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此岸,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在边际地带的控制力有大有小,从而导致洋人和地方会党在通商口岸的势力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权力之间角逐所造成的民众移民海外的内推力也就有大有小。在公共地海洋上,些许的秩序来自口岸城市权力的辐射。辐射区之外,移民的命运就由海盗、奸商、台风等来决定了。彼岸,又是一个边际地带,不同的是踏上彼岸的中国民众变成了客居者。作为公民,国家这把伞,不再为他们遮风挡雨。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发行于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的《遐迩贯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把《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制度来看,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自然对其"无可悯惜"。其次,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制度性冲突。再次,客居的中国民众,因性别比例失衡,不仅自己无法在海外落地生根,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华洋之间严重对立。长期存在的西方种族主义和中西宗教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华洋之间的冲突。这种隔阂与冲突,最终导致中国民众没有在大洋彼岸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