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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该著融科学性和前沿性于一体，在对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梳理、敦煌学理论的建构、敦煌学学术史的撰写以及未来敦煌学发展趋向的展望等方面，都有重要创获，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敦煌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当代中國敦煌学研究（1949—2019）》;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学术史;敦煌写本学
中图分类号：K870.6;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154-05
Abstract：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1949—2019） is an important work that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made in Chinese Dunhuang Studie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ook combines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and cutting edge methodology to review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cademic history， and current trends in the discipline. The authors provide an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construct a basic the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make a series of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discipline. This tex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1949—2019）; the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manuscripts
郝春文教授等撰写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以下简称《当代》）[1]。该著在对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梳理、敦煌学理论的建构与思考以及未来敦煌学发展趋向的展望等方面，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颇具启发和指导意义。
《当代》结构严谨，体例新颖，全书分上、中、下3篇，共11章。前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作为全书的时间坐标，提出了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层次清晰，时代感、画面感十分强烈，突显出提纲挈领的作用。正文紧扣前言的“四分法”，按照时间顺序，整合为改革开放以前、新时期、转型期三个历史分期，分别对应上篇、中篇、下篇，依次论述三个时期的敦煌学成就，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蔚为大观。结语《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强调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力求在“三新”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书后附有研究者姓名索引，方便读者进一步核查和检索。
从题目来看，《当代》是全面反映中国当代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巨著。1949—2019的起止年限，表明该书也是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但实际上，《当代》从敦煌学的诞生年（1909）写起，对新中国成立前（1949）的敦煌学研究也作了系统的论述，因此可以说，《当代》是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全面总结，包括对各个时期敦煌学成果及其时代特征的系统评述。这在全书的上篇“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中篇“敦煌学的腾飞”和下篇“转型期的敦煌学”都有生动的体现。以上篇第二章“1909—1949年的敦煌学研究”为例，作者指出1909—1930年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其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31—1949年是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时期，在归义军史、宗教史、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都有推进，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敦煌文献在一定范围内的丰富和扩大。特别是王重民、向达等学者亲赴巴黎、伦敦，通过查阅、抄录、拍照等方式，接触到相当数量的英藏、法藏文书，使得敦煌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拓宽敦煌学研究领域，深入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及特点，可以看出敦煌资料的拓展对于推进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称道者，全书是一部旨在反映各个时期中国敦煌学发展路径及研究特色的著作，但在具体的写作中渗透着浓郁的国际视野。比如第三章“1949—1978年的敦煌学研究”，表面看来是中国敦煌学成果的评述，但实际上仍与日本和西方学者相比较，指出中国学者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在社会经济方面，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法日等国。这种国际层面的敦煌学比较，客观反映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的某些方面发展略显迟滞的真实状况。
