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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日本学者盐谷温（1878—1962），在中国学界最为知名的著作，莫过于《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开明书店于1929年初版该书中译本，更名为《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讲话》一书是他在1917年夏的讲稿基础上，又主要增订了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的内容之后，于1918年底完稿、1919年正式出版的。
后世评价《讲话》一书，往往称该书第六章为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该章之所以引人瞩目，一方面固然有其首次将“俗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具备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与牵涉其中的所谓鲁迅“剽窃案”有关。
东洋奇书与中国机缘
其实，抛开这桩公案来看盐谷温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其核心部分并非小说而是戏曲。可以说，盐谷温的研究是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为基础，进而拓展至包括小说话本与乐府歌谣等整个中国俗文学领域的。这一观点，只要稍微翻阅一下《讲话》就可明了。
事实上，1919年5月，日本东京的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前身）出版了盐谷温的《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与当时普遍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篇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篇则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篇多于下篇，但实则上篇只是为下篇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篇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与评述，这种结构比例在当时是打破传统、首开先河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部不以诗文为研究主体，而以戏曲为研究核心的“反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述，这就还得从盐谷温的中国学术渊源及其中国师承说起。
盐谷温曾于1909年秋到北京学习汉语，一年之后，即于1910年冬赴湖南长沙，经水野梅晓介绍拜叶德辉为师，直到1912年夏留学期满而归国。水野梅晓（1877—1949）是日本僧人，也是将日本佛教向中国推介的先锋人物之一。他初赴中国就读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研习道教经典和阿拉伯文，于1904毕业；之后到浙江天台山参拜如静禅师墓地，结识八指头陀敬安，经敬安介绍，旋至湖南长沙开福寺开创僧学堂，讲授曹洞宗教义，同时传授日语，利用这个机会结识当地名流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和岳麓山道尚和尚，成为在长沙的日本名僧。盐谷温恰于此时留学中国，经其介绍，得以师从叶德辉，可以说是得天时地利与人和，机缘十分难得。
冤案赋闲收洋徒
而向来生性狷狂、又好参与地方政事的叶德辉，此刻又为何愿意收盐谷温为徒呢？这就必得考察一下叶德辉当时的生活境遇与历史背景了。
1909年夏，湖南岳阳、常德等主要产粮区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一直延续到秋冬季，由此导致产粮锐减，库粮殆尽。加之自长沙、岳州开埠以来，外商开始从湖南购运大米出口，当地豪绅富商大多囤积待价，进一步导致了米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以著名学者王先谦为首的三十位湖南士绅联名向当局进言，要求禁运谷米出境，以“保民食而杜后患”。但当局不但未采纳进言，反倒要求士绅先办义粜，再劝募捐。虽然之后迫于压力，不得不禁运谷米出境，但为时已晚，洋商与当地奸商早已运出大批谷米，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米荒”。当地一黄姓担水工因无钱买米，一家四口全部投水身亡，终于激化民愤，引发了饥民暴动。