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天头发总是梳得顺顺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衣裳也非常整洁，大部分时间他穿的是西装，还要打上领带。
　　但他是中国一个农民，家里有十多亩地，一个小型的养猪场，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穿西装，是一身淡军绿的棉布衣。别的农民干活累了，会坐在田埂上，点上烟。而他坐在一张休闲凳上，慢慢地喝茶。那神态像是坐在茶馆里，在欣赏江南丝竹。
　　一个农民能这样优雅，显然已是“另类”了。有一年，市里来了一位大领导，在村里开座谈会，他也在场。领导就一直看着这个穿西装、十分严谨的农民。会开到一半，领导忍不住了，低声问村里的干部。村干部嗓门大：“他没文化，是个老农民，不是退休干部，他喜欢穿得周正点，平时都是这个打扮。”领导点点头，又朝他看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他得了病，是肝癌。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家里人瞒着他，说只是肝炎，他吃了一个多月的药，觉得不对劲了，问家里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大女儿一口咬定是肝炎。
　　他不信。独自到城里检查去了，检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一个人乘车回家，刚好有一位亲戚来串门，他到店里买了酒，又到地里拔了一些菜，烹饪了一桌好菜，和那亲戚聊到晚上。亲戚走后，他站起身来，脸色骤变，摸着腹部，已经站不稳了。当晚他就进了医院，再也没能从医院里出来。肝癌是非常痛苦的，许多身罹此病的人，都会痛得满床打滚。但是他从住院的那一天起，总是平平静静的。
　　有个护士给他注射药水，发现他的床单已经潮湿了，身上全是汗水，床单两侧，被他紧紧抓着，因为用力很大，手上的青筋都已暴了出来。护士奇怪地看着他，后来护士突然明白过来，轻声说：“老伯，如果痛，可以出声的。”他挤出一句话：“可以忍的。”
　　他去世的那天，是一个雨天。他似乎已有预感，看着窗外一阵又一阵的雨，对陪在床边的女儿说：“我回家的时候，不要用拖拉机，最好叫个中巴，这样雨就不会淋到我身上了。”
　　女儿非常奇怪，不知父亲何出此言。
　　他说要刮刮胡子，说最好能理个发，换身干净的衣裳。他在说话的时候，手已经开始抓着床单，他越抓越紧，呼吸急促起来。他的女儿看着不对劲了，去叫医生。医生去餐厅用早餐去了，护士赶过来，看到他已经一动不动了，但手却紧紧抓着床单。女儿去握他的手，哭着喊“爸爸”，他似乎还有一点知觉，嘴里似乎发出了一个音──痛呀。他去世了。
　　后来他的女儿想把父亲的遗体送回家，村里所有中巴都不愿意，最后只有叫了一辆拖拉机，外面的雨很大，到家时，遗体还是湿了。
　　女儿跪在地上哭，说：“对不起爸爸，你身上湿了。”
　　邻居看了，说：“你爸爸一生爱干净，赶快给他换身干净的衣裳吧。”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这个农民的形象有时候突然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日子里，我在老家的书房里，翻出了一本结满灰尘的《蒙田随笔集》，机缘凑巧翻到了其中的一页，上面写着一句话：从事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学习死亡。蒙田说，从你出生的第一天，在给你生命的同时，就把你一步步引向死亡。你的每一天都向死亡迈进，而最后一天到达终点。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
　　我就被这句话“击中”了，许多徘徊在心底，欲说还休，或是说不上来的一切问题，被这句话全部概括了。人是要有尊严的，从生到死，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爱和恨，道德与非道德，名和利……都逃脱不了为对“尊严”的追求。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惧怕死亡，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当死亡来临，还有一种意识可以支撑我们最后的尊严。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仍然坚持着以“体面”的方式离去，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大尊严。
　　但这位老农显然不知道蒙田，也不懂哲学。但是他的一生中所有的坚持，是不是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刻的尊严？
　　学习死亡，就是学习如何面对人生。那位老农，在我看来，已然可以和蒙田促膝相谈。
　　摘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