敦煌学是国际显学。中国敦煌学走向世界，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国际视野。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讲话，提到“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2]。这不仅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中国敦煌学人的重要使命。《当代》通过对新时期和转型期敦煌学成就的全面回顾，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世界公认的带有总结性或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480。这一论断，极为精准地呼应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显示出作者高瞻远瞩的较高站位和纵横开阖的广阔视野。 《当代》对百余年来中国敦煌学成果的梳理，力求全面准确。作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其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科技与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与拓展，一些原来不为学界所关注的领域，比如敦煌文献的保存与修复、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监测，以及敦煌学理论的建构与探索等，都是新时期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对此都有准确的表述。尤其在中篇、下篇“敦煌艺术”的有关篇章中重点论述了“石窟保护”的内容，包括石窟环境监测、石窟加固、风沙防治、壁画病害及修复、石窟保护档案的编制等，这些以往为学界所忽视或关注不多的前沿问题，作者都给予特别的关照、仔细梳理，体现出全面、系统总结敦煌学成就并力求反映前沿性和科学性的追求。
从内容来看，《当代》以典型的案例、翔实的文字，梳理了各时期有关问题的学术脉络，向学界充分展示了学术史撰写的一般程式与基本路径。通常来说，学术史的梳理应从问题的提出写起，按照问题的推进、深入和全面讨论的逻辑，以时间先后为序，条分缕析，依次评述相关的研究论著，直至该问题当前的新进展。这种旨在勾勒学术脉络的梳理方式，是目前学界惯常采用的作法。《当代》的学术史撰写，作者在“后记”中提出了目录式、介绍式、学术史式和学理分析式依次递进的“四重境界”，强调要分析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并要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这种“学理式”的写法，在全书中有至为明确的体现。比如上篇第二章有关归义军和金山国的学术史梳理，作者指出孙楷第先生的两篇文章（《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西北各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料范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作者公布的资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1]73。这些画龙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上述论文在归义军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中篇第六章的王梵志诗研究，作者指出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尽管在校释方面存有瑕疵，但毕竟是“国内外对王梵志诗第一次全面整理辑校，首创之功仍不可没”。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增录了新见王梵志诗的内容，“将王梵志其人及其诗作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而新时期最重要成果当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该书的最大特点是“释文准确，解决了很多以往误读误释的文字”，成为目前最完备可靠的王梵志诗“全辑本”[1]211。这样的学理式分析，基本厘清了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特色及学术贡献，有助于增进学界对王梵志诗研究状况的准确了解。
早在2005年，荣新江教授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中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术史”[3]。随后，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指出，由于敦煌学的学术史的清理工作做得不够，导致原创性研究日益减少，重复性研究日益增多，因而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4]。现在看来，《当代》对敦煌学学术史的梳理与撰写，不仅有“四重境界”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有各重要论题梳理的具体实践，完全达到了“考镜源流”“辨别优劣”的标准与要求，因而可以视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学术史。
从特色来看，《当代》对敦煌学理论的建构和思考尤其精彩。全书的中篇和下篇分别是新时期和转型期敦煌学的论述，其中都设有“敦煌学理论与概说”的章节。大体涉及敦煌学内涵、定义及性质的探索、敦煌写本学、敦煌学史以及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等内容，显示出作者对于敦煌学学科性质及新世纪以来敦煌学向何处去的深刻思考。我们知道，敦煌学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纠结于“敦煌学”是否为一门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学科，因为学者关注不多总体呈现出理论薄弱的现象，由此也衍生出对于敦煌学性质及内涵的模糊认识。郝春文教授结合自己长时期的宏观思考，对敦煌学的内涵及其交叉学科的性质作了充分论述，强调敦煌学的空间范围应该限于历史时期的敦煌，“敦煌学是由在敦煌地域空间内交叉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新的学科体系”[5]，这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这一判断很好地解决了敦煌学的认识论问题，恰到好处地纠正了当前出现的一些敦煌学泛化的现象。
在敦煌学理论的探索中，《当代》对敦煌写本学的阐述引人瞩目，颇具启发意义。如所周知，百余年来学界在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方面孜孜不倦的耕耘与探索，不断丰富和深化了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比如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就是长期以来敦煌学人在对敦煌写本的文献学研究中，在关注写本的物质形态（如书法、纸张、印记、朱笔、签署、骑缝等信息）、装帧形式、正背关系、写本符号、写本断代、写本特征、写本辨伪及写本缀合等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而渐次形成的敦煌学新分支。面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当代》结合作者多年来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悟，以及对于实用文书与非实用文书、正式文本与随意抄写文本在性质和功用上的差异，从理论的层面对敦煌写本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分期及研究内容做了界定[6]，指出敦煌写本学重在关注敦煌手写文本的特点，如写本的材料（绢、纸）、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1]306。这些理论层面的论述一方面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写本学及写本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便于从性质上与古文书学相区别，为人们准确地理解敦煌写本，正确地利用敦煌写本提供方便。
