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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一座外型似红军帽的会堂里隆重召开。
清晨，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
午后，随着两声震耳的礼炮声，金维映和其他共６９２名正式代表步入会场。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８３名候补代表和１５００多名旁听代表，以及高丽、安南（越南）、爪哇等国外来宾。
下午２时整，毛泽东上主席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鸣炮声、口号声、掌声、乐曲声平息后，毛泽东又接着致开幕词，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
金维映边听毛泽东的话边衡量自己的工作，她觉得自己从担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直到现在，都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在做，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此，她心里感到很宽慰。并且勉励自己今后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１月２８日，在二苏大会的第７天，项英向扩红优胜的瑞金金维映、兴国罗荣桓、西江邓振询三人授予奖旗。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对金维映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瑞金这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是值得我们称赞的……成为这次全苏区扩大红军突击队的第一个优胜者。”
经过严格的选举，金维映光荣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１７５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金维映被排在第１０位。
征粮先锋
会议结束后，身负重任的金维映领导突击队开展了突击征集粮食的任务。为保证革命战争胜利，不仅需要经常性地补充兵源，给部队输送合格的新兵，也需要提供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前方将士的食用。１９３４年２、３月间中央号召苏区开展广泛的征粮活动。当时是以推销公债的形式来征集粮食的，就是用公债券来换取农民的粮食，瑞金的计划任务数是２９万元，合计粮食７万担。任务下达后，瑞金表示在完成２９万元公债的基础上，再增加１万元。
当时的征粮工作是和扩大红军的工作交插着进行的，又要征粮又要征兵，工作难度与强度是极其大的，需要做出加倍的努力。作为瑞金突击队长的金维映，不遗余力地做好突击征集粮食的工作。在征集粮食的日子里，金维映制订计划，召开会议，培训征粮骨干，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征集粮食的重大意义、目的和要求，号召瑞金农民为了苏维埃政权，为了红军子弟兵在前线吃饱饭勇敢杀敌，而踊跃认购公债、交售粮食。
经过努力，瑞金县出现了争交爱国粮，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的动人景象。特别是在２月底至３月初的短短１０天中，各区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黄柏区在动员会后的第二天，就交齐了全部谷子４４９９担，率先完成了突击征粮的任务。接着，壬田区也不甘落后，取得了完成征粮４０６７担的好成绩。合龙区则征集粮食３５２８担，下肖区等也在短短的几天里完成了任务。在你追我赶的热潮中，截至２月２０日，瑞金已完成征粮任务的９８％，到３月５日瑞金全部完成征粮任务。
瑞金率先完成征粮任务的消息在中央苏区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３４年３月８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先锋队——瑞京（金）争取了首先完成》的文章，对瑞金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金维映在征粮总结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在这一期的《红色中华》上。
在征粮的同时，还开展节约运动。这天，下肖村中共苏区中央局驻地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倡议书：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的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人们看到，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陆定一、毛泽覃、阿金、成仿吾、胡耀邦、潘汉年、贾拓夫等１０多人。
身为突击队长，有那么多的粮食堆在她的面前，但是她宁可饿得两眼发花，也决不动一颗粮食。
那天深夜工作回来，月光下警卫员见她脸色比月亮还白，知道她是饿的，就对她说：“首长，向食堂讨点米煮点粥充饥吧。”说完向食堂走去。
金维映已经连续一个多星期没吃一餐饱饭了，晚上睡在床上觉得胃像火烧一样难受，早上起来头晕乎乎的，到了晚上连说话也提不起声音来。现在见警卫员要去讨米，她提高声音拦住了。她说：“不行，饿肚子，大家都在饿，毛泽东在饿，周恩来在饿，苏区人民都在饿，我决不能多吃一粒米。”
警卫员听了她的话不作声了，金维映指着井台说，“你给我去舀一壶水来吧。”
警卫员给她舀来一壶水，金维映接过去咕嘟咕嘟地喝起来，然后她一抹嘴笑着说，“这样挺好，能充饥，可以捱到天明了。”
警卫员牵着马走在前头，眼泪禁不住又落下来。
临危受命
１９３４年８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央苏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被动，根据地大片大片地丢失。在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的危难时刻，损失惨重的红军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此，中共中央在８月７日发出紧急动员令，决定在９月份的３个星期中，扩红３万名，中央总动员武装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为确保３万名新战士上前线而努力。