督查官员认定此次“抢米风潮”实乃因奸商劣绅“有谷不售”所致，奏折中称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倡优，行同无赖，当米贵时，家中积谷万石，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所侧目，实属为富不仁”；尚有吏部主事之衔的叶德辉即刻被革职查办，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事实上，整个事件过程，无论是先前的士绅联名进言，还是后来所谓的“有谷不售”，叶德辉都没有参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湘祸之奇，千古未有。辉闭门不敢出，诸绅慌乱……至于辉以租谷未售，而获咎被连，竟不可解。”他解释“有谷不售”的苦衷称：“兄弟四房，租谷不能由辉主持出售；况即尽售，区区之谷，不足省城三日之粮，而必加以罪名，是殆气运所致。”
经此“抢米风潮”，被诬“有谷不售”获罪之后，叶德辉对世事时局渐生厌弃，遂生闭门读书之心。不远千里而来的日本弟子盐谷温，恰好在此刻步入这位藏书大家之书斋，可谓书缘曼妙、学缘殊胜，当然一拍即合、自得默契了。
词山曲海，师生情重
事实上，盐谷温追随叶德辉修习中国文学的时间并不长，因为1911年春，叶德辉又从书斋走了出来，行东游之举。先是前往上海，再回苏州省亲扫墓。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变”来临之际，叶德辉深感惊恐，又避难于南岳衡山。直至1912年初，局势稍见稳定之后，方才回到长沙。盐谷温曾这样忆述当年远赴湖南长沙拜师，以及在叶氏门下的修习情形：
己酉之秋，余在陕西旅行将归，得梅师资助，径住麗廔晋谒。先师一见如故，开口论学，议论风发。余至为倾倒，决意受业，一度返回北京，岁末再度南行，下榻梅师云鹤轩，日夜钻研戏曲，得暇即赴麗廔，请教质疑。先师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泉滖滚，一泻千里，毫无凝窒。由朝至午，由午至晚，循循善诱。至会心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正书蝇头细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时移。戏曲原本难解，尤因异国学生不通风俗习惯，不明声音乐律，更兼不解俗词俚语，实属至难，亦有两三度难以为继，几乎前功尽弃。余不止煞费苦心，并且充分预习，只限请教难解字句，更兼候闲暇，察颜色，遇有宾客，即时告辞，务期免扰先师，不避风雨寒暑，数度为守门人所拒，终未辞劳；先师感余之诚，亦认可余之学力，许为可教，夏日酷暑，罔顾汗滴纸上，冬日严寒，罔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辛亥革命之际，先师下乡避一时之难，旋即归省城，居家无聊，每与余论诗文，评书画为乐。余以不才，得通南北戏曲，实先师教导之赐。壬子之夏，余留學期满，及辞帷下，先师且悲且喜曰：“吾道东矣。”设宴送别，赐律诗二如卷首所刊。 盐谷温的这段忆述，摘自其《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这篇文章，是叶德辉于1927年4月11日被当地农会处决，消息传至日本之后，盐谷温饱含追悼之情所写下的。当时，盐谷温父亲逝世未久，之前又有大正天皇逝世，按照他在该文开篇的说法是“半年间连丧君亲师，哀恸天地，不胜哀痛惶恐之至”。
盐谷温的忆述文章，提到临别时叶德辉曾“赐律诗二如卷首所刊”。实际上，这两首律诗不但刊载于与该文同期的《斯文》杂志之上，还于1947年刊载于盐谷温最终修订完稿并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之中。
诗云：
三年聚首日论久，两世交情纪与群。经苑儒林承旧德，词山曲海拓新闰。载书且喜归襄富，问字时将秘笈分，欲向晚香窥典册，蓬莱相望隔重云。
客郎重逢话劫灰，旧游如梦首同回。清谈屡诣王珣宅，乘兴还登郭璞台。望后知交半星散，闲来酩酊各山颓。南中四月无烽火，手奉家书笑口开。
俚句奉赠。节山仁兄同学道契，郋园叶德辉，时壬子夏五。
可以说，叶德辉的赠别诗，是对盐谷温的才学与品行的认可与赞赏，而盐谷温也相当珍视这幅赠别诗手迹所象征的师生之谊，将其印入他最终完稿的、可视作其“盖棺之作”的《概论》一书之中。该书自1947年初版之后，又出版过所谓“限定纪念版”，还于1952年订正再版，这幅叶德辉的赠别诗手迹，始终刊印其中。
特立独行“俗文学”
叶德辉的藏书与读书生涯中，最为后世读者及研究者关注的乃是其对“淫词艳曲”一类古籍的钟爱与偏好。除了对中国古代性学类书籍的收集、整理、研究堪称当世独步之外，他对戏曲类古籍的收藏也曾达到相当规模，对“曲学”的研究心得颇为精深。1950年代，由郑振铎主持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戏曲珍罕古本影印工程，其中就选用过叶氏藏本。
