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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党的指导思想。现代性的视域是解读欧洲社会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能性视角。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展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和价值观两个维度，两个维度的张力关系是现代性的根本动因。从现代性张力的视角看，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中出现了理性和价值的失衡。一方面，理性对价值维度的僭越造成了歐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另一方面，现代性张力的失衡也是民主社会主义重构价值范式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现代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1007705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展开。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持续的争论，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手段之争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他从理论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加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可惜，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理论的澄清而结束分裂的局面，反而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的兴起，加速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欧洲社会主义改良派相区别，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与此同时，另一侧的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则渐渐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共产党相区别，他们也纷纷改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分裂为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两大阵营。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内部也出现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分庭抗礼。遗憾的是，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阵营占据了上风，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欧洲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可见，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惊人的吊诡性，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形。在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地，民主社会主义竟然成为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范式的转换？怎样把握这种范式转换的逻辑理路？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义历史谱系的考察、时代哲学的探究来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二、启蒙表征的现代性：一种可能性的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表征。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的发展脉络都离不开对时代变迁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理论变迁的理解同样如此。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启发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精神。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也起源于启蒙运动，因此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时代特征，甚至可以说现代性特征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内核，是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也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范式转换的一个可能的维度。
（一）启蒙运动表征的现代性二维特征
1.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价值观念
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也是凝练的现代性价值观。启蒙运动在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精神的凝练和发展。文艺复兴以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名义实现了对被种族、等级、宗教遮蔽了的人性的复归。因此，“人的发现”、人本主义的精神是启蒙价值观的基础性条件和本源性依据，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价值观的内在同一性之灵魂。人本主义主张反对专制、权威、压迫、等级观念、服从等传统价值观，这构成了启蒙价值观的否定性内涵；同时，对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向度差异性的阐释也是人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启蒙对现代性的价值的发展和确证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作为自由学说的人道主义，它的政治社会形式在此之后，主要是经过17和18世纪欧洲启蒙才完成的”[1]。而且启蒙确证的现代性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的座右铭，并以成文的形式体现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欧洲各国的宪法（如法国宪法）、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党的党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而且，这种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彰显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核，它渗透在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欧洲的现代工人运动甚至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实践中都闪烁着现代性的价值光辉。可见，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既是口号又是原则，它们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影响了西方社会人们的政治思考、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因此，启蒙运动阐释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2.理性主义精神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启蒙意味着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的传统社会走向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也意味着启发人类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但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凭借什么从传统中解救自我，依靠什么从蒙昧走向文明。康德给出的答案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让书本代替自己的思考，不要让牧师代替自己的良心。因为，人类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需要通过自己的独立、自由的思考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启蒙意味着这样一个节点：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再臣服于任何权威。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启蒙就是18世纪的哲学，进而明确地指出：“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2]同样，到了20世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进行了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启蒙的纲领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替代幻想。知识体现为力量和工具，通过知识这一工具，人类从神话的幻想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知识具有技术理性和工具主义的内在本性，启蒙通过辩证的历程回到了神话状态的起点。无论是康德及其同时代的声音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20世纪的反思都阐明了一个道理：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本质特征。因为启蒙和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因此理性不仅是人类通过启蒙走向文明所依赖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 （二）现代性的张力：理性和价值的关系
