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的碑文化滥觞于春秋时期，历经千年的发展，到唐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其繁荣昌盛不仅体现在形制的完善、数量与种类的繁多，其雕刻之精也是史无前例的。本文从唐碑的碑首、碑身、碑座三个部分的装饰来归纳唐碑的装饰特征，反映出唐人无穷的智慧与精湛的技艺，以及大唐盛世开放、自由、豪迈、进取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唐碑;装饰特征
“装饰性”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原始文化的彩陶到汉唐的重彩绘画，装饰艺术显示了雄浑博大的气度和厚重斑斓的审美特征。[1]那些旖丽多彩而又引人入胜的纹饰是人类智慧的延续，它们亲近时代前进的脉搏，忠诚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审美情趣。唐碑的装饰纹饰、装饰手法、装饰风格等则体现出唐代繁荣昌盛，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一、碑首的装饰特征
“汉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龙。蟠螭之形，有如奔马，四足驰骤。两龙中间或缀以珠，有云气缭绕之。唐大历八年裴平书《文宣王庙新门记》，额有咸通题字。王兰泉云：‘题字处上锐，当锐处悬一珠，二龙绕之。汉碑画龙形皆如马，四足奔驰。此碑与后世之蟠龙无异。碑刻二龙捧珠，始见于此。”[2]唐碑碑首的装饰纹样虽是前代的继承，但装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融合了圆雕、透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装饰手法，将龙的神勇、威猛的形象刻画得更为生动、细腻、精巧。从而呈现出大唐盛世华美的审美风尚。
二、碑身的装饰特征
唐碑碑阳，刻有碑文最为主要的文字内容;碑阴或刻文字或刻纹饰或空白;碑侧则刻有各类纹饰图案。
1、装饰纹样分类
唐碑的碑侧装饰极为丰富，可谓上至流云飞鸟，下至群芳百兽，按照内容可分为：
植物纹样：作为碑侧装饰主体的植物纹样可分为具体植物纹样和变形植物纹样。具体植物纹样是指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并能够分清根、茎、花、叶，能叫得出名字的纹样形象，如牡丹卷草纹、葡萄卷草纹等。变形植物纹样是指无法分辨其具体植物名称，由众多花卉组合而成的纹样形象，如宝相花纹。
卷草纹，唐代最为流行的植物纹样之一，“卷草纹系一种呈波状形态向左右或上下延伸的一种花草纹，盛行于唐代，以后各代亦常用之作为一种边饰......如从纹样的发展演变来分，汉代可称之为卷云纹，魏晋南北朝称之为忍冬纹，唐代称之为卷草纹（唐草纹），近代则称之为香草纹。各称各异，但大体均呈波浪形枝蔓骨架，配以叶片;配以花朵的，又称缠枝花。”[3]由此可知，卷草纹是由卷云纹、忍冬纹转化而来。而关于忍冬纹的起源，“但从纹样发生学的角度看，显然薄先生的观点，认为其受到西方棕榈叶、莨苕叶、葡萄叶等叶形装饰纹样的影响，因为叶纹装饰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亚、西亚有着连绵不断的传承过程。”[4]不难看出，忍冬纹主要承袭了西方的叶纹，是外来文化的产物。而唐代的卷草纹根据其纹样结构分析可知，是糅合了忍冬纹与卷云纹的植物形象，“卷草纹是由忍冬纹和云气纹演化而来的一种植物。”[5]唐代的卷草纹种类丰富多样，有牡丹卷草纹、葡萄卷草纹、石榴卷草纹等。唐碑碑侧的卷草纹以牡丹卷草纹为主。牡丹是唐人最为喜爱的一种花卉，其出现先于唐，但根据《群芳谱》载：“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又有唐·刘禹锡《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以及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由此可知牡丹兴盛于唐。[6]唐碑中牡丹的花型特点是花头肥短，多层花瓣且瓣形较短，花瓣的边缘呈卷云式，花叶繁茂，形态丰满，体现出大唐盛世富丽华美的审美风尚。
宝相花纹，唐代独具特色的植物纹样。“宝花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叶中有花，花中有叶，虚实结合，真假难辨，花蕾相间，正侧相叠，在其造型中，既有来自地中海一带的忍冬和卷草，还有中亚盛栽的葡萄和石榴……这是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花朵。”[7]宝相花纹组合形式繁多，雍容华贵，端庄大气，反映出唐代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盛世特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其次是动物纹样，中国纹样最早出现的就是动物纹样，不管是出于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别的原因，人们的目光最早是集中在动物身上，因此唐碑装饰纹样中出现动物纹样亦是理所当然了。有能说出名字的，如龙纹、凤凰纹、狮子纹、迦陵频迦鸟纹、麒麟纹等，也有说不出名字的，统称为瑞兽纹。
