判断这幅画很可能是假画。“我的一幅画卖3000元,而一幅假画竟然卖了440万!”张延凯再也不能平静了,“要是我能弄到一幅张大千的画还不发大财了?”
之后一段时间,张延凯通过网络下载了张大千的很多画作,接着又到书店买了关于张大千的书籍,认真地分析他画作的风格、用笔、用墨,以及画面的布局。经过半年的练习,张延凯临摹得八九不离十了。可是张大千的画风可以临摹,他的印章却成了问题。再三考虑之后,张延凯将张大千画册作品的印章裁剪下来,制成假印章模板,然后将这些模板在印章门店里雕刻成假印章。
“大功告成!”看着出自自己之手的张大千的作品,张延凯陶醉其中。有一次电视台举行鉴宝节目,张延凯报名参加了,本来他只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出人意料的是,鉴定人员在简单地鉴定之后,认定作品是张大千的真迹,市场估价200万元。张延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自己炮制出来的赝品竟然逃过了鉴定人员的法眼,这说明自己的造假水平已经过关了。
兴奋的张延凯将画作交给了一家拍卖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作品能拍出好价格,最好能找到权威人士开具的证书,另外这幅画还要有一个从创作到现在传承有序的故事。找权威人士开证书对于张延凯有点难处,可是杜撰故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很快他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半个月后,张延凯的假画以120万成交。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让张延凯感觉像做梦,也害怕了好一阵子,生怕买家发现是赝品找上门来,可是一直都風平浪静。
旗开得胜,张延凯除了模仿张大千的画作,他还临摹起了李可染的画作。半年后,他拿着一幅模仿的画作,请求李可染的后人鉴定,可是很快他的画作就被认定为赝品,在张延凯的死缠烂打下,对方给出了赝品的几个依据。虽然费了半年时间临摹的作品被识破了,但是这趟也没有白走,因为他知道了李可染的家人也是凭借着李可染画画时的几个习惯来判断画作的真伪,而这些隐密性的东西是书籍和文章所没有曝光的。
又是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张延凯再次拿着画作出现在李可染后人面前鉴定时,竟然蒙混过关了。在张延凯的要求下,他还拿着画作和李可染的家人照了一张合影。
这张合影成了画作出自李可染之手的最好证明,一个月后,张延凯拿到了143万。有了钱,他也开始收藏一些张大千和李可染的作品,可是他看上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升值空间,而是这些作品上两人的印章。虽然张延凯仿制了两人的印章,有经验的鉴定大师还是会发现问题的。再者张大千和李可染有些题材的作品并不都能卖高价,他可以“移花接木”把真画的印章移植到假画去,再由裱画师傅把两者拼接起来,鉴定人员如果不通过特殊手段,很难发现这是拼接的假画。
沆瀣一气
就在张延凯准备大干一场时,他送到拍卖行的画作被退了回来。第二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拍卖行廖经理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含蓄地说:“其实在这一行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委托的画不是不可以拍,但是就看你怎么运作了!”张延凯觉得事情还有转机,于是好奇地问:“你们打算怎么运作?”经理没有细说,只是邀请张延凯到一家茶楼详谈。
张延凯赶到茶楼,对方自我介绍说叫廖江华,在拍卖行里担任业务部经理。廖江华递给张延凯一份合同,“如果同意我们的条款,保证今后你好我好。”张延凯认真地看了合同的条款,按照合同细则,他提供画作,然后和拍卖行五五分成。看到张延凯犹豫的样子,廖江华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以为你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之前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我们合作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会利用一切资源,保证让你的画拍出去!”