现代性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结构意味着要素和关系，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在阐明了构成要素的基本含义之后需要考察的是理性和价值的关系。首先，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性本身具有一致性。在洛克、卢梭等启蒙学者看来，自由、平等是一种天赋的元价值，自然法思想是天赋权利，乃至从中凝练出现代性价值的理论前提，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在一定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践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因为只有理性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理性的法制建构，自由就会走向放任、混乱；同时，理性也限制自由的绝对化，确定了自由的边界，明确了人们有平等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并由此阐发出了平等和博爱的要求，彰显了三位一体价值观的内在张力。其次，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理性和价值具有同一性，换言之，理性主义精神和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在与现代性的关联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内含的人本主义精神标志着人类在思想文化层面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是现代性思想解放的体现，它构成了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秉性。总而言之，理性和价值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构成要素，两者具有毫无疑问的一致性。
理性和价值的張力关系的另一面则是理性和价值的冲突与对立。这是一个广阔的问题域，它可以涵括知识论和道德学的学科划分，也可以体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逻辑关系，甚至可以表征为当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反思等问题。理性与价值的分野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知识的划分：理性体现为了自身而被追求的理论知识，价值则分属于为了行动而被追求的实践知识。启蒙开启了现代性之后，这个问题愈加重要，也被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启蒙思想家休谟区分了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以及应然和实然。康德则直接划分了理性的两个方面：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康德针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两个问题来解读：理性主要是针对“我能够知道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对应的是“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了目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样，到了当代哲学这个问题仍是哲学关注的焦点，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说：“在我们的时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
（三）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性的缠结
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现，不可避免地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这个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理论参照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吸收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价值观。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一方面，前者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它关于未来社会蓝图的诗意勾画，它的制度计划脱离了实践基础，无法在现实历史中展开；另一方面，相对而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表征具有一些建设性意义。科学社会主义也强调三位一体的现代性价值，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4]可见，对人的真正自由、平等之追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使命。其次，理性主义的精神也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在理论上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性建构，空想社会主义建构出各种各样的空想乌托邦，科学社会主义首先体现了批判性，马克思批判了空想的理性建构。然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性主义的痕迹，如历史必然性的强调、经济决定论的思维等。按照欧克肖特的看法，社会主义理论倾向于革命，正是政治中理性主义的体现。再次，社会主义理论中价值和理性保持一种张力的关系，试图将价值观和理性主义思维统一起来，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点上。
三、现代性张力的失衡：欧洲社会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混乱、杂多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整合，拉萨尔、蒲鲁东的思想，巴贝夫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流派都被清除出去了。这个新的理论体系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共识，“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5]。恩格斯曾经乐观地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6]换言之，在完成《反杜林论》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新理论体系的科学化是一个已经基本完成的任务，只剩下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系统化、体系性的理论系统，从最初的混杂、异质的思想纷争变成了一种具有成熟理论色彩的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理论体系自我确证的历史使命和内在目的。
但是，首先，科学社会主义被人们误读了，它所确立的理性和张力平衡也被打破了。因为，按照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理路，理性的建构性可能会走向绝对性。一个理论成为主义，就蕴含了理论僵化、教条化的危险倾向。当一种理论被定于一尊的时候，理论体系中理性批判因素开始衰减而建构性和绝对化的色彩愈加浓厚。因为理性化的建构、内在体系的完善，社会主义理论被人们广泛认可。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对杂多社会主义理论混乱局面的整合确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伴随正统地位的确立，它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危险，即从一种开放的正统学说嬗变为一个封闭的信仰系统。因此，将这种教条化的危机放到时代精神的背景下来理解，在现代性视域下主要体现为：现代性张力的失衡，理性和价值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走向了独断，从而遮蔽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渐渐被僵化理解为符合理性的完美教条，成为一种绝对的理论范式，重回18世纪建构理性化、永恒正义王国的旧路。在欧洲语境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曲解了，其中决定论的思想渐渐彰显出来。这个体系的理论包含了现代性的特征，然而随着理性和价值的张力渐渐失衡，理性成为主导、价值被压制，理论体系也就蕴含了危机。 其实，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理论被人曲解进而逐渐僵化、走向独断的苗头。马克思曾多次提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7]。晚年的马克思研究了人类学并关注了东方社会，他明确地将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考察了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晚年马克思的思想重心的转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显然马克思晚年的观点并没有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实质上这正是马克思一直坚持了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的体现。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看到了自己的理论走向僵化、被人误解的苗头，晚年的论述展现了马克思本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如何避免理论独断的思考。马克思逝世之后，科学社会主义被独断理解的现象更加明显了，恩格斯多次为马克思澄清，为科学社会主义正名，他在1890年致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同时，他对当时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教条都提出了警示。