1915年初版的《民国趣史》一书，辑有叶德辉与日本学者（可能即是盐谷温）谈论“曲学”的佚事片断，更可见其“曲学”水准之一斑。文中写道：“近有日人某君往访湖南名士叶德辉，谈及文学戏曲之事。叶君云：……顷如剧曲，亦极难学，恐不能输入日本。盖中国人情风俗、方言皆与日本不同，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王国维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则恐难洞晓其源流，现今戏曲之脚色，还不如二十年以前，此等歌舞之事，亦随文治为盛衰。近十年以来，政府不注重文学，故此等戏曲现时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为谭鑫培，第二则刘鸿升。谭本老脚，喉音清转，尚有先正典型；刘则自作聪明，不知停顿、开合之妙，每听其音，辄为之心急生惧，以其唱时忽高忽长，恒恐其不能落韵合拍也。此种弊病，致使听者衷曲不畅。至于秦腔，则其音躁急，令人听之心烦矣。”
由这一佚事片断可知，叶德辉对“曲学”是颇为自得的。从中国戏曲的历史研判到演唱传承，从王国维的曲考到谭鑫培的唱腔，他皆可一一品评，褒贬自有标准。且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剧曲之学，认为“极难学”，称“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意即日本学者固然可以从汉赋、唐诗、宋词中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之修养，在日本作所谓“汉诗”及相关研究并不难；但要研究中国古典剧曲，则须精通中国人情风俗及方言，有相当的难度。
盐谷温则是要将这“极难学”的中国剧曲之学学到手的有心人，这也注定了他将在日本汉学界别开生面。与叶德辉在为人与治学方面的特立独行相似，盐谷温在日本学界也堪称“狂士”。在中国正统文学观念中，历来视诗词创作为“小道”（经史才为“大道”），赋诗填词只是文士“末技”，戏曲小说则更为“末技”中的“末技”，纯属茶余饭后的消遣，根本谈不上学问，更遑论专项研究。对以戏曲小说为研究视域的俗文学研究之勃兴，也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方才逐渐开展起来的。而盐谷温对中国戏曲小说的重视与关注，甚至还早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间，这就使其为学与治学之路在中日两国学界都显得尤其特别了。
在《讲话》出版之前，日本虽然已有其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但对于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演进轨迹尚无系统、完整的考察。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时有日本学者将盐谷温在高等学府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革命行为”。盐谷温本人也在《讲话》的自序中明确指出，该书内容“主要地叙述戏曲小说底发展，欲以此补我中国文学界底缺陷”。
在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学界对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际，他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对元代戏曲对中国近世文学的影响极为关注，并为之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在《讲话》出版后一年，他即于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据考，《元曲研究》是日本最早的元曲研究专著之一，盐谷温因之成为日本汉学界开创性人物之一。之后，他更开设《元曲选》课程，大量选译中国元曲剧本作为其讲授的主体内容。在《元曲选》授课之前，他拟出《元曲概说》一文，来阐示中国元曲的历史与价值，此文后来单独成书，由东亚研究会于1926年出版。20年后，《元曲概说》一书也被译为中文，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叶德辉大赞盐谷温
事实上，叶德辉对这位日本弟子也非常看重，曾在为盐谷温《元曲研究》所撰序言中，详记盐谷温追随求学的情状：“适节山来湘，从问元曲，余书既不就，而以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之故，虽口讲指授，多方比喻，终觉情隔，不能深入。盖以吴音不能移入湘人之口者，而欲以中原之音移于海外，岂非不可信之事哉。幸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知其成就之早，必出及门诸人之右。尝以马融谓门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之语许君，君微哂不让也。”