然后是人物纹样，人物纹样有世俗中的人物纹样，如舞人、力士等;亦有佛教中的人物纹样，如菩萨、仙童等。从佛教人物的造型特征、形态比例来看，亦有世俗化的趋向，如释道宣曾语：“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日夸菩萨如宫娃也。”[8]不同人物形象具有不同的表情与神态和姿势。
除了上述纹样还有一些典型的几何纹样，如云纹、联珠纹。
《太平御览》卷八引《河图帝通纪》曰：“云者，天地之本也。”[9]因中国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背景，自然对天气的变化多为关注，进而去解读天象，故云象就理所当然成为历代装饰纹样的内容。而其造型与雕刻技法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唐碑碑侧的云纹多与其他祥瑞纹饰组合运用，表達出人们高升、旺和等美好愿望。如咸庆三年（公元658年）的《道德寺碑》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的《多宝塔碑》，碑侧纹饰则是云纹与卷草纹样的组合。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的《三藏圣教序碑》，碑侧的纹饰则是云纹与龙凤纹样的组合，古人借凤引魂，借龙升天，唐人借用龙凤身躯的蜿蜒曲折与云纹组合，更增强其流动的气势之美。
联珠纹，唐代流行装饰纹样之一。“实际上，我国很早就出现联珠纹了。远在原始社会的半山型彩陶上，就发现有大圈中饰白色圆点的联珠纹......所以，唐代联珠纹的流行，只能说与当时波斯的装饰审美相应而已。”[10]由此看来，联珠纹是中国历代传承纹样，并非外来文化的产物。唐代早期碑侧边饰纹样中多有联珠纹饰，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豳州昭仁寺碑》、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灵化寺大德智该法师碑》以及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于孝颢之碑》，碑侧边饰均为连续规整的联珠纹，表现出唐人丰满、热烈的艺术审美风尚。 总之，碑侧纹饰的丰富多样不仅是唐代社会繁荣昌盛的表现，也是唐代佛教兴盛的体现，更是唐代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精神写照。
2、纹样的造型特征
碑侧植物纹样的造型表现出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特征，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理想的美感。如牡丹卷草纹样的造型，枝、叶、花齐全，且错落有致穿插有序，与自然植物的生长形态相吻合。但就其主枝极富流动感、近似规则“S”型的生长趋势来看，其又与真实不符。这种造型既尊重了客观物象的形貌，又比自然更有内涵、更有神采、更具意味，反映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精湛的技艺力，同时也体现唐代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
动物的纹样的造型，不管是狮子纹或是麒麟纹还是凤凰纹，皆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形象。如狮子纹的造型，头部鬃毛浓密卷曲，张口吐舌，尾巴飞扬上卷，或脚踩如意云纹飞奔，或回首行走，或侧首奔跑，都具有十足的动感。又如凤凰纹样的造型，其羽毛丰满，口衔瑞草作振翅欲飞状，从而使纹样更具装饰的动态美感，显示出唐人极具进取的精神以及充满活力的景象。
人物的造型不管是世俗人物还是宗教人物，在其形体上都具有相似的特征，都呈现出一种“弱骨丰肌”的形象，从而体现出唐人健壮丰肥的审美倾向。
3、装饰手法分析
碑侧装饰手法主要分为阴线刻装饰、减地平雕加阴线刻装饰、浅浮雕三种装饰。
阴线刻，即在打磨光滑的石面上直接用阴线刻画出图像，刻出的画面突出特点是画像表面没有凹凸，物象与余白在一个构图面上。如《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和《梁守谦碑》，碑侧的装饰纹样皆用阴线刻画，“小则用笔紧劲如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魄”，[11]线条流畅，回环自如，驰骋飞扬，显示出行云流水般充满动感与节奏的曲线之美。
减地平雕加阴线刻，减地平雕是指在打磨光平的石面上，用阴线刻画好图像后，将图像轮廓线以外的部分减地剔除，使图像呈平面凸起。此手法又称减地平铲、减地平面阳刻、平凸刻或平面浅浮雕。而减地平雕加阴线刻，则使纹样更加突出，虚实相间。如《大智禅师碑》和《兴福寺残碑》则用此装饰手法更好地体现出纹样的主体与背景的空间性。