一方面，他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针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化解读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将经济因素当做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抽象和荒诞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理性独断的决定因素，而是发挥着归根到底的基础性作用，他提出历史合力论的观点来避免对经济决定论的误读。另一方面，在关于革命还是议会斗争的手段问题上，他承认历史走得更远，1848年的斗争方式已经过时了，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德国的政治情况，他考查了关于议会斗争的可能性。可见，恩格斯晚年的反思只是通过一种可能性的考察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不应被再度曲解为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其中一些绝对化的措辞只是宣传的需要，他们一直强调理论的张力，避免科学社会主义走向独断，他们警惕着社会主义独断的理性化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失衡、分裂的危险。然而，这种理性的独断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分裂的种子，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警示没有被正确地认识。
其次，现代性张力的失衡，使得理性主义的精神遮蔽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简而言之，现代性张力的失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的高扬，社会主义理论呈现为一种高度理性化色彩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启蒙那种启发性、开导性的价值观念变成了从属性的上层建筑。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对道德价值问题有些轻视，马克思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抽象的道德范畴之上，他多次强调反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过多的道德说教，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空谈道德要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9]
因此，从现代性张力的视角，针对这种内涵的理性主义精神，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声音大多是从理性主义角度展开的。首先，伯恩施坦最先从内部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对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不能算作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变迁的，批判性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所以他主张用批判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化即理性建构走向绝对的那种倾向。其次，波普尔和哈耶克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波普尔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批判性、怎么讲都对的倾向，他提出的证伪理论针对的就是这种绝对化的科学真理。同时，他也反对马克思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主义即使是反自然主义的也蕴含着一些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必然性预测。同样，哈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路是建构的理性主义，他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建构。再次，欧克肖特在批判欧洲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也提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作为崭新的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迷信于理性主义的建构，表现出行为上的激进，主张革命而不是渐进改革正是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四、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应：20世纪50年代欧洲社会党指导思想的范式转换
社會主义运动分裂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政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宣称自己的指导思想为民主社会主义，以此来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同时，欧洲社会党也面临着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难题，这种重建的实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现代性难题。简单地说，社会党的重建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重建，理论重心从理性维度转移到价值维度，张力的天平从理性主义向价值观倾斜。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建设需要解构、清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理性主义成分，如对社会主义理论中历史主义的清除、绝对性思想的清理。然后，价值哲学的发展是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价值重构的重要哲学依据。从哲学史的发展看，价值哲学有一个明显的发展理路。休谟问题提出了“是与不是”必然性领域和“应该与不应该”目的性领域的分野。康德深受休谟对理性怀疑的影响，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建构了先验的伦理学。新康德主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用康德伦理学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对欧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范式转换的根本特征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理性维度到价值维度的转移。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计划调控等因素不再被看重，而基本价值从科学社会主义中次生性的上层建筑地位上升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本体地位。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将价值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共识，认为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基础。托马斯·迈尔则将自由、平等价值视为社会主义的源动力。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中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它绝不要求一种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见解，无论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是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的结果中还是从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努力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种实现社会公正、高度福利、自由与世界和平的社会制度。”[10]宣言中已经表现出对科学理性化范式下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僵化理解的反思，指出应该将社会主义的共识凝聚到价值维度，理论重心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其次，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价值观作为基本价值观也需要理论上的说明。安东尼·克罗斯兰强调平等价值观的优先地位。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专门列出一章来阐释确定了基本价值，明确提出了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效仿，而且基本价值委员会成为各国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机构。社会主义的价值重建不是启蒙运动价值观的简单重复，一方面他们对各个价值进行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重新构建了价值序列，体现了现代性中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张力。在这个价值张力中，社会党不反对自由的价值，但是反对自由在政治、社会中的过度运用，他们推崇平等的价值，反对自由主义过分地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等。
參考文献：
[1] 托马斯·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M].殷叙彝，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92.
[2] 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4.
