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税收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税收程序法、实体法角度，分析了税收事前核定征收方式的适用情形及其实践误区，提出了规范建议。
关键词 税收 事前核定 法律适用
作者简介：隋材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2.039
税收程序法规定的征收方式包括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其中，核定征收又有事前、事后之分。纳税人纳税义务已经实际发生，税务机关核定在后，是事后核定。反之，则为事前核定。现行粗放式的事前核定征收有悖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下，着重以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为例，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对事前核定征收问题作相关探讨。
一、税收核定征收的法理和适用范围
核定征收发端于狭义的推定课税。狭义的推定课税是指在特殊情况下，税务机关难以依据税法的明文规定确定纳税人的计税依据，为了防止税款流失和执法公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方法，推定或核定纳税人的税基与应纳税额。推定课税是国际通行做法，发展中国家以此简化税收征管、降低征纳成本，发达国家亦可用以提升征管效率和反避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第35条、37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7条是核定征收的法规依据。具体税种亦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44条及其实施条例第115条等，与征管法的规定一致。
（一）核定征收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
从法理上分析，税收核定征收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为事实查证后的核定，即纳税人未履行纳税义务或未如实申报。二为推定事实的核定，即税务机关难以定量相关事实，依据相关间接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推理并得出法律所认可的事实。三为协议事实的核定，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难以查清核定事实，而通过签订协议共同认可的应纳税额，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3条和企业所得税法第42条规定的情形。
上述情形，都是基于纳税人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事实，税务机关因纳税人没有或难以正确计算应纳税额而实施的核定。
（二）事前核定征收适用于不设置账簿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简称“会计法”）的第3条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征管法第19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征管法实施细则第22条具体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15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账簿”。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同样对个体业户提出了设置账簿的要求。设置账簿是纳税人的法定义务，对于不设置账簿的纳税人，应当规制、引导其规范核算。
“不设置账簿”是事前核定征收的充要条件。征管法第35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应纳税额进行核定的第一款情形，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很难找到现实案例和依据。第二款情形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如因纳税人领取营业执照15日内应设而未设账簿而核定征收，基本属于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之前的核定；如因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起15日内应设而未设账簿而核定征收，就属于事后核定。征管法第35条规定的其它四种情形很明显只适用于事后，要根据已發生的事实进行判定。企业所得税法第44条也是针对既成事实。因此，实际上，只有具备“不设置账簿”的要件，才能事前核定征收。
二、事前核定征收适用的实践误区
（一）忽视了“不设置账簿”的法定前提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简称“核定办法”），2009年下发了《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但部分税务人员忽视了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精神，罔顾“不设置账簿”是事前核定的必备前提，单纯强调核定办法第4条列示的四种“核算不健全”情形，进而延伸到对已经设置账簿的没有取得成本费用发票的企业也进行事前核定，超越了上位法的规定，违背了权责发生制。
（二）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税收治理要求背道而驰