对于盐谷温最终撰成专著《元曲研究》，叶德辉半是激赏、半是自谦，自己原拟的那部《剧史》幸亏没写成，否则两相比较，真是自愧不如。他为之写道：“叹君之博览鸿通，实近来中东所罕见。书中推论元曲始末，及南北异同，莫不缕析条分、探原星宿。幸余书未编定，若较君作，真将覆酱瓿矣。”当然，作为盐谷温的中国老师，叶德辉根据自己的学术经验与眼光，也善意且委婉的指出了书中的不足，称“君书尚有未及道者，则歌舞最初之缘起也……君书旁搜博采，幾令余穷于辞。以此补所未详，或亦先河后海之义。君览之，得毋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乎？” 这篇叶序，后来作为《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的附录，也在同期的《斯文》杂志上登载了出来。对于叶序，盐谷温相当珍视，不久他又将其辑入他自编的《叶郋园先生追悼录》中，他附记称叶序“对未熟拙作陈过誉之辞，使添灿烂光彩，想起留学时之苦心，实有步蟾宫、登龙门之感，喜不自言。”
叶德辉藏书去向
最后，除了上述关涉盐谷温与叶德辉二人的师生关系与学术传承的评述之外，还有必要约略谈及一些二人在私人交谊方面的史事点滴。据《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所述，叶德辉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时局稍稳定时从避难处南岳衡山返归长沙之际，师生二人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交谈。盐谷温在文中写道：
忆昔在湘中，革命兵变后，一日往访先师，从容语曰：“圣人言，不居危邦，不入乱邦，先生何不乘槎泛海，访遗文，讲古学，不亦可乎。”
先生笑答：“上海革命党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与弟无往来，此次在上海军民中宣言，湖南有叶焕彬，不可不竭加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子绝矣。此人真可感，杀我不足惧，惟以弟为读书种子，则真知己也，弟与人笑谈，民军断不杀我，土匪则杀我，民军闻之，莫不大笑。”
然而于前途毕竟悲观，因道：“家藏万卷欲留存贵国图书馆，以利两国人钻研。”又长叹道：“我子孙必有入贵国籍之日矣。”至堪同情。而后此次意外毙于匪徒枪弹之下，前言如成谶语。呜呼，毁灭支那、破坏东亚古文明者，岂非革党匪徒欤。有关观古堂藏书，是吾侪对支文化事业之一，于先生生前，有委请北京图书馆收购之议。先生亦为此喜，有允诺之意。余当体察先师遗愿，致力整理观古堂散乱藏书，促吾国购置，并刊行其遗著，吊先师之灵，慰遗族之望，莫过于此，实现此举，亦是余对朝野人士之最切寄望。
从盐谷温的忆述可知，叶德辉之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先是惊惶避难于南岳衡山，不久又泰然自若的重返长沙居所，是因为有革命党元老、著名学者章太炎的“保驾”。章称叶为“读书种子”，对革命军曾有指示须“竭加保护”。躲过革命军一劫的叶，对时局前途却仍是悲观失望的，他曾有将藏书运至日本收藏的愿望，且希望子孙入日本籍，似乎对自己将来的遭遇早有预判。盐谷温当时曾委托北京图书馆收购叶氏藏书，叶对这一提议也表示赞同，但这事终未果。叶死后，盐谷温表示将力促日本方面购置叶氏遗留的藏书。
那么，叶德辉死后，其遗留藏书究竟去向何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考察，确有一部分归藏于国内图书馆中，如郑振铎于1950年代影印《古本戏曲丛刊》时就曾调用过叶氏舊藏。其余的还有流落民间者，偶尔见诸古籍拍卖会中。盐谷温所力促的日本方面购置叶氏藏书，是否真的成功，确有其事呢？
据《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原载1979年3月《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期）一文所述，为叶德辉藏书最终去向提供了一些线索。文中提到：
叶德辉被捕后，叶氏家属逃匿一空。省农协接受群众意见，当即组织逆产清理小组，由直荀同志指定胡炳文（省农协委员）、熊炳超（市郊区农协党委书记）、郭炳寰（长沙县农协副委员长）等负责清点。
叶家浮财以古典书籍为最多，大小书箱、书柜、书架约计百数，东西两厢房陈列几满。小组负责人对原件加封加锁，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其古玩部分亦均开具清单，上缴革命法庭。家具衣服悉数发交叶氏家属领走，未动分毫。至今尚有谓长沙叶氏藏书全部毁于农会之说，绝非事实。但，另有一说，叶之藏书属于宋、元、明代珍贵版本，另存他处，后由其亲属以三万元卖与北直书店，又转售与日本书贾，此说既近情理，较为可靠。
由此可知，叶氏藏书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两处，一是普通藏书被没收充公，“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二是珍贵版本可能“另存他处”，后“转售与日本书贾”。又据1930年代《湖南年鉴》中提到，省教育会图书馆毁于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之时，1938年观古堂被焚毁，极少量的未入“公库”的叶氏藏书，也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世。而“转售与日本书贾”的那部分叶氏藏书，至今没有确切的数目与名目可言；真相究竟若何，只得存疑待考了。