[3] 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M].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5] 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3.
[6]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6.
[7]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拉法格[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
[8]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伯尼克[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10] 张世鹏，殷叙彝.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G].张世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1.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现代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1007705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展开。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持续的争论，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手段之争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他从理论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加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可惜，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理论的澄清而结束分裂的局面，反而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的兴起，加速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欧洲社会主义改良派相区别，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与此同时，另一侧的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则渐渐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共产党相区别，他们也纷纷改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分裂为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两大阵营。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内部也出现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分庭抗礼。遗憾的是，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阵营占据了上风，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欧洲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可见，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惊人的吊诡性，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形。在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地，民主社会主义竟然成为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范式的转换？怎样把握这种范式转换的逻辑理路？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义历史谱系的考察、时代哲学的探究来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二、启蒙表征的现代性：一种可能性的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表征。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的发展脉络都离不开对时代变迁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理论变迁的理解同样如此。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启发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精神。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也起源于启蒙运动，因此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时代特征，甚至可以说现代性特征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内核，是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也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范式转换的一个可能的维度。
（一）启蒙运动表征的现代性二维特征
1.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价值观念
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也是凝练的现代性价值观。启蒙运动在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精神的凝练和发展。文艺复兴以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名义实现了对被种族、等级、宗教遮蔽了的人性的复归。因此，“人的发现”、人本主义的精神是启蒙价值观的基础性条件和本源性依据，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价值观的内在同一性之灵魂。人本主义主张反对专制、权威、压迫、等级观念、服从等传统价值观，这构成了启蒙价值观的否定性内涵；同时，对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向度差异性的阐释也是人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启蒙对现代性的价值的发展和确证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作为自由学说的人道主义，它的政治社会形式在此之后，主要是经过17和18世纪欧洲启蒙才完成的”[1]。而且启蒙确证的现代性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的座右铭，并以成文的形式体现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欧洲各国的宪法（如法国宪法）、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党的党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而且，这种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彰显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核，它渗透在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欧洲的现代工人运动甚至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实践中都闪烁着现代性的价值光辉。可见，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既是口号又是原则，它们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影响了西方社会人们的政治思考、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因此，启蒙运动阐释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2.理性主义精神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启蒙意味着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的传统社会走向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也意味着启发人类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但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凭借什么从传统中解救自我，依靠什么从蒙昧走向文明。康德给出的答案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让书本代替自己的思考，不要让牧师代替自己的良心。因为，人类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需要通过自己的独立、自由的思考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启蒙意味着这样一个节点：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再臣服于任何权威。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启蒙就是18世纪的哲学，进而明确地指出：“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2]同样，到了20世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进行了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启蒙的纲领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替代幻想。知识体现为力量和工具，通过知识这一工具，人类从神话的幻想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知识具有技术理性和工具主义的内在本性，启蒙通过辩证的历程回到了神话状态的起点。无论是康德及其同时代的声音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20世纪的反思都阐明了一个道理：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本质特征。因为启蒙和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因此理性不仅是人类通过启蒙走向文明所依赖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 （二）现代性的张力：理性和价值的关系