核定办法第3条规定，不得对“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核定征收，但标准并不明确和具体。有的地区按照收入规模划定标准，有的地区则按照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标准不一、尺度过宽，影响了税法的统一性、公平性。目前企业规模划定过宽，例如批发行业的纳税人只要不同时符合“超过从业人员200人或收入4亿元”和“从业人员20人以上、营业收入五千万元以上”这两个条件，就属于小型企业。这样，包括年收入数千万上亿规模的大多数批发企业都归为了小型企业，被事前核定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但实践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事前核定征收的也不鲜见。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面积、粗放式地事前核定征收，与推动市场主体规范核算、提升管理质量是相悖的，违背税收中性以及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一是同一行业的企业由于产品渠道、经营方式等差异，成本、盈亏差别很大，如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一刀切”地核定应税所得率，就会导致利润水平低的纳税人的税负相对高，经营利润高的纳税人税负反而相对较低。二是核定征收的作用之一就是规制不设置账簿的企业实行查账征收，但不少核定征收企业的税负却低于查账征收企业，不符合法律规范人、引导人的宗旨。三是扶持小微企业等税收政策都要求纳税人查账征收，事前核定征收的纳税人缺乏成本、费用核算依据，就不能享受加计扣除等优惠，减弱了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三）征纳双方的责任权利混淆
现代税收征管的重要制度基础是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制度。IRS（美国联邦税务局）的阐释是：“税收由纳税人自主评价体系产生是社会民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ATO（澳大利亚国家税务局）对此的表述是：“纳税人自主评价体系是税收管理体制的基础”。事前核定征收先于、脱节于纳税人的经营实际，税务机关针对尚未发生的事不可能准确判定，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势必混淆征纳双方责权，动摇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制度的根基，导致税收风险。
（四）僭越税收法定原则
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必须由法律规定。事前核定已经超越了法定界限。例如，企业所得税事前核定主要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的方式，应税所得率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由于核定办法中应税所得率的弹性幅度、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实际成了“编外”的税收减免、优惠，其对象、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僭越了税收法定原则。例如，“其他行业”应税所得率的幅度为10-30%，极易造成一些税务人员以权谋私的寻租空间，使其因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或少征税款、受贿受到司法追究。
（五）导致逆向选择的结果
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查账征收企业亏损面大、征管难，改行事前核定征收，实际上是让渡了部分公共利益给纳税人，换取管理便利的短期行为，导致的是“破窗效应”。一些税务人员习惯于以审代管，“重核定、轻管理”，纳税人为了少缴税款，都趋向于从低核定。纳税人不规范核算，隐匿收入、不开发票，使全面开票制度受到冲击，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越来越淡薄。核定征收企业与其它企业可以通过筹划关联交易，调节价格，转移收入、成本、费用，减少应纳税额，乃至为虚开发票、出口骗税降低违法运作成本。
三、规范事前核定征收的途径
事前核定征收存在系统性风险，解决之道在于依法厘清其适用边界，在实践中加以严格规范。
（一）明确法定标准
核定征收应当主要用于对纳税遵从度低的纳税人进行的事后评估检查。只要不是纳税人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根据税法可以通过相关科目准确调整的，都不应当核定征收。事前核定征收必须以“不设置账簿”为前提。应当逐步取消居民企业所得税、个体业户、个人所得税等事前核定征收的行政审批事项，从而向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和查账征收的方向发展，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别申报的方式，为小规模、收入少、财务核算能力弱的纳税人设计更简便的申报表单，免费提供财务核算软件和多种方式的纳税申报途径。
要严格纠正违规扩大事前核定征收的做法，减少随意性。一要严格禁止在新办企业生产经营开始前就事先核定，落实对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纳税人不得核定征收的要求。二要对核定征收办法第三条所称“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制定明确细化的标准，严禁按照行业或企业规模大小“一刀切”地按事前核定征收。
（二）坚持查账征收
核定征收作为对不设置帐簿纳税人的规制措施，应当具有谦抑性（即必要性），在没有其它更有效方法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应当遵循会计法和税收程序法、实体法的立法精神，积极引导纳税人依法建账建制，将查账征收作为主要方式。二是要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不设置账簿的纳税人进行管理，并加大纳税信用机制的惩戒力度，促使其完善财务核算，一旦具备查账条件，立即改变征收方式。三是严格、审慎地采用事前核定征收，不能容忍以未按规定取得发票、打白条等作为核定征收的理由，避免使其成为纳税人的逃税工具。四是除定额征收的外，要对事前核定征收纳税人实行定期申报预缴、年度汇算清缴的管理。
（三）加强过程监督
无论事前、事后，都要从严确定核定应税所得率，避免核定征收的同一行业、同一行业中核定征收与查账征收的企业出现税负畸轻畸重。要将具体企业作为核定征收实施的标的，而非行业、地域。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流程，综合考虑纳税人经营实际，将其行业状况、产品特点、经营渠道和方式及其商誉信用、关联企业等个性化因素纳入核定依据，分类逐户公平、公正地核定，依据、过程、结果全部公開透明，纳入权力清单，与纳税遵从风险管理紧密结合，严格进行税收执法督察，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实行“一案双查”，全面提高税收执法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 税收 事前核定 法律适用