金维映决定借结束不久的“二苏大会”的东风，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最大程度地把扩红工作做大做好。
在金维映的努力下，瑞金县一马当先，仅用９天时间便扩红３３００多名，被中央评为“扩红运动的突击县”。
但同时，其他县份的扩红成绩却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苏区在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后，扩红的对象越来越少；另外，由于战争的惨烈，一些人滋生了畏战情绪，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再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造谣，扩红工作更加难以展开。所以，除了瑞金按计划完成任务外，其他地方的情况都很差。到９月１４日，时间已过去一半，扩红任务还只完成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在剩下的１３天里，每天必须完成２０００多人的扩红任务。
怎么办？
这时候中央又想到了金维映。鉴于金维映曾多次出色地完成扩红任务，积累了这项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次又领导瑞金县提前完成扩红任务，故此，中央任命金维映为红军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协同滕代远部长做好全苏区的扩红工作。
金维映到任后，在部长滕代远的支持下，首先对扩红工作做了深入的了解，并对扩红任务完成得不理想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实事求是的剖析。她认为，扩红任务不能得到很好的完成，不是由于群众的积极性不高，也不是由于时间太仓促，而主要是工作上的原因造成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６日，《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了新任副部长金维映，面对记者的提问金维映说：
“为什么这样有重大意义的扩红动员不能立即在各县大大地开展起来呢？难道是群众的积极性不够吗？相反的，广大群众经过５、６两个月伟大的扩红动员，经过７、８月赤卫队的突击，武装上前线的积极性提高了。有些县份全区全乡模范赤卫队全部参加红军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难道是任务太大时间太短促吗？我想也不是的，瑞金在几天中完成计划并且已大大超过，足以证明，时间也不是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金维映具体地分析了前一阶段扩红工作上存在问题的症结：
“第一是政治动员没有开展，宣传鼓动的工作非常不够。军委的号令都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广大群众不“了解这次扩红的特殊意义”，“有些地方的宣传只在赤少队和干部中兜圈子，没能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还有些地方宣传不力，采取强迫命令，致使群众产生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第二是对反革命的活动非常忽视。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随着战争形势更加紧张，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会更加变本加厉。反革命破坏扩红的新方式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欺骗落后群众逃跑上山”，“二是混进赤卫队”来进行“组织逃跑，或到前线后拖枪投敌。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我们镇压反革命分子不力造成的”。
“第三个原因是动员方式的错误和缺点。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专门在干部和模范赤少队里面打圈子，不能使运动开展到赤少队和广大群众中去’。再是不能迅速集中，致使报名参军的人数和实际报到人数不相符，结果有的地方看起来虽然扩红达到一定数字，实际上由于不能迅速集中而流失了。另外还表现在不能定期集中的错误上。如长胜的固村区在９月３日报名参军的有５００人，可他们不采取首先集中一区以推动其它区的办法，却规定只在１０日报到３００名，结果到了时候只集中了４０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厉害的教训。”
在分析问题，找出症结的基础上，金维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思路及工作方法，精辟地指出了切实解决的办法：
针对第一种情况，金维映作出要求：所有的宣传机关，成千上万的宣传队立即总动员起来，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方法，把军委的号令传达到群众中去，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作广泛通俗的宣传解释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应用以前的经验，创造许多新的宣传方式，如问答晚会、图片演讲、发捷报、发传单，要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生动活泼的形式……一直到向个别群众耐心解释，这些都是必要的。金维映进一步说：“这些话好像是老生常谈，可是对于动员的失败与胜利，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面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金维映用了毛泽东的话来说明群众的作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金维映指出：“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反革命分子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的新的活动和作用；只有发动广大的群众，采取最迅速的紧急办法，毫不留情地去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才能为扩红创造条件。”为此，金维映提出：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紧揭露检举工作，坚决镇压一切破坏扩红的反革命分子，弘扬正气，振奋精神。与此同时要讲究政策，区分不同情况，反对强迫命令，避免给反革命以可乘之机。