后世评价《讲话》一书，往往称该书第六章为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该章之所以引人瞩目，一方面固然有其首次将“俗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具备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与牵涉其中的所谓鲁迅“剽窃案”有关。
东洋奇书与中国机缘
其实，抛开这桩公案来看盐谷温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其核心部分并非小说而是戏曲。可以说，盐谷温的研究是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为基础，进而拓展至包括小说话本与乐府歌谣等整个中国俗文学领域的。这一观点，只要稍微翻阅一下《讲话》就可明了。
事实上，1919年5月，日本东京的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前身）出版了盐谷温的《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与当时普遍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篇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篇则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篇多于下篇，但实则上篇只是为下篇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篇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与评述，这种结构比例在当时是打破传统、首开先河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部不以诗文为研究主体，而以戏曲为研究核心的“反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述，这就还得从盐谷温的中国学术渊源及其中国师承说起。
盐谷温曾于1909年秋到北京学习汉语，一年之后，即于1910年冬赴湖南长沙，经水野梅晓介绍拜叶德辉为师，直到1912年夏留学期满而归国。水野梅晓（1877—1949）是日本僧人，也是将日本佛教向中国推介的先锋人物之一。他初赴中国就读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研习道教经典和阿拉伯文，于1904毕业；之后到浙江天台山参拜如静禅师墓地，结识八指头陀敬安，经敬安介绍，旋至湖南长沙开福寺开创僧学堂，讲授曹洞宗教义，同时传授日语，利用这个机会结识当地名流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和岳麓山道尚和尚，成为在长沙的日本名僧。盐谷温恰于此时留学中国，经其介绍，得以师从叶德辉，可以说是得天时地利与人和，机缘十分难得。
冤案赋闲收洋徒
而向来生性狷狂、又好参与地方政事的叶德辉，此刻又为何愿意收盐谷温为徒呢？这就必得考察一下叶德辉当时的生活境遇与历史背景了。
1909年夏，湖南岳阳、常德等主要产粮区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一直延续到秋冬季，由此导致产粮锐减，库粮殆尽。加之自长沙、岳州开埠以来，外商开始从湖南购运大米出口，当地豪绅富商大多囤积待价，进一步导致了米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以著名学者王先谦为首的三十位湖南士绅联名向当局进言，要求禁运谷米出境，以“保民食而杜后患”。但当局不但未采纳进言，反倒要求士绅先办义粜，再劝募捐。虽然之后迫于压力，不得不禁运谷米出境，但为时已晚，洋商与当地奸商早已运出大批谷米，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米荒”。当地一黄姓担水工因无钱买米，一家四口全部投水身亡，终于激化民愤，引发了饥民暴动。督查官员认定此次“抢米风潮”实乃因奸商劣绅“有谷不售”所致，奏折中称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倡优，行同无赖，当米贵时，家中积谷万石，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所侧目，实属为富不仁”；尚有吏部主事之衔的叶德辉即刻被革职查办，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事实上，整个事件过程，无论是先前的士绅联名进言，还是后来所谓的“有谷不售”，叶德辉都没有参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湘祸之奇，千古未有。辉闭门不敢出，诸绅慌乱……至于辉以租谷未售，而获咎被连，竟不可解。”他解释“有谷不售”的苦衷称：“兄弟四房，租谷不能由辉主持出售；况即尽售，区区之谷，不足省城三日之粮，而必加以罪名，是殆气运所致。”