作者简介：隋材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2.039
税收程序法规定的征收方式包括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其中，核定征收又有事前、事后之分。纳税人纳税义务已经实际发生，税务机关核定在后，是事后核定。反之，则为事前核定。现行粗放式的事前核定征收有悖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下，着重以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为例，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对事前核定征收问题作相关探讨。
一、税收核定征收的法理和适用范围
核定征收发端于狭义的推定课税。狭义的推定课税是指在特殊情况下，税务机关难以依据税法的明文规定确定纳税人的计税依据，为了防止税款流失和执法公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方法，推定或核定纳税人的税基与应纳税额。推定课税是国际通行做法，发展中国家以此简化税收征管、降低征纳成本，发达国家亦可用以提升征管效率和反避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第35条、37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7条是核定征收的法规依据。具体税种亦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44条及其实施条例第115条等，与征管法的规定一致。
（一）核定征收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
从法理上分析，税收核定征收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为事实查证后的核定，即纳税人未履行纳税义务或未如实申报。二为推定事实的核定，即税务机关难以定量相关事实，依据相关间接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推理并得出法律所认可的事实。三为协议事实的核定，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难以查清核定事实，而通过签订协议共同认可的应纳税额，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3条和企业所得税法第42条规定的情形。
上述情形，都是基于纳税人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事实，税务机关因纳税人没有或难以正确计算应纳税额而实施的核定。
（二）事前核定征收适用于不设置账簿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简称“会计法”）的第3条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征管法第19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征管法实施细则第22条具体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15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账簿”。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同样对个体业户提出了设置账簿的要求。设置账簿是纳税人的法定义务，对于不设置账簿的纳税人，应当规制、引导其规范核算。
“不设置账簿”是事前核定征收的充要条件。征管法第35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应纳税额进行核定的第一款情形，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很难找到现实案例和依据。第二款情形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如因纳税人领取营业执照15日内应设而未设账簿而核定征收，基本属于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之前的核定；如因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起15日内应设而未设账簿而核定征收，就属于事后核定。征管法第35条规定的其它四种情形很明显只适用于事后，要根据已發生的事实进行判定。企业所得税法第44条也是针对既成事实。因此，实际上，只有具备“不设置账簿”的要件，才能事前核定征收。
二、事前核定征收适用的实践误区
（一）忽视了“不设置账簿”的法定前提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简称“核定办法”），2009年下发了《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但部分税务人员忽视了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精神，罔顾“不设置账簿”是事前核定的必备前提，单纯强调核定办法第4条列示的四种“核算不健全”情形，进而延伸到对已经设置账簿的没有取得成本费用发票的企业也进行事前核定，超越了上位法的规定，违背了权责发生制。
（二）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税收治理要求背道而驰