浅浮雕，即在打磨好的石面上，将主体形象的圆雕与平面剪影进行综合，即保留平面剪影式的二维效果，使得主体形象更加生动。如《隆禅法师碑》碑侧纹样的雕刻则为浅浮雕式，将牡丹卷草纹旋转自如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4、装饰风格分析
碑侧纹饰的组合主要以植物藤蔓“S”型的波状骨架结构为依据，而“S”型骨架又可分三种形式：单波式、双波式和双波加直线式。
单波式，即以一条“S”型波状曲线作二方连续状的骨架形式。单波式结构按照“S”主枝与其旁枝的关系又可分为交叉型和顺势型。以《比丘尼法婉法师碑》和《大智禅师碑》为例则能更详细说明其结构。《比丘尼法婉法师碑》碑侧“S”主枝与旁枝则是交叉关系，在“S”的第一个半圆内刻有牡丹花纹，花型硕大;第二个半圆内则刻有瑞鸟，瑞鸟鸟尾从与主枝交叉的旁枝枝叶上长出，似乎花鸟一体，活泼生动。而《大智禅师碑》碑侧的“S”主枝与旁枝则是顺势关系，即旁枝是顺主枝“S”之势蜿蜒长出，花朵丰硕，叶片舒卷，“S”形主枝与碑侧方形空间形成的六个连续半圆，左侧三个，右侧三个，左侧三个半圆内均为身饰飘带与缨络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花蕊之上;右侧的三个半圆则依次是骑狮的乐人，口衔瑞草呈振翅欲飞状的瑞鸟，迦陵频伽，俨然表现出一幅繁荣的佛国天界的景象。
双波式，以两条“S”型波状曲线以轴对称作二方连续状骨架形式。双波式骨架的两条“S”形曲线以系绳索或绳纹、或重叠、或盘结的方法相交形成一个连续的类似的“8”，每一相交形成一单元，每个单元内的图案又各不相同，如此一开一合，有呼有应。以《兴福寺残碑》为例，两条“S”型曲线是以重叠的方式相交，曲线相交的第一个单元内刻有胡人骑狮图，相交处两侧则刻有左右对称的舞人图，相交的下一个单元内则是鸟踏花枝图，整体图案井然有序而又生机勃勃。
双波加直线式，即以两条平行竖线为基础，两条“S”形波状曲线以轴对称作二方连续状缠绕在两条平行竖线上的骨架形式。以《三藏圣教序碑》为例，碑侧的凤云纹和云龙纹皆是以两条平行竖线为依托，有节奏地攀援上升。变体云龙纹和云凤纹是由较写实的龙和凤的头部连着祥云的身子组合而成栩栩如生。
5、纹饰与碑刻内容的关系
唐碑碑侧植物与动物纹饰除了在雕刻技法上因年限的推移而愈发精细丰富之外，与碑刻内容似乎无明确关系，而人物纹饰的运用则与碑刻内容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以《大智禅师碑》、《兴福寺残碑》和《梁守谦碑》为例，则能更好地说明人物与碑刻内容的联系。《大智禅师碑》乃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为大慈恩寺大智禅师所立，史维则隶书。此碑碑身高二百零二厘米，宽一百一十二厘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因与佛法有关，故碑侧纹饰的人物图案皆为宗教人物，如手势各异的菩萨、莲花童子。《兴福寺残碑》是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为宦官吴文所立，有僧大雅集晋王羲之的行书刻成。原立在唐长安城兴福寺内，出土时只存下半截，故称《兴福寺残碑》。因碑刻内容與佛教无直接关系，故其中的人物则为世俗人物，如舞人、骑狮的胡人。又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梁守谦碑》，梁守谦，字虚巳，唐代著名宦官，曾被册封为大将军邠国公，故碑侧人物纹样则为大将模样的天神形象，威武，神勇。
（二）、碑座的装饰特征
唐碑碑座分为“方趺”和“龟趺”。“龟趺”一词始出于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碑》：“乃俾学古考书本系所自，且铭于龟趺魑首云。”[12]“龟”有寿长、力大之意，同时，在唐碑中的使用也是地位的象征，《唐会要》卷三八“葬”谓“旧制......五品以上立碑，注璃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注璃首方趺，趺上石不过四尺”。[13]从其造型来看，龟首多与一些祥瑞奇兽相结合，龟背纹饰呈六边棋格状，均采用写实的手法，龟之足及尾部呈“鹰爪蛇尾”的形态。从雕刻技法来看，采用圆雕、阴线刻与浮雕相结合，生动精美。与碑首的盘曲翻飞的螭龙呼应，动静结合，尽显威仪之态。 方趺则以瑞兽和人物纹样为装饰主体。瑞兽的外形大致相似：颈部鬃毛浓密、张口吐舌、尾巴飞扬上卷，或脚踩如意云纹飞奔，或直立行走，或侧首奔跑，形象威猛，动感十足。如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的《多宝塔碑》和《梁守谦碑》，碑座均用阴线刻以上述神兽纹样。人物纹饰则根据碑刻内容的不同而各异。如《道因法师碑》的碑座以刚劲均整的硬线条即铁线，刻画西域官员以及侍从正牵犬备马准备出猎的场景，人物的神情、动态都得以充分表现。又如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碑座以高浮雕刻以唐代力士。這些力士眼球外凸，双目圆瞠，肌肉饱满，躯干魁伟，神秘威严。
三、小结
总而言之，唐代碑刻的装饰题材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结构平稳而不死板，构图满实而不繁琐，线条刚劲而不生硬。用四个字概括其装饰特色则为质、动、紧、味。质是富丽华美，唐碑的装饰纹样体现出一种富贵雍容之美。动，是具有动感，如舞人的刻画以及动物的奔腾，体现出一种起伏飘动的形式之美。紧，是紧凑的构图，不留余白，多而不繁，满而不乱。味，则是浓厚的装饰味，给人以刚柔并济、繁复而有序的装饰之美。