经此“抢米风潮”，被诬“有谷不售”获罪之后，叶德辉对世事时局渐生厌弃，遂生闭门读书之心。不远千里而来的日本弟子盐谷温，恰好在此刻步入这位藏书大家之书斋，可谓书缘曼妙、学缘殊胜，当然一拍即合、自得默契了。
词山曲海，师生情重
事实上，盐谷温追随叶德辉修习中国文学的时间并不长，因为1911年春，叶德辉又从书斋走了出来，行东游之举。先是前往上海，再回苏州省亲扫墓。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变”来临之际，叶德辉深感惊恐，又避难于南岳衡山。直至1912年初，局势稍见稳定之后，方才回到长沙。盐谷温曾这样忆述当年远赴湖南长沙拜师，以及在叶氏门下的修习情形：
己酉之秋，余在陕西旅行将归，得梅师资助，径住麗廔晋谒。先师一见如故，开口论学，议论风发。余至为倾倒，决意受业，一度返回北京，岁末再度南行，下榻梅师云鹤轩，日夜钻研戏曲，得暇即赴麗廔，请教质疑。先师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泉滖滚，一泻千里，毫无凝窒。由朝至午，由午至晚，循循善诱。至会心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正书蝇头细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时移。戏曲原本难解，尤因异国学生不通风俗习惯，不明声音乐律，更兼不解俗词俚语，实属至难，亦有两三度难以为继，几乎前功尽弃。余不止煞费苦心，并且充分预习，只限请教难解字句，更兼候闲暇，察颜色，遇有宾客，即时告辞，务期免扰先师，不避风雨寒暑，数度为守门人所拒，终未辞劳；先师感余之诚，亦认可余之学力，许为可教，夏日酷暑，罔顾汗滴纸上，冬日严寒，罔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辛亥革命之际，先师下乡避一时之难，旋即归省城，居家无聊，每与余论诗文，评书画为乐。余以不才，得通南北戏曲，实先师教导之赐。壬子之夏，余留學期满，及辞帷下，先师且悲且喜曰：“吾道东矣。”设宴送别，赐律诗二如卷首所刊。 盐谷温的这段忆述，摘自其《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这篇文章，是叶德辉于1927年4月11日被当地农会处决，消息传至日本之后，盐谷温饱含追悼之情所写下的。当时，盐谷温父亲逝世未久，之前又有大正天皇逝世，按照他在该文开篇的说法是“半年间连丧君亲师，哀恸天地，不胜哀痛惶恐之至”。
盐谷温的忆述文章，提到临别时叶德辉曾“赐律诗二如卷首所刊”。实际上，这两首律诗不但刊载于与该文同期的《斯文》杂志之上，还于1947年刊载于盐谷温最终修订完稿并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之中。
诗云：
三年聚首日论久，两世交情纪与群。经苑儒林承旧德，词山曲海拓新闰。载书且喜归襄富，问字时将秘笈分，欲向晚香窥典册，蓬莱相望隔重云。
客郎重逢话劫灰，旧游如梦首同回。清谈屡诣王珣宅，乘兴还登郭璞台。望后知交半星散，闲来酩酊各山颓。南中四月无烽火，手奉家书笑口开。
俚句奉赠。节山仁兄同学道契，郋园叶德辉，时壬子夏五。
可以说，叶德辉的赠别诗，是对盐谷温的才学与品行的认可与赞赏，而盐谷温也相当珍视这幅赠别诗手迹所象征的师生之谊，将其印入他最终完稿的、可视作其“盖棺之作”的《概论》一书之中。该书自1947年初版之后，又出版过所谓“限定纪念版”，还于1952年订正再版，这幅叶德辉的赠别诗手迹，始终刊印其中。
特立独行“俗文学”
叶德辉的藏书与读书生涯中，最为后世读者及研究者关注的乃是其对“淫词艳曲”一类古籍的钟爱与偏好。除了对中国古代性学类书籍的收集、整理、研究堪称当世独步之外，他对戏曲类古籍的收藏也曾达到相当规模，对“曲学”的研究心得颇为精深。1950年代，由郑振铎主持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戏曲珍罕古本影印工程，其中就选用过叶氏藏本。
1915年初版的《民国趣史》一书，辑有叶德辉与日本学者（可能即是盐谷温）谈论“曲学”的佚事片断，更可见其“曲学”水准之一斑。文中写道：“近有日人某君往访湖南名士叶德辉，谈及文学戏曲之事。叶君云：……顷如剧曲，亦极难学，恐不能输入日本。盖中国人情风俗、方言皆与日本不同，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王国维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则恐难洞晓其源流，现今戏曲之脚色，还不如二十年以前，此等歌舞之事，亦随文治为盛衰。近十年以来，政府不注重文学，故此等戏曲现时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为谭鑫培，第二则刘鸿升。谭本老脚，喉音清转，尚有先正典型；刘则自作聪明，不知停顿、开合之妙，每听其音，辄为之心急生惧，以其唱时忽高忽长，恒恐其不能落韵合拍也。此种弊病，致使听者衷曲不畅。至于秦腔，则其音躁急，令人听之心烦矣。”
