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看做是类似于小说流派的存在，主要在于他们在共同的“流亡”知识分子身份下所书写的共同的东北故乡，以及在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失去家园的悲痛愤怒和丧失领土的忧郁焦灼。在他们的关于东北故乡的书写中，呈现出乡土小说的“三画”式描写，东北故乡的想象构建和家国一体的特征；而他们作品所传达出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有着并不单一的倾向，一方面呈现出以国家叙事表现出的激昂的家国大义，另一方面则在继承启蒙精神的立足点上进行国民性的民族考量。
　　一、“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东北书写
　　东北作家群流亡的过程中对故乡的感受是不同的，是变化的，这样的不同和变化使得作家们自我和故乡在物质（实际）和精神上的距离被拉开 ，这就形成了他们旁观者的姿态，也就形成了作家们对故乡东北的想象。在作家们对东北的想象书写中，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东北故乡的记忆原型在作家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描绘和重构故乡形象时，他们的书写呈现出了类似于乡土文学的“三画四彩”的外形、内质特点 。因此，乡土小说研究者丁帆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了二十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之中，并且称在他們的小说创作中，“乡土小说是颇有成就的一个方面” ，这就主要得益于作家心目中的那个故乡世界的真实记忆。
　　东北大地在他们的笔下是粗野沉郁而又满蕴着自然的力量的，这样一幅风景画虽然掺入了作家的想象构建，但总体上是东北大地性格的较为真实的再现。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形容东北的雨急遽而没有温情，端木蕻良在《北风》中形容东北的风像要吞噬一切、淹没一切似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形容东北严冬能把一切都冻裂。东北作家群流亡小说中关于东北地域环境描写是原始而充满野性的，充满着一种壮丽雄奇之美。
　　东北的风情民俗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有：春节、跳大神、赶庙会、野台子戏、放河灯等等。关于这些习俗作家流露出了不同的情感倾向，骆宾基的《幼年》写春节备置物品是勾起作家人生中的美好回忆；关于跳大神的描写，端木蕻良表现更多的是神秘色彩，而萧红更多的则是从民间习俗透视国民性问题。
　　“乡愁”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情结母题，无论是鲁迅从国民性启蒙的立场上关照乡村，还是沈从文从坚持人性追求健康的审美的角度回望湘西世界，都寄寓了作家的观念立场。在“流亡者”的身份话语下，故乡东北的面目蒙上了一层苦难狰狞，而这苦难和狰狞则正是作家们在日寇侵华、故乡沦陷的外部压迫和民众怯懦蒙昧国民根性的双重影响下所必须呈现的面貌，这样的“东北”才能凸显出启蒙和救亡的思想意识。
　　二、东北作家群爱国主义的复杂性
　　自从这批“流亡者”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爱国主义”无可置疑地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标签，但在这样笼统的判断之下，他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首先，比较明朗、好辨认的是东北作家群作家以抗战叙事所表现出来的激昂的家国大义。故土的沦陷、日寇的烧杀抢掠，作为流亡者，作家们记忆中的东北是哀痛的，充满血泪的，这样的故乡比起一般作家的无论是田园牧歌式的归属家园还是还乡不能离乡也不能的精神家园，虽然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承担，也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乡愁”，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园——东北，作为最早沦丧的国土，又具有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独特意义，因此作家所表现的更着重的在于民族哀痛的爱国意识上。
　　这样的爱国情感书写不仅仅出自于作家自身的经验和情感倾向——他们作为流亡知识分子从情感上、理智上都理应为爱国主义代言，因此，这批东北作家流亡到关内之后基本上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另外，这样的书写也是时代的期待，新文学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后的左翼文学已经逐步有了政党式的领导作用，时代需要东北作家群加入这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主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东战场别动队》、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都是如此。这些作品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纳入到抗战文艺中。
　　三、结论
　　东北作家群作家们作为丧失故土的流亡者对于东北的想象融入了民族意识，呈现出家与国缠绕不可分割的态势，也存在着相异的情感支撑点，而由写作透露出的对于爱国主义也不尽相同，有从国家—政权的出发点呈现爱国价值，也有从人—国家的永恒支点呈现爱国价值。以上就是从书写题材（东北故乡）和思想特质（爱国主义）分析了东北作家群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流派的存在的特殊性。（作者单位为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