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新书《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远了。远的原因是，他在书中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与善，善恶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
　　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1Q84》(上／下卷)5月29日上市后，销量已超200万。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内的书店在首发日创下每55秒卖出一本《1Q84》(上卷)的“前代未闻”纪录。这股旋风，固与村上在当代文坛的名气相关——他被认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与村上春树在今年初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著名“墙蛋说”密切相关。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決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村上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更表示，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对日本当代影响深远，让日本人“比世界更早一步体验到了与现实的疏离感”。所以“我的小说除《挪威的森林》外，并非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我觉得它们已经开始被全世界接受，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村上说，“我想超越纯文学范畴，采用各种各样的传达方式，确保引出大量话题，将人的生命嵌入当今某种时代的空气之中。”
　　
　　村上的世界热
　　
　　尽管村上表示致力于创作反映一个时代的综合小说，换言之，是希望其小说能传达出日本社会众生相。可是，自1979年凭《且听风吟》获得第22届“群像新人文学奖”正式登陆文坛以来，村上作品虽备受各国读者的青睐，却恰恰被日本纯文学和文艺评论界指责其距离日本太过遥远。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同国家看到了不同的村上，通过村上又观察到不同的日本。或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村上来比较各国不同的文化意识。具体到中日两国，是否可以透过80年代后出现的一波又一波“村上热”，来对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进行相关比较?
　　村上作品引入中国后，热销不衰，甚至被认为是一代城市“小资”诞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村上”更一度成为“小资”的代名词。有评论说，村上作品中描写的城市情调容易让中国城市读者产生共鸣，其文字简洁、幽默而富于调侃，也符合中同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一印象显然与日本人看村上差距较大，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差距?
　　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热绕不开“林少华”这个名字，迄今为止，林少华教授已经单独翻译了36本村上春树的作品(已出版33本)，不夸张地说，大陆读者多数是通过林译来阅读和感受村上的。今天，林译村上不仅成为翻译界乃至文坛的一个品牌，同时也是一个风口，争议不断。近日，就透过内地村上热现象比较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这一主题，笔者专访了林少华教授。
　　
　　“疗愈”与“人类性”
　　
　　《南风窗》：中国近20年出现“村上热”，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在2008年5月至6月，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以中国内地11个城市的22所大学3000名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村上作品的阔读情况。结果显示，“揭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心理变化，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的达到63％。你能否从村上的作品解读一下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变化?
　　林少华：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调查，取得了直接来自读者的第一于资料，这是难能可贵的。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我想还是妥当的。它反映了中国“村上热”的一个原因，也同我7年前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有相通之处。
　　从中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村上热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呼应或共振的轨迹。至少，村上热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面积出现，而只能出现在新时期。但细想之下好像也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共振效应。毫无疑问，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成功与否直接关系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
　　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以及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但村上作品在诉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含有后现代因素，例如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自由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找出平衡点。也就是说，并没有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说得极端些，村上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推倒高墙或许并不错，但推倒之后怎么办?毕竟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墙，没有墙也就无所谓蛋。
　　依我之见，村上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有可能更是其他东西，例如它所传达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孤独感和命运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