第三，改进扩红方式，确保扩红任务的完成。
金维映还谈到在扩红时要严格地注意新兵的质量，老弱病残及思想反动者，要严禁报名。要为新战士做好物质准备，每人有一支梭标、一床被毯、一件棉衣、两双草鞋、一个茶筒，以保证新战士在训练一个星期后就能立即开赴前线去！
在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访谈的最后，金维映号召全苏区各县要振奋精神，立即动员起来，集中全部力量，争取扩红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她大声疾呼：“目前战争形势紧张，决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延迟，‘延迟就是罪恶’这句警语，应当尖锐地摆到每个同志面前。她要求扩红动员尚未开展的县份立即警觉起来，一定要在２７日前完成扩红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争取在９、１０月间的大决战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对这次访谈，《红色中华》报用了头版的全部和第二版的一半加以刊登，她对全区前一阶段扩红情况的基本估计，对大部分地区未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今后工作任务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要求，都为全苏区扩红工作指明了方向。
金维映废寝忘食地奔波在全苏区的各个县区，进行检查指导和督促，发现存在的问题总是及时作出指示，使扩红工作在全苏区展开。在这些日子里，中央苏区到处是扩红的标语，处处可听到送郎当红军的歌声。中央苏区到处涌动着报名参军的热潮，出现了父亲带着儿子，妻子支持丈夫，叔叔鼓励侄子上前线的动人情景。
面对这喜人的景象，金维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要求各县每天汇报进展情况，时时检查扩红数字，并及时作出工作指导，通报表彰先进的县份，督促落后的县加紧工作，迎头赶上。不多日，原先行动迟缓的一些地方，纷纷从落后被动的状态中转变过来，如博生县在扩红运动的前阶段工作不力，思想宣传工作跟不上，所以扩红步子迈得不大，参军报名人数很少，离限定的日子还差９天时，只完了原计划的１４％。经过学习整顿，重新规划布置后，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短时间内扩红１４００人，一改落后被动的面貌。赣县、杨英等县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１０月初，军委下达的扩红任务胜利完成。金维映再次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爱戴，并再次展示了她卓越的政治才能。
经查，仅在１９３４年１—９月间，《红色中华》报上有关金维映的报道就有十几次，这充分说明了金维映在这段时间里的突出贡献。
（未完待续）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一座外型似红军帽的会堂里隆重召开。
清晨，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
午后，随着两声震耳的礼炮声，金维映和其他共６９２名正式代表步入会场。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８３名候补代表和１５００多名旁听代表，以及高丽、安南（越南）、爪哇等国外来宾。
下午２时整，毛泽东上主席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鸣炮声、口号声、掌声、乐曲声平息后，毛泽东又接着致开幕词，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
金维映边听毛泽东的话边衡量自己的工作，她觉得自己从担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直到现在，都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在做，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此，她心里感到很宽慰。并且勉励自己今后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１月２８日，在二苏大会的第７天，项英向扩红优胜的瑞金金维映、兴国罗荣桓、西江邓振询三人授予奖旗。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对金维映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瑞金这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是值得我们称赞的……成为这次全苏区扩大红军突击队的第一个优胜者。”
经过严格的选举，金维映光荣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１７５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金维映被排在第１０位。
征粮先锋
会议结束后，身负重任的金维映领导突击队开展了突击征集粮食的任务。为保证革命战争胜利，不仅需要经常性地补充兵源，给部队输送合格的新兵，也需要提供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前方将士的食用。１９３４年２、３月间中央号召苏区开展广泛的征粮活动。当时是以推销公债的形式来征集粮食的，就是用公债券来换取农民的粮食，瑞金的计划任务数是２９万元，合计粮食７万担。任务下达后，瑞金表示在完成２９万元公债的基础上，再增加１万元。
当时的征粮工作是和扩大红军的工作交插着进行的，又要征粮又要征兵，工作难度与强度是极其大的，需要做出加倍的努力。作为瑞金突击队长的金维映，不遗余力地做好突击征集粮食的工作。在征集粮食的日子里，金维映制订计划，召开会议，培训征粮骨干，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征集粮食的重大意义、目的和要求，号召瑞金农民为了苏维埃政权，为了红军子弟兵在前线吃饱饭勇敢杀敌，而踊跃认购公债、交售粮食。