应当说，《当代》的创获还有很多。比如第一章对国内外不同机构藏品数量、来源等情况的介绍和考察，得出“全世界的敦煌遗书总计70000多号（件）”，这应是一个最新的统计。对于英、法、中、俄、日五國所藏敦煌遗书的论述，作者征引丰富，涉及早期敦煌文物流散及有关藏品目录的著述，信息量极大。鉴于国内外公私机构藏品目录的刊布比较分散、读者难以检索和查阅不便的问题，本书尤为重视敦煌遗书目录的介绍并着力将新公布的有关散藏目录汇集、整合后统一著录，并对转型期的公私机构如中国书店、首都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傅斯年图书馆、滨田德海、务本堂、成贤斋等收藏的敦煌遗书亦有介绍，方便学者进一步利用与研究。正是基于馆藏目录有待更新、公私藏品目录切需整合的现状，作者在结语中说，编纂一部包括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已是敦煌学的当务之急。 近二十年来，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在敦煌资料的刊布工作即将完成之际，21世纪的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敦煌学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该如何转型？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 “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7]。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当代》指出，在资料的整理、刊布及目录编纂方面，在对敦煌资料的综合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但更为重要者，要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敦煌学新领域。这个“三新”的提法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经典论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如果说陈寅恪提出的“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重在强调“新材料”（敦煌遗书）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那么本书的“三新”无疑旨在表达“新范式”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引领意义。比如用写本学范式来研究敦煌写本即为一种可能的路径，而从文献学范式向历史学范式转换已有成功的范例。这些真知灼见，看似平淡无奇，但实则凝练了作者多年来敦煌学研究的真切感悟，也融入了郝教授近二十年来从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管理工作、推动敦煌学走向国际化的宝贵经验。总之，《当代》体大精深，视野开阔，融科学性和前沿性于一体，可以说是一部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发展历程和展望21世纪敦煌学发展趋向的重要著作。这部绕不过去的著作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敦煌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相信必将成为未来敦煌學子的案头必备之作。
参考文献：
[1]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J].求是，2020（3）：4-7.
[3]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J].历史研究，2005（4）：165-175.
[4]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G]//刘进宝.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1-97.
[5]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J].中国史研究，2009（3）：103-107.
[6]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2）：67-74.
[7]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J].中国民族，2005（1）：56-58.
关键词：《当代中國敦煌学研究（1949—2019）》;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学术史;敦煌写本学
中图分类号：K870.6;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154-05
Abstract：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1949—2019） is an important work that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made in Chinese Dunhuang Studie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ook combines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and cutting edge methodology to review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cademic history， and current trends in the discipline. The authors provide an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construct a basic the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make a series of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discipline. This text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1949—2019）; the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manuscripts
郝春文教授等撰写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以下简称《当代》）[1]。该著在对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梳理、敦煌学理论的建构与思考以及未来敦煌学发展趋向的展望等方面，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颇具启发和指导意义。
《当代》结构严谨，体例新颖，全书分上、中、下3篇，共11章。前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作为全书的时间坐标，提出了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层次清晰，时代感、画面感十分强烈，突显出提纲挈领的作用。正文紧扣前言的“四分法”，按照时间顺序，整合为改革开放以前、新时期、转型期三个历史分期，分别对应上篇、中篇、下篇，依次论述三个时期的敦煌学成就，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蔚为大观。结语《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强调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力求在“三新”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书后附有研究者姓名索引，方便读者进一步核查和检索。