能够攀上廖江华,张延凯自然求之不得。之后一段时间,他先后将三张张大千和李可染的画作交给了廖江华,在廖江华的运作下,不仅杜撰了这几幅画的传承有序的收藏故事,还在一家书画报刊上大作宣传,把这些伪作和真迹照片混在一起。拍卖的时候,廖江华又请了一些托,好烘托拍卖的气氛。其中李可染的一幅画从20万元,迅速上升到了60万。
张延凯通过廖江华的电话“直播”了解着拍卖的情况。就这样,最后三幅作品都成交,而张延凯分到了100万,虽然被廖江华和拍卖行拿去了100万,可是这让他看到了一条比他单干更安全的“致富”之路。
有了廖江华的幕后操作,张延凯要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以假乱真,在掌握了张大千和李可染的绘画技巧之后,张延凯又广开财路,开始临摹高剑父和黎雄才等岭南画派的作品。
很快,张延凯就发现,这两个画家的作品临摹起来很难,更主要的是,这两个画家在广东还有不少传人,比较容易看出画作的真假。 在临摹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进展之后,张延凯又专攻临摹范曾的书画,范曾在书画界非常出名,书画的价格早就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
可是当张延凯临摹了几幅画准备通过廖江华拍卖出去时,廖江华却建议他先买几幅范曾的真迹,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达到鱼目混珠。廖江华告诉张延凯,在拍卖行这是一贯的做法,“对于存世画家的作品,藏家还是警惕的,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不但可以请专家鉴定,还可以上门找画家自己鉴定。”几天后,张延凯亲自提着数十万从范曾那里买到了几幅真迹。接着,他将真迹和伪作一起交给了廖江华,半个月后,两幅伪作和两幅真迹被拍卖出去,虽然张延凯没赚到什么钱,可是他手里掌握了范曾的两幅真迹,迟早可以将画作变现。
为了更加快速地赚钱,在和廖江华合作的同时,张延凯又主动找了几家拍卖行的业务经理进行合作,有的甚至是拍卖行的董事直接出面,直到这时张延凯才发现,拍卖公司利用拍卖法中“不担保真伪”等条款,将大多数拍卖行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销售假画、假艺术品的平台,而藏家即使发现画作是赝品,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没多久,张延凯就和10多家拍卖行达成了合作关系,而他通过拍卖出去的画作达到320幅,非法获利达到千万元。颇为搞笑的是,有了钱,他利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媒体大肆宣传自己,成为知名的画家和收藏家。
疯狂灭亡
有了这身伪装,张延凯的伪作生意运作得更为驾轻就熟了。有一次,他接到一个藏家的邀请对他的藏画进行鉴定,他很快发现其中的三幅是赝品,看到对方失望的样子,张延凯马上表示,虽然是伪作,但是他可以买下这些画作。对方表示既然是伪作,他买下来干什么,张延凯笑而不语。买下画作之后,张延凯立刻联系了廖江华,通过拍卖成功将画卖了出去,净赚30万元。这次成功的运作让张延凯忽然意识到,之前他亲自伪造画作还是充满危险,而现在他只要穿针引线,低价从藏家那里弄到画作,然后通过廖江华的运作,他同样可以广进财源。
一段时间以后,张延凯发现了更大的商机,在给别人鉴定时来一个颠倒黑白,明明是真迹的他鉴定为伪作,然后游说藏家低价买进,然后到异地高价卖出。有一次,他接藏家高俊的电话,对两幅范曾的画作进行鉴定,在画作前徘徊了十几分钟,用放大镜仔细看了几圈之后,他表示其中的一幅画是仿作,张延凯振振有词的说出了依据:“据我了解,范曾的印章周围是圆润的,而这幅画则是呈现出方形。”在张延凯的口若悬河下,对方只好自认倒霉。看到时机成熟,张延凯马上表示,“虽然这幅画是赝品,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模仿者有几分功底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出一万元买下来。”看到赝品还能卖出,对方自然欣然答应。
回到家里,张延凯仔细地看了画作,他可以断定这幅画是范曾的真迹,之所以印章和其它的画作不同,很可能是他盖章时用力侧向了一方,故而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情形。陶醉不已的张延凯立刻联系了深圳一家拍卖行的业务员。一个月后,画作成功拍出。
然而就在张延凯兴奋着等待着拍卖款进入自己账户时,他却等来了警察。原来,碰巧的是当初卖他画作的藏家也参加了拍卖会,他亲眼见到了画作的拍卖全过程,特别是看到画作拍出了15万的高价之后,他立刻联系了拍卖行的鉴定师,确认了这幅画作出自范曾之手,他感觉给骗了,于是报了警。虽然张延凯通过朋友送拍,可是警方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掌握了作为幕后的他。
在诸多证据面前,张延凯很快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他通过临摹作品、伪造鉴定证书、为假作品题款等方式完成书画的“制假,随后通过自己或中间人联系等方式将假书画作品卖给他人,或送至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另外,他和多家拍卖行的经理、董事合作的事情也完全曝光。
对于张延凯的犯罪行为,笔者采访资深收藏界人士刘杰,他表示这几年假画层出不穷,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拍卖以来,到现在共拍了齐白石的作品24000件,其中96%左右是假的,因为齐白石一生只创作1万多件作品,很大一部分在各大博物馆收藏,还有一部分在大收藏家手上收藏,除去这一部分,在市场上流通的真迹是很少的。而李可染一生中只画了一千多张,而現在市场拍了一万两千张,假的也占95%以上。”
根据《拍卖法》第61条第2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此条款本来是针对一些很难掌握真伪及品质的特定拍卖标的(如文物艺术品),很难要求拍卖人与委托人百分之百地为此承担责任,然而在现实中,此条款已经被一些人利用,作为“挡箭牌”,知假卖假。对此,刘杰建议道,“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对从业人员普遍进行法治教育;另一方面,建议对著作权法、拍卖法以及拍卖公司的相应行政法规,特别是拍卖公司关于拍卖作品的真实性方面的规定,要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关于拍卖市场成熟的法律法规加以借鉴,来规范拍卖公司。”
编辑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