经过努力，瑞金县出现了争交爱国粮，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的动人景象。特别是在２月底至３月初的短短１０天中，各区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黄柏区在动员会后的第二天，就交齐了全部谷子４４９９担，率先完成了突击征粮的任务。接着，壬田区也不甘落后，取得了完成征粮４０６７担的好成绩。合龙区则征集粮食３５２８担，下肖区等也在短短的几天里完成了任务。在你追我赶的热潮中，截至２月２０日，瑞金已完成征粮任务的９８％，到３月５日瑞金全部完成征粮任务。
瑞金率先完成征粮任务的消息在中央苏区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３４年３月８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先锋队——瑞京（金）争取了首先完成》的文章，对瑞金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金维映在征粮总结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在这一期的《红色中华》上。
在征粮的同时，还开展节约运动。这天，下肖村中共苏区中央局驻地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倡议书：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的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人们看到，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陆定一、毛泽覃、阿金、成仿吾、胡耀邦、潘汉年、贾拓夫等１０多人。
身为突击队长，有那么多的粮食堆在她的面前，但是她宁可饿得两眼发花，也决不动一颗粮食。
那天深夜工作回来，月光下警卫员见她脸色比月亮还白，知道她是饿的，就对她说：“首长，向食堂讨点米煮点粥充饥吧。”说完向食堂走去。
金维映已经连续一个多星期没吃一餐饱饭了，晚上睡在床上觉得胃像火烧一样难受，早上起来头晕乎乎的，到了晚上连说话也提不起声音来。现在见警卫员要去讨米，她提高声音拦住了。她说：“不行，饿肚子，大家都在饿，毛泽东在饿，周恩来在饿，苏区人民都在饿，我决不能多吃一粒米。”
警卫员听了她的话不作声了，金维映指着井台说，“你给我去舀一壶水来吧。”
警卫员给她舀来一壶水，金维映接过去咕嘟咕嘟地喝起来，然后她一抹嘴笑着说，“这样挺好，能充饥，可以捱到天明了。”
警卫员牵着马走在前头，眼泪禁不住又落下来。
临危受命
１９３４年８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央苏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被动，根据地大片大片地丢失。在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的危难时刻，损失惨重的红军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此，中共中央在８月７日发出紧急动员令，决定在９月份的３个星期中，扩红３万名，中央总动员武装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为确保３万名新战士上前线而努力。
金维映决定借结束不久的“二苏大会”的东风，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最大程度地把扩红工作做大做好。
在金维映的努力下，瑞金县一马当先，仅用９天时间便扩红３３００多名，被中央评为“扩红运动的突击县”。
但同时，其他县份的扩红成绩却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苏区在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后，扩红的对象越来越少；另外，由于战争的惨烈，一些人滋生了畏战情绪，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再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造谣，扩红工作更加难以展开。所以，除了瑞金按计划完成任务外，其他地方的情况都很差。到９月１４日，时间已过去一半，扩红任务还只完成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在剩下的１３天里，每天必须完成２０００多人的扩红任务。
怎么办？
这时候中央又想到了金维映。鉴于金维映曾多次出色地完成扩红任务，积累了这项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次又领导瑞金县提前完成扩红任务，故此，中央任命金维映为红军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协同滕代远部长做好全苏区的扩红工作。
金维映到任后，在部长滕代远的支持下，首先对扩红工作做了深入的了解，并对扩红任务完成得不理想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实事求是的剖析。她认为，扩红任务不能得到很好的完成，不是由于群众的积极性不高，也不是由于时间太仓促，而主要是工作上的原因造成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６日，《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了新任副部长金维映，面对记者的提问金维映说：
“为什么这样有重大意义的扩红动员不能立即在各县大大地开展起来呢？难道是群众的积极性不够吗？相反的，广大群众经过５、６两个月伟大的扩红动员，经过７、８月赤卫队的突击，武装上前线的积极性提高了。有些县份全区全乡模范赤卫队全部参加红军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难道是任务太大时间太短促吗？我想也不是的，瑞金在几天中完成计划并且已大大超过，足以证明，时间也不是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金维映具体地分析了前一阶段扩红工作上存在问题的症结：