现代性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结构意味着要素和关系，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在阐明了构成要素的基本含义之后需要考察的是理性和价值的关系。首先，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性本身具有一致性。在洛克、卢梭等启蒙学者看来，自由、平等是一种天赋的元价值，自然法思想是天赋权利，乃至从中凝练出现代性价值的理论前提，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在一定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践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因为只有理性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理性的法制建构，自由就会走向放任、混乱；同时，理性也限制自由的绝对化，确定了自由的边界，明确了人们有平等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并由此阐发出了平等和博爱的要求，彰显了三位一体价值观的内在张力。其次，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理性和价值具有同一性，换言之，理性主义精神和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在与现代性的关联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内含的人本主义精神标志着人类在思想文化层面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是现代性思想解放的体现，它构成了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秉性。总而言之，理性和价值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构成要素，两者具有毫无疑问的一致性。
理性和价值的張力关系的另一面则是理性和价值的冲突与对立。这是一个广阔的问题域，它可以涵括知识论和道德学的学科划分，也可以体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逻辑关系，甚至可以表征为当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反思等问题。理性与价值的分野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知识的划分：理性体现为了自身而被追求的理论知识，价值则分属于为了行动而被追求的实践知识。启蒙开启了现代性之后，这个问题愈加重要，也被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启蒙思想家休谟区分了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以及应然和实然。康德则直接划分了理性的两个方面：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康德针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两个问题来解读：理性主要是针对“我能够知道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对应的是“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了目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样，到了当代哲学这个问题仍是哲学关注的焦点，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说：“在我们的时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
（三）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性的缠结
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现，不可避免地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这个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理论参照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吸收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价值观。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一方面，前者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它关于未来社会蓝图的诗意勾画，它的制度计划脱离了实践基础，无法在现实历史中展开；另一方面，相对而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表征具有一些建设性意义。科学社会主义也强调三位一体的现代性价值，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4]可见，对人的真正自由、平等之追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使命。其次，理性主义的精神也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在理论上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性建构，空想社会主义建构出各种各样的空想乌托邦，科学社会主义首先体现了批判性，马克思批判了空想的理性建构。然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性主义的痕迹，如历史必然性的强调、经济决定论的思维等。按照欧克肖特的看法，社会主义理论倾向于革命，正是政治中理性主义的体现。再次，社会主义理论中价值和理性保持一种张力的关系，试图将价值观和理性主义思维统一起来，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点上。
三、现代性张力的失衡：欧洲社会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混乱、杂多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整合，拉萨尔、蒲鲁东的思想，巴贝夫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流派都被清除出去了。这个新的理论体系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共识，“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5]。恩格斯曾经乐观地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6]换言之，在完成《反杜林论》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新理论体系的科学化是一个已经基本完成的任务，只剩下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系统化、体系性的理论系统，从最初的混杂、异质的思想纷争变成了一种具有成熟理论色彩的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理论体系自我确证的历史使命和内在目的。
但是，首先，科学社会主义被人们误读了，它所确立的理性和张力平衡也被打破了。因为，按照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理路，理性的建构性可能会走向绝对性。一个理论成为主义，就蕴含了理论僵化、教条化的危险倾向。当一种理论被定于一尊的时候，理论体系中理性批判因素开始衰减而建构性和绝对化的色彩愈加浓厚。因为理性化的建构、内在体系的完善，社会主义理论被人们广泛认可。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对杂多社会主义理论混乱局面的整合确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伴随正统地位的确立，它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危险，即从一种开放的正统学说嬗变为一个封闭的信仰系统。因此，将这种教条化的危机放到时代精神的背景下来理解，在现代性视域下主要体现为：现代性张力的失衡，理性和价值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走向了独断，从而遮蔽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渐渐被僵化理解为符合理性的完美教条，成为一种绝对的理论范式，重回18世纪建构理性化、永恒正义王国的旧路。在欧洲语境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曲解了，其中决定论的思想渐渐彰显出来。这个体系的理论包含了现代性的特征，然而随着理性和价值的张力渐渐失衡，理性成为主导、价值被压制，理论体系也就蕴含了危机。 其实，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理论被人曲解进而逐渐僵化、走向独断的苗头。马克思曾多次提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7]。晚年的马克思研究了人类学并关注了东方社会，他明确地将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考察了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晚年马克思的思想重心的转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显然马克思晚年的观点并没有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实质上这正是马克思一直坚持了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的体现。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看到了自己的理论走向僵化、被人误解的苗头，晚年的论述展现了马克思本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如何避免理论独断的思考。马克思逝世之后，科学社会主义被独断理解的现象更加明显了，恩格斯多次为马克思澄清，为科学社会主义正名，他在1890年致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同时，他对当时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教条都提出了警示。一方面，他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针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化解读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将经济因素当做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抽象和荒诞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理性独断的决定因素，而是发挥着归根到底的基础性作用，他提出历史合力论的观点来避免对经济决定论的误读。另一方面，在关于革命还是议会斗争的手段问题上，他承认历史走得更远，1848年的斗争方式已经过时了，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德国的政治情况，他考查了关于议会斗争的可能性。可见，恩格斯晚年的反思只是通过一种可能性的考察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不应被再度曲解为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其中一些绝对化的措辞只是宣传的需要，他们一直强调理论的张力，避免科学社会主义走向独断，他们警惕着社会主义独断的理性化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失衡、分裂的危险。然而，这种理性的独断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分裂的种子，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警示没有被正确地认识。
