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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代 红岩精神 共产党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紅岩精神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的共产党员以及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烈士们在重庆培育的伟大精神，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境界（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对党忠诚等）、浩然的革命正气和巨大的人格力量（艰苦奋斗、始终心系群众、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宽广胸怀等）。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联系实际进一步弘扬好伟大的红岩精神。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专门提到“红岩精神”，逐条回顾“狱中八条”，深刻指出：“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雄气概，时刻用坚定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江竹筠（即“江姐”）在渣滓洞监狱里，遭受国民党特务们多种酷刑的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地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陈然烈士（曾担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在《我的“自白书”》一诗中写到：“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些都充分表现出红岩英烈们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浩然正气，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传承和弘扬。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特别注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对留在重庆坚持工作的干部反复进行教育——给大家讲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上大义凛然的故事，即在广州红花岗刑场，陈铁军和周文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机枪，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毫无疑问，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始终是红岩烈士们坚强的思想基础。
弘扬“红岩精神”，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员干部在政治风浪面前，旗帜鲜明，发声亮剑，坚定不移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同时，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深入理解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党员干部还要以实践为桥梁，将红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锻炼党性意志，始终保持崇高信仰，提高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经受住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乐于奉献，甘愿吃苦，实干创业、实干富民。
抗战时期周恩来等人在重庆战斗8年之久，长期与过着“灯红酒绿”的国民党官员打交道。他们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高尚品格，始终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新中国成立前后，红岩先烈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用血和泪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狱中八条》。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考验党员干部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更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建设、反腐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保持清廉本色。
当前加强党员干部廉政建设应特别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必修课。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重庆红岩村所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七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这七条修养要则把党性修养的要求渗透到学习、工作、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严”和“实”的特点：“严”就是要坚持高标准，始终以党章为遵循，以党员标准为对照，改正错的；“实”则是党员干部“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并且落细、落小、落实，“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当年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曾多次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
要重点加强自律教育。“自律”作为一种自省、自我教育的一种手段，是加强党员干部自身修养、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到：“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应注意从三个方面加强“自律”教育。一是要在“隐”处下功夫。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经常“自律”，做到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慎应酬、慎嗜好、慎习惯，读好书，做得一日三省吾身，练好“不动心”功夫，使自己在修养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品德上进入一个较高的境界。二是要在“微”处下功夫。常言道：“一针不补十针难缝，小洞不补大洞难堵。”党员干部在加强自身修养时，必须注意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细微之处见精神。在这方面，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比如，董必武在重庆为了六角钱做深刻检讨的事，董必武在南方局的大会上说：“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三是要在“恒”字上下功夫。要想达到“自律”的思想和品德境界，仅凭一时的冲动和短暂的热情是不行的，必须持之以恒，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广大的共产党员始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整风运动，始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前面。特别是众多战斗在秘密战线里的共产党员们，在与国民党官员打交道时，始终对党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比如，红色“特工”中共党员阎宝航，抗战时期，作为秘密共产党员的阎宝航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广泛结交国民党中统、军统、黄埔系头面人物陈诚、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人，在长期与国民党顽固派打交道中不仅没有被国民党“黑化”，而且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方向和原则，通过努力，获取了三大国际战略情报。新中国成立前后，红岩烈士们用血和泪写下的《狱中八条》第四条指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從右跳到‘左’”；第七条指出，“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这些都强调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建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加强政治建设，一方面，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另一方面，要对党忠诚，永葆政治本色。例如，红岩英烈刘国志，出身于内江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国民党特务认为刘国志是“大地主的少爷，不可能真正搞共产党”，以为只要对他用刑就会叛变。但面对特务们的诱降和各种严刑拷打，刘国志都坚贞不屈，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锤炼坚强党性，泰然面对大风大浪、惊涛骇浪，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把握好政治方向，对党和人民忠诚。
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人员们，努力践行群众路线，扎根群众，为群众办实事，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比如，抗战时期的红岩村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防空洞并不十分宽敞。可附近的一些群众没有条件挖防空洞，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轰炸。这一来，办事处的一些同志就不太乐意了。周恩来听到有人抱怨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出现了严重错误。他向南方局的同志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要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防空洞应该是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方局成员们认真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专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开辟了《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反映群众的诉求；当国统区发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时，周恩来等人通过多种途径与胡厥文等资本家协商，希望他们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和基本福利保障。
红岩英烈王朴（曾担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由于叛徒出卖被特务抓捕）家庭非常富裕，为了党和人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家产卖掉，为党筹措了2000两黄金的革命经费。著名的“铁窗诗人”、红岩烈士何敬平，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狱中写下了《把牢底坐穿》的革命诗。在“胡世合事件”中，何敬平把生死置之度外，组织重庆的电力公司职工和群众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公开合法的“职工福利社”，组织职工参加争取和平、反内战、反独裁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
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党员干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强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时进一步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无小事，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医保、社保、住房、教育、就业等问题，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红岩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
【注：本文受2019年重庆市社会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9YBKZ15）基金资助】
责编/谢帅 美编/陈琳