“第一是政治动员没有开展，宣传鼓动的工作非常不够。军委的号令都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广大群众不“了解这次扩红的特殊意义”，“有些地方的宣传只在赤少队和干部中兜圈子，没能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还有些地方宣传不力，采取强迫命令，致使群众产生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第二是对反革命的活动非常忽视。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随着战争形势更加紧张，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会更加变本加厉。反革命破坏扩红的新方式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欺骗落后群众逃跑上山”，“二是混进赤卫队”来进行“组织逃跑，或到前线后拖枪投敌。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我们镇压反革命分子不力造成的”。
“第三个原因是动员方式的错误和缺点。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专门在干部和模范赤少队里面打圈子，不能使运动开展到赤少队和广大群众中去’。再是不能迅速集中，致使报名参军的人数和实际报到人数不相符，结果有的地方看起来虽然扩红达到一定数字，实际上由于不能迅速集中而流失了。另外还表现在不能定期集中的错误上。如长胜的固村区在９月３日报名参军的有５００人，可他们不采取首先集中一区以推动其它区的办法，却规定只在１０日报到３００名，结果到了时候只集中了４０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厉害的教训。”
在分析问题，找出症结的基础上，金维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思路及工作方法，精辟地指出了切实解决的办法：
针对第一种情况，金维映作出要求：所有的宣传机关，成千上万的宣传队立即总动员起来，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方法，把军委的号令传达到群众中去，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作广泛通俗的宣传解释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应用以前的经验，创造许多新的宣传方式，如问答晚会、图片演讲、发捷报、发传单，要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生动活泼的形式……一直到向个别群众耐心解释，这些都是必要的。金维映进一步说：“这些话好像是老生常谈，可是对于动员的失败与胜利，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面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金维映用了毛泽东的话来说明群众的作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金维映指出：“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反革命分子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的新的活动和作用；只有发动广大的群众，采取最迅速的紧急办法，毫不留情地去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才能为扩红创造条件。”为此，金维映提出：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紧揭露检举工作，坚决镇压一切破坏扩红的反革命分子，弘扬正气，振奋精神。与此同时要讲究政策，区分不同情况，反对强迫命令，避免给反革命以可乘之机。
第三，改进扩红方式，确保扩红任务的完成。
金维映还谈到在扩红时要严格地注意新兵的质量，老弱病残及思想反动者，要严禁报名。要为新战士做好物质准备，每人有一支梭标、一床被毯、一件棉衣、两双草鞋、一个茶筒，以保证新战士在训练一个星期后就能立即开赴前线去！
在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访谈的最后，金维映号召全苏区各县要振奋精神，立即动员起来，集中全部力量，争取扩红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她大声疾呼：“目前战争形势紧张，决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延迟，‘延迟就是罪恶’这句警语，应当尖锐地摆到每个同志面前。她要求扩红动员尚未开展的县份立即警觉起来，一定要在２７日前完成扩红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争取在９、１０月间的大决战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对这次访谈，《红色中华》报用了头版的全部和第二版的一半加以刊登，她对全区前一阶段扩红情况的基本估计，对大部分地区未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今后工作任务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要求，都为全苏区扩红工作指明了方向。
金维映废寝忘食地奔波在全苏区的各个县区，进行检查指导和督促，发现存在的问题总是及时作出指示，使扩红工作在全苏区展开。在这些日子里，中央苏区到处是扩红的标语，处处可听到送郎当红军的歌声。中央苏区到处涌动着报名参军的热潮，出现了父亲带着儿子，妻子支持丈夫，叔叔鼓励侄子上前线的动人情景。
面对这喜人的景象，金维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要求各县每天汇报进展情况，时时检查扩红数字，并及时作出工作指导，通报表彰先进的县份，督促落后的县加紧工作，迎头赶上。不多日，原先行动迟缓的一些地方，纷纷从落后被动的状态中转变过来，如博生县在扩红运动的前阶段工作不力，思想宣传工作跟不上，所以扩红步子迈得不大，参军报名人数很少，离限定的日子还差９天时，只完了原计划的１４％。经过学习整顿，重新规划布置后，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短时间内扩红１４００人，一改落后被动的面貌。赣县、杨英等县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１０月初，军委下达的扩红任务胜利完成。金维映再次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爱戴，并再次展示了她卓越的政治才能。
经查，仅在１９３４年１—９月间，《红色中华》报上有关金维映的报道就有十几次，这充分说明了金维映在这段时间里的突出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