核定办法第3条规定，不得对“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核定征收，但标准并不明确和具体。有的地区按照收入规模划定标准，有的地区则按照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标准不一、尺度过宽，影响了税法的统一性、公平性。目前企业规模划定过宽，例如批发行业的纳税人只要不同时符合“超过从业人员200人或收入4亿元”和“从业人员20人以上、营业收入五千万元以上”这两个条件，就属于小型企业。这样，包括年收入数千万上亿规模的大多数批发企业都归为了小型企业，被事前核定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但实践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事前核定征收的也不鲜见。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面积、粗放式地事前核定征收，与推动市场主体规范核算、提升管理质量是相悖的，违背税收中性以及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一是同一行业的企业由于产品渠道、经营方式等差异，成本、盈亏差别很大，如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一刀切”地核定应税所得率，就会导致利润水平低的纳税人的税负相对高，经营利润高的纳税人税负反而相对较低。二是核定征收的作用之一就是规制不设置账簿的企业实行查账征收，但不少核定征收企业的税负却低于查账征收企业，不符合法律规范人、引导人的宗旨。三是扶持小微企业等税收政策都要求纳税人查账征收，事前核定征收的纳税人缺乏成本、费用核算依据，就不能享受加计扣除等优惠，减弱了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三）征纳双方的责任权利混淆
现代税收征管的重要制度基础是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制度。IRS（美国联邦税务局）的阐释是：“税收由纳税人自主评价体系产生是社会民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ATO（澳大利亚国家税务局）对此的表述是：“纳税人自主评价体系是税收管理体制的基础”。事前核定征收先于、脱节于纳税人的经营实际，税务机关针对尚未发生的事不可能准确判定，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势必混淆征纳双方责权，动摇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制度的根基，导致税收风险。
（四）僭越税收法定原则
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必须由法律规定。事前核定已经超越了法定界限。例如，企业所得税事前核定主要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的方式，应税所得率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由于核定办法中应税所得率的弹性幅度、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实际成了“编外”的税收减免、优惠，其对象、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僭越了税收法定原则。例如，“其他行业”应税所得率的幅度为10-30%，极易造成一些税务人员以权谋私的寻租空间，使其因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或少征税款、受贿受到司法追究。
（五）导致逆向选择的结果
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查账征收企业亏损面大、征管难，改行事前核定征收，实际上是让渡了部分公共利益给纳税人，换取管理便利的短期行为，导致的是“破窗效应”。一些税务人员习惯于以审代管，“重核定、轻管理”，纳税人为了少缴税款，都趋向于从低核定。纳税人不规范核算，隐匿收入、不开发票，使全面开票制度受到冲击，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越来越淡薄。核定征收企业与其它企业可以通过筹划关联交易，调节价格，转移收入、成本、费用，减少应纳税额，乃至为虚开发票、出口骗税降低违法运作成本。
三、规范事前核定征收的途径
事前核定征收存在系统性风险，解决之道在于依法厘清其适用边界，在实践中加以严格规范。
（一）明确法定标准
核定征收应当主要用于对纳税遵从度低的纳税人进行的事后评估检查。只要不是纳税人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根据税法可以通过相关科目准确调整的，都不应当核定征收。事前核定征收必须以“不设置账簿”为前提。应当逐步取消居民企业所得税、个体业户、个人所得税等事前核定征收的行政审批事项，从而向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和查账征收的方向发展，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别申报的方式，为小规模、收入少、财务核算能力弱的纳税人设计更简便的申报表单，免费提供财务核算软件和多种方式的纳税申报途径。
要严格纠正违规扩大事前核定征收的做法，减少随意性。一要严格禁止在新办企业生产经营开始前就事先核定，落实对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纳税人不得核定征收的要求。二要对核定征收办法第三条所称“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制定明确细化的标准，严禁按照行业或企业规模大小“一刀切”地按事前核定征收。
（二）坚持查账征收
核定征收作为对不设置帐簿纳税人的规制措施，应当具有谦抑性（即必要性），在没有其它更有效方法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应当遵循会计法和税收程序法、实体法的立法精神，积极引导纳税人依法建账建制，将查账征收作为主要方式。二是要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不设置账簿的纳税人进行管理，并加大纳税信用机制的惩戒力度，促使其完善财务核算，一旦具备查账条件，立即改变征收方式。三是严格、审慎地采用事前核定征收，不能容忍以未按规定取得发票、打白条等作为核定征收的理由，避免使其成为纳税人的逃税工具。四是除定额征收的外，要对事前核定征收纳税人实行定期申报预缴、年度汇算清缴的管理。
（三）加强过程监督
无论事前、事后，都要从严确定核定应税所得率，避免核定征收的同一行业、同一行业中核定征收与查账征收的企业出现税负畸轻畸重。要将具体企业作为核定征收实施的标的，而非行业、地域。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流程，综合考虑纳税人经营实际，将其行业状况、产品特点、经营渠道和方式及其商誉信用、关联企业等个性化因素纳入核定依据，分类逐户公平、公正地核定，依据、过程、结果全部公開透明，纳入权力清单，与纳税遵从风险管理紧密结合，严格进行税收执法督察，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实行“一案双查”，全面提高税收执法规范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