从题目来看，《当代》是全面反映中国当代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巨著。1949—2019的起止年限，表明该书也是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但实际上，《当代》从敦煌学的诞生年（1909）写起，对新中国成立前（1949）的敦煌学研究也作了系统的论述，因此可以说，《当代》是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历程的全面总结，包括对各个时期敦煌学成果及其时代特征的系统评述。这在全书的上篇“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中篇“敦煌学的腾飞”和下篇“转型期的敦煌学”都有生动的体现。以上篇第二章“1909—1949年的敦煌学研究”为例，作者指出1909—1930年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其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31—1949年是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时期，在归义军史、宗教史、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都有推进，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敦煌文献在一定范围内的丰富和扩大。特别是王重民、向达等学者亲赴巴黎、伦敦，通过查阅、抄录、拍照等方式，接触到相当数量的英藏、法藏文书，使得敦煌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拓宽敦煌学研究领域，深入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及特点，可以看出敦煌资料的拓展对于推进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称道者，全书是一部旨在反映各个时期中国敦煌学发展路径及研究特色的著作，但在具体的写作中渗透着浓郁的国际视野。比如第三章“1949—1978年的敦煌学研究”，表面看来是中国敦煌学成果的评述，但实际上仍与日本和西方学者相比较，指出中国学者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在社会经济方面，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法日等国。这种国际层面的敦煌学比较，客观反映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的某些方面发展略显迟滞的真实状况。
敦煌学是国际显学。中国敦煌学走向世界，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国际视野。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讲话，提到“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2]。这不仅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中国敦煌学人的重要使命。《当代》通过对新时期和转型期敦煌学成就的全面回顾，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世界公认的带有总结性或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480。这一论断，极为精准地呼应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显示出作者高瞻远瞩的较高站位和纵横开阖的广阔视野。 《当代》对百余年来中国敦煌学成果的梳理，力求全面准确。作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其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科技与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与拓展，一些原来不为学界所关注的领域，比如敦煌文献的保存与修复、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监测，以及敦煌学理论的建构与探索等，都是新时期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对此都有准确的表述。尤其在中篇、下篇“敦煌艺术”的有关篇章中重点论述了“石窟保护”的内容，包括石窟环境监测、石窟加固、风沙防治、壁画病害及修复、石窟保护档案的编制等，这些以往为学界所忽视或关注不多的前沿问题，作者都给予特别的关照、仔细梳理，体现出全面、系统总结敦煌学成就并力求反映前沿性和科学性的追求。
从内容来看，《当代》以典型的案例、翔实的文字，梳理了各时期有关问题的学术脉络，向学界充分展示了学术史撰写的一般程式与基本路径。通常来说，学术史的梳理应从问题的提出写起，按照问题的推进、深入和全面讨论的逻辑，以时间先后为序，条分缕析，依次评述相关的研究论著，直至该问题当前的新进展。这种旨在勾勒学术脉络的梳理方式，是目前学界惯常采用的作法。《当代》的学术史撰写，作者在“后记”中提出了目录式、介绍式、学术史式和学理分析式依次递进的“四重境界”，强调要分析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并要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这种“学理式”的写法，在全书中有至为明确的体现。比如上篇第二章有关归义军和金山国的学术史梳理，作者指出孙楷第先生的两篇文章（《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西北各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料范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作者公布的资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1]73。这些画龙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上述论文在归义军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中篇第六章的王梵志诗研究，作者指出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尽管在校释方面存有瑕疵，但毕竟是“国内外对王梵志诗第一次全面整理辑校，首创之功仍不可没”。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增录了新见王梵志诗的内容，“将王梵志其人及其诗作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而新时期最重要成果当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该书的最大特点是“释文准确，解决了很多以往误读误释的文字”，成为目前最完备可靠的王梵志诗“全辑本”[1]211。这样的学理式分析，基本厘清了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特色及学术贡献，有助于增进学界对王梵志诗研究状况的准确了解。
早在2005年，荣新江教授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中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术史”[3]。随后，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指出，由于敦煌学的学术史的清理工作做得不够，导致原创性研究日益减少，重复性研究日益增多，因而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4]。现在看来，《当代》对敦煌学学术史的梳理与撰写，不仅有“四重境界”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有各重要论题梳理的具体实践，完全达到了“考镜源流”“辨别优劣”的标准与要求，因而可以视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学术史。