紅岩精神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的共产党员以及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烈士们在重庆培育的伟大精神，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境界（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对党忠诚等）、浩然的革命正气和巨大的人格力量（艰苦奋斗、始终心系群众、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宽广胸怀等）。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联系实际进一步弘扬好伟大的红岩精神。
弘扬红岩精神，加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专门提到“红岩精神”，逐条回顾“狱中八条”，深刻指出：“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雄气概，时刻用坚定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江竹筠（即“江姐”）在渣滓洞监狱里，遭受国民党特务们多种酷刑的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地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陈然烈士（曾担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在《我的“自白书”》一诗中写到：“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些都充分表现出红岩英烈们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浩然正气，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传承和弘扬。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特别注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对留在重庆坚持工作的干部反复进行教育——给大家讲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上大义凛然的故事，即在广州红花岗刑场，陈铁军和周文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机枪，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毫无疑问，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始终是红岩烈士们坚强的思想基础。
弘扬“红岩精神”，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员干部在政治风浪面前，旗帜鲜明，发声亮剑，坚定不移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同时，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深入理解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党员干部还要以实践为桥梁，将红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锻炼党性意志，始终保持崇高信仰，提高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经受住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乐于奉献，甘愿吃苦，实干创业、实干富民。
弘扬红岩精神，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反腐倡廉
抗战时期周恩来等人在重庆战斗8年之久，长期与过着“灯红酒绿”的国民党官员打交道。他们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高尚品格，始终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新中国成立前后，红岩先烈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用血和泪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狱中八条》。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考验党员干部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更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建设、反腐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保持清廉本色。
当前加强党员干部廉政建设应特别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必修课。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重庆红岩村所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七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这七条修养要则把党性修养的要求渗透到学习、工作、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严”和“实”的特点：“严”就是要坚持高标准，始终以党章为遵循，以党员标准为对照，改正错的；“实”则是党员干部“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并且落细、落小、落实，“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当年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曾多次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
要重点加强自律教育。“自律”作为一种自省、自我教育的一种手段，是加强党员干部自身修养、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到：“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应注意从三个方面加强“自律”教育。一是要在“隐”处下功夫。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经常“自律”，做到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慎应酬、慎嗜好、慎习惯，读好书，做得一日三省吾身，练好“不动心”功夫，使自己在修养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品德上进入一个较高的境界。二是要在“微”处下功夫。常言道：“一针不补十针难缝，小洞不补大洞难堵。”党员干部在加强自身修养时，必须注意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细微之处见精神。在这方面，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比如，董必武在重庆为了六角钱做深刻检讨的事，董必武在南方局的大会上说：“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三是要在“恒”字上下功夫。要想达到“自律”的思想和品德境界，仅凭一时的冲动和短暂的热情是不行的，必须持之以恒，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弘扬红岩精神，加强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做到对党忠诚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广大的共产党员始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整风运动，始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前面。特别是众多战斗在秘密战线里的共产党员们，在与国民党官员打交道时，始终对党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比如，红色“特工”中共党员阎宝航，抗战时期，作为秘密共产党员的阎宝航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广泛结交国民党中统、军统、黄埔系头面人物陈诚、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人，在长期与国民党顽固派打交道中不仅没有被国民党“黑化”，而且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方向和原则，通过努力，获取了三大国际战略情报。新中国成立前后，红岩烈士们用血和泪写下的《狱中八条》第四条指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從右跳到‘左’”；第七条指出，“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这些都强调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建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加强政治建设，一方面，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另一方面，要对党忠诚，永葆政治本色。例如，红岩英烈刘国志，出身于内江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国民党特务认为刘国志是“大地主的少爷，不可能真正搞共产党”，以为只要对他用刑就会叛变。但面对特务们的诱降和各种严刑拷打，刘国志都坚贞不屈，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锤炼坚强党性，泰然面对大风大浪、惊涛骇浪，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把握好政治方向，对党和人民忠诚。
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勇担民族复兴的使命
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人员们，努力践行群众路线，扎根群众，为群众办实事，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比如，抗战时期的红岩村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防空洞并不十分宽敞。可附近的一些群众没有条件挖防空洞，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轰炸。这一来，办事处的一些同志就不太乐意了。周恩来听到有人抱怨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出现了严重错误。他向南方局的同志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要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防空洞应该是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方局成员们认真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专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开辟了《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反映群众的诉求；当国统区发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时，周恩来等人通过多种途径与胡厥文等资本家协商，希望他们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和基本福利保障。
红岩英烈王朴（曾担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由于叛徒出卖被特务抓捕）家庭非常富裕，为了党和人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家产卖掉，为党筹措了2000两黄金的革命经费。著名的“铁窗诗人”、红岩烈士何敬平，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狱中写下了《把牢底坐穿》的革命诗。在“胡世合事件”中，何敬平把生死置之度外，组织重庆的电力公司职工和群众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公开合法的“职工福利社”，组织职工参加争取和平、反内战、反独裁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
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党员干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强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时进一步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无小事，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医保、社保、住房、教育、就业等问题，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红岩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
【注：本文受2019年重庆市社会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9YBKZ15）基金资助】
责编/谢帅 美编/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