注释：
[1]保彬、张连生、单德林著《关于装饰艺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1年第4期。
[2]（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卷三，第65页。
[3]田自秉、吴淑生、田青著：《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9—230页。
[4]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02页。
[5]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0页。
[6]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8页。
[7]王婧怡、包铭新著：《宝相花纹样小考》，详见《山东纺织经济》2009年第6期。
[8]李杰著：《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25页。
[9]王文广著：《中国古代碑之设计》，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8页。
[10]田自秉、吴淑生、田青著：《中国纹样史》，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26页。
[11]赵克理著：《顺天造物—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2008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203页。
[12]王文广著：《中国古代碑之设计》，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8页。
[13]黄永年著：《碑刻学》，详见《新美术》，1999年第3期。
【关键词】：唐碑;装饰特征
“装饰性”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原始文化的彩陶到汉唐的重彩绘画，装饰艺术显示了雄浑博大的气度和厚重斑斓的审美特征。[1]那些旖丽多彩而又引人入胜的纹饰是人类智慧的延续，它们亲近时代前进的脉搏，忠诚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审美情趣。唐碑的装饰纹饰、装饰手法、装饰风格等则体现出唐代繁荣昌盛，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一、碑首的装饰特征
“汉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龙。蟠螭之形，有如奔马，四足驰骤。两龙中间或缀以珠，有云气缭绕之。唐大历八年裴平书《文宣王庙新门记》，额有咸通题字。王兰泉云：‘题字处上锐，当锐处悬一珠，二龙绕之。汉碑画龙形皆如马，四足奔驰。此碑与后世之蟠龙无异。碑刻二龙捧珠，始见于此。”[2]唐碑碑首的装饰纹样虽是前代的继承，但装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融合了圆雕、透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装饰手法，将龙的神勇、威猛的形象刻画得更为生动、细腻、精巧。从而呈现出大唐盛世华美的审美风尚。
二、碑身的装饰特征
唐碑碑阳，刻有碑文最为主要的文字内容;碑阴或刻文字或刻纹饰或空白;碑侧则刻有各类纹饰图案。
1、装饰纹样分类
唐碑的碑侧装饰极为丰富，可谓上至流云飞鸟，下至群芳百兽，按照内容可分为：
植物纹样：作为碑侧装饰主体的植物纹样可分为具体植物纹样和变形植物纹样。具体植物纹样是指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并能够分清根、茎、花、叶，能叫得出名字的纹样形象，如牡丹卷草纹、葡萄卷草纹等。变形植物纹样是指无法分辨其具体植物名称，由众多花卉组合而成的纹样形象，如宝相花纹。
卷草纹，唐代最为流行的植物纹样之一，“卷草纹系一种呈波状形态向左右或上下延伸的一种花草纹，盛行于唐代，以后各代亦常用之作为一种边饰......如从纹样的发展演变来分，汉代可称之为卷云纹，魏晋南北朝称之为忍冬纹，唐代称之为卷草纹（唐草纹），近代则称之为香草纹。各称各异，但大体均呈波浪形枝蔓骨架，配以叶片;配以花朵的，又称缠枝花。”[3]由此可知，卷草纹是由卷云纹、忍冬纹转化而来。而关于忍冬纹的起源，“但从纹样发生学的角度看，显然薄先生的观点，认为其受到西方棕榈叶、莨苕叶、葡萄叶等叶形装饰纹样的影响，因为叶纹装饰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亚、西亚有着连绵不断的传承过程。”[4]不难看出，忍冬纹主要承袭了西方的叶纹，是外来文化的产物。而唐代的卷草纹根据其纹样结构分析可知，是糅合了忍冬纹与卷云纹的植物形象，“卷草纹是由忍冬纹和云气纹演化而来的一种植物。”[5]唐代的卷草纹种类丰富多样