从特色来看，《当代》对敦煌学理论的建构和思考尤其精彩。全书的中篇和下篇分别是新时期和转型期敦煌学的论述，其中都设有“敦煌学理论与概说”的章节。大体涉及敦煌学内涵、定义及性质的探索、敦煌写本学、敦煌学史以及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等内容，显示出作者对于敦煌学学科性质及新世纪以来敦煌学向何处去的深刻思考。我们知道，敦煌学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纠结于“敦煌学”是否为一门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学科，因为学者关注不多总体呈现出理论薄弱的现象，由此也衍生出对于敦煌学性质及内涵的模糊认识。郝春文教授结合自己长时期的宏观思考，对敦煌学的内涵及其交叉学科的性质作了充分论述，强调敦煌学的空间范围应该限于历史时期的敦煌，“敦煌学是由在敦煌地域空间内交叉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新的学科体系”[5]，这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这一判断很好地解决了敦煌学的认识论问题，恰到好处地纠正了当前出现的一些敦煌学泛化的现象。
在敦煌学理论的探索中，《当代》对敦煌写本学的阐述引人瞩目，颇具启发意义。如所周知，百余年来学界在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方面孜孜不倦的耕耘与探索，不断丰富和深化了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比如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就是长期以来敦煌学人在对敦煌写本的文献学研究中，在关注写本的物质形态（如书法、纸张、印记、朱笔、签署、骑缝等信息）、装帧形式、正背关系、写本符号、写本断代、写本特征、写本辨伪及写本缀合等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而渐次形成的敦煌学新分支。面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当代》结合作者多年来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悟，以及对于实用文书与非实用文书、正式文本与随意抄写文本在性质和功用上的差异，从理论的层面对敦煌写本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分期及研究内容做了界定[6]，指出敦煌写本学重在关注敦煌手写文本的特点，如写本的材料（绢、纸）、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1]306。这些理论层面的论述一方面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写本学及写本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便于从性质上与古文书学相区别，为人们准确地理解敦煌写本，正确地利用敦煌写本提供方便。
应当说，《当代》的创获还有很多。比如第一章对国内外不同机构藏品数量、来源等情况的介绍和考察，得出“全世界的敦煌遗书总计70000多号（件）”，这应是一个最新的统计。对于英、法、中、俄、日五國所藏敦煌遗书的论述，作者征引丰富，涉及早期敦煌文物流散及有关藏品目录的著述，信息量极大。鉴于国内外公私机构藏品目录的刊布比较分散、读者难以检索和查阅不便的问题，本书尤为重视敦煌遗书目录的介绍并着力将新公布的有关散藏目录汇集、整合后统一著录，并对转型期的公私机构如中国书店、首都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傅斯年图书馆、滨田德海、务本堂、成贤斋等收藏的敦煌遗书亦有介绍，方便学者进一步利用与研究。正是基于馆藏目录有待更新、公私藏品目录切需整合的现状，作者在结语中说，编纂一部包括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已是敦煌学的当务之急。 近二十年来，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在敦煌资料的刊布工作即将完成之际，21世纪的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敦煌学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该如何转型？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 “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7]。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当代》指出，在资料的整理、刊布及目录编纂方面，在对敦煌资料的综合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但更为重要者，要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敦煌学新领域。这个“三新”的提法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经典论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如果说陈寅恪提出的“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重在强调“新材料”（敦煌遗书）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那么本书的“三新”无疑旨在表达“新范式”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引领意义。比如用写本学范式来研究敦煌写本即为一种可能的路径，而从文献学范式向历史学范式转换已有成功的范例。这些真知灼见，看似平淡无奇，但实则凝练了作者多年来敦煌学研究的真切感悟，也融入了郝教授近二十年来从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管理工作、推动敦煌学走向国际化的宝贵经验。总之，《当代》体大精深，视野开阔，融科学性和前沿性于一体，可以说是一部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发展历程和展望21世纪敦煌学发展趋向的重要著作。这部绕不过去的著作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敦煌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相信必将成为未来敦煌學子的案头必备之作。
参考文献：
[1]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J].求是，202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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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G]//刘进宝.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1-97.
[5]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J].中国史研究，2009（3）：103-107.
[6]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2）：67-74.
[7]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J].中国民族，2005（1）：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