其次，现代性张力的失衡，使得理性主义的精神遮蔽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简而言之，现代性张力的失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的高扬，社会主义理论呈现为一种高度理性化色彩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启蒙那种启发性、开导性的价值观念变成了从属性的上层建筑。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对道德价值问题有些轻视，马克思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抽象的道德范畴之上，他多次强调反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过多的道德说教，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空谈道德要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9]
因此，从现代性张力的视角，针对这种内涵的理性主义精神，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声音大多是从理性主义角度展开的。首先，伯恩施坦最先从内部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对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不能算作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变迁的，批判性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所以他主张用批判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化即理性建构走向绝对的那种倾向。其次，波普尔和哈耶克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波普尔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批判性、怎么讲都对的倾向，他提出的证伪理论针对的就是这种绝对化的科学真理。同时，他也反对马克思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主义即使是反自然主义的也蕴含着一些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必然性预测。同样，哈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路是建构的理性主义，他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建构。再次，欧克肖特在批判欧洲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也提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作为崭新的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迷信于理性主义的建构，表现出行为上的激进，主张革命而不是渐进改革正是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四、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应：20世纪50年代欧洲社会党指导思想的范式转换
社會主义运动分裂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政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宣称自己的指导思想为民主社会主义，以此来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同时，欧洲社会党也面临着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难题，这种重建的实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现代性难题。简单地说，社会党的重建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重建，理论重心从理性维度转移到价值维度，张力的天平从理性主义向价值观倾斜。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建设需要解构、清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理性主义成分，如对社会主义理论中历史主义的清除、绝对性思想的清理。然后，价值哲学的发展是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价值重构的重要哲学依据。从哲学史的发展看，价值哲学有一个明显的发展理路。休谟问题提出了“是与不是”必然性领域和“应该与不应该”目的性领域的分野。康德深受休谟对理性怀疑的影响，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建构了先验的伦理学。新康德主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用康德伦理学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对欧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范式转换的根本特征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理性维度到价值维度的转移。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计划调控等因素不再被看重，而基本价值从科学社会主义中次生性的上层建筑地位上升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本体地位。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将价值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共识，认为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基础。托马斯·迈尔则将自由、平等价值视为社会主义的源动力。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中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它绝不要求一种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见解，无论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是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的结果中还是从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努力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种实现社会公正、高度福利、自由与世界和平的社会制度。”[10]宣言中已经表现出对科学理性化范式下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僵化理解的反思，指出应该将社会主义的共识凝聚到价值维度，理论重心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其次，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价值观作为基本价值观也需要理论上的说明。安东尼·克罗斯兰强调平等价值观的优先地位。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专门列出一章来阐释确定了基本价值，明确提出了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效仿，而且基本价值委员会成为各国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机构。社会主义的价值重建不是启蒙运动价值观的简单重复，一方面他们对各个价值进行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重新构建了价值序列，体现了现代性中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张力。在这个价值张力中，社会党不反对自由的价值，但是反对自由在政治、社会中的过度运用，他们推崇平等的价值，反对自由主义过分地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等。
參考文献：
[1] 托马斯·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M].殷叙彝，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92.
[2] 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4.
[3] 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M].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5] 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3.
[6]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6.
[7]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拉法格[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
[8]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伯尼克[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10] 张世鹏，殷叙彝.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G].张世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1.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