由这一佚事片断可知，叶德辉对“曲学”是颇为自得的。从中国戏曲的历史研判到演唱传承，从王国维的曲考到谭鑫培的唱腔，他皆可一一品评，褒贬自有标准。且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剧曲之学，认为“极难学”，称“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意即日本学者固然可以从汉赋、唐诗、宋词中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之修养，在日本作所谓“汉诗”及相关研究并不难；但要研究中国古典剧曲，则须精通中国人情风俗及方言，有相当的难度。
盐谷温则是要将这“极难学”的中国剧曲之学学到手的有心人，这也注定了他将在日本汉学界别开生面。与叶德辉在为人与治学方面的特立独行相似，盐谷温在日本学界也堪称“狂士”。在中国正统文学观念中，历来视诗词创作为“小道”（经史才为“大道”），赋诗填词只是文士“末技”，戏曲小说则更为“末技”中的“末技”，纯属茶余饭后的消遣，根本谈不上学问，更遑论专项研究。对以戏曲小说为研究视域的俗文学研究之勃兴，也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方才逐渐开展起来的。而盐谷温对中国戏曲小说的重视与关注，甚至还早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间，这就使其为学与治学之路在中日两国学界都显得尤其特别了。
在《讲话》出版之前，日本虽然已有其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但对于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演进轨迹尚无系统、完整的考察。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时有日本学者将盐谷温在高等学府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革命行为”。盐谷温本人也在《讲话》的自序中明确指出，该书内容“主要地叙述戏曲小说底发展，欲以此补我中国文学界底缺陷”。
在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学界对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际，他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对元代戏曲对中国近世文学的影响极为关注，并为之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在《讲话》出版后一年，他即于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据考，《元曲研究》是日本最早的元曲研究专著之一，盐谷温因之成为日本汉学界开创性人物之一。之后，他更开设《元曲选》课程，大量选译中国元曲剧本作为其讲授的主体内容。在《元曲选》授课之前，他拟出《元曲概说》一文，来阐示中国元曲的历史与价值，此文后来单独成书，由东亚研究会于1926年出版。20年后，《元曲概说》一书也被译为中文，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叶德辉大赞盐谷温
事实上，叶德辉对这位日本弟子也非常看重，曾在为盐谷温《元曲研究》所撰序言中，详记盐谷温追随求学的情状：“适节山来湘，从问元曲，余书既不就，而以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之故，虽口讲指授，多方比喻，终觉情隔，不能深入。盖以吴音不能移入湘人之口者，而欲以中原之音移于海外，岂非不可信之事哉。幸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知其成就之早，必出及门诸人之右。尝以马融谓门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之语许君，君微哂不让也。”
对于盐谷温最终撰成专著《元曲研究》，叶德辉半是激赏、半是自谦，自己原拟的那部《剧史》幸亏没写成，否则两相比较，真是自愧不如。他为之写道：“叹君之博览鸿通，实近来中东所罕见。书中推论元曲始末，及南北异同，莫不缕析条分、探原星宿。幸余书未编定，若较君作，真将覆酱瓿矣。”当然，作为盐谷温的中国老师，叶德辉根据自己的学术经验与眼光，也善意且委婉的指出了书中的不足，称“君书尚有未及道者，则歌舞最初之缘起也……君书旁搜博采，幾令余穷于辞。以此补所未详，或亦先河后海之义。君览之，得毋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乎？” 这篇叶序，后来作为《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的附录，也在同期的《斯文》杂志上登载了出来。对于叶序，盐谷温相当珍视，不久他又将其辑入他自编的《叶郋园先生追悼录》中，他附记称叶序“对未熟拙作陈过誉之辞，使添灿烂光彩，想起留学时之苦心，实有步蟾宫、登龙门之感，喜不自言。”
叶德辉藏书去向
最后，除了上述关涉盐谷温与叶德辉二人的师生关系与学术传承的评述之外，还有必要约略谈及一些二人在私人交谊方面的史事点滴。据《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所述，叶德辉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时局稍稳定时从避难处南岳衡山返归长沙之际，师生二人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交谈。盐谷温在文中写道：
忆昔在湘中，革命兵变后，一日往访先师，从容语曰：“圣人言，不居危邦，不入乱邦，先生何不乘槎泛海，访遗文，讲古学，不亦可乎。”
先生笑答：“上海革命党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与弟无往来，此次在上海军民中宣言，湖南有叶焕彬，不可不竭加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子绝矣。此人真可感，杀我不足惧，惟以弟为读书种子，则真知己也，弟与人笑谈，民军断不杀我，土匪则杀我，民军闻之，莫不大笑。”
然而于前途毕竟悲观，因道：“家藏万卷欲留存贵国图书馆，以利两国人钻研。”又长叹道：“我子孙必有入贵国籍之日矣。”至堪同情。而后此次意外毙于匪徒枪弹之下，前言如成谶语。呜呼，毁灭支那、破坏东亚古文明者，岂非革党匪徒欤。有关观古堂藏书，是吾侪对支文化事业之一，于先生生前，有委请北京图书馆收购之议。先生亦为此喜，有允诺之意。余当体察先师遗愿，致力整理观古堂散乱藏书，促吾国购置，并刊行其遗著，吊先师之灵，慰遗族之望，莫过于此，实现此举，亦是余对朝野人士之最切寄望。
从盐谷温的忆述可知，叶德辉之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先是惊惶避难于南岳衡山，不久又泰然自若的重返长沙居所，是因为有革命党元老、著名学者章太炎的“保驾”。章称叶为“读书种子”，对革命军曾有指示须“竭加保护”。躲过革命军一劫的叶，对时局前途却仍是悲观失望的，他曾有将藏书运至日本收藏的愿望，且希望子孙入日本籍，似乎对自己将来的遭遇早有预判。盐谷温当时曾委托北京图书馆收购叶氏藏书，叶对这一提议也表示赞同，但这事终未果。叶死后，盐谷温表示将力促日本方面购置叶氏遗留的藏书。
那么，叶德辉死后，其遗留藏书究竟去向何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考察，确有一部分归藏于国内图书馆中，如郑振铎于1950年代影印《古本戏曲丛刊》时就曾调用过叶氏舊藏。其余的还有流落民间者，偶尔见诸古籍拍卖会中。盐谷温所力促的日本方面购置叶氏藏书，是否真的成功，确有其事呢？
据《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原载1979年3月《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期）一文所述，为叶德辉藏书最终去向提供了一些线索。文中提到：
叶德辉被捕后，叶氏家属逃匿一空。省农协接受群众意见，当即组织逆产清理小组，由直荀同志指定胡炳文（省农协委员）、熊炳超（市郊区农协党委书记）、郭炳寰（长沙县农协副委员长）等负责清点。
叶家浮财以古典书籍为最多，大小书箱、书柜、书架约计百数，东西两厢房陈列几满。小组负责人对原件加封加锁，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其古玩部分亦均开具清单，上缴革命法庭。家具衣服悉数发交叶氏家属领走，未动分毫。至今尚有谓长沙叶氏藏书全部毁于农会之说，绝非事实。但，另有一说，叶之藏书属于宋、元、明代珍贵版本，另存他处，后由其亲属以三万元卖与北直书店，又转售与日本书贾，此说既近情理，较为可靠。
由此可知，叶氏藏书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两处，一是普通藏书被没收充公，“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二是珍贵版本可能“另存他处”，后“转售与日本书贾”。又据1930年代《湖南年鉴》中提到，省教育会图书馆毁于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之时，1938年观古堂被焚毁，极少量的未入“公库”的叶氏藏书，也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世。而“转售与日本书贾”的那部分叶氏藏书，至今没有确切的数目与名目可言；真相究竟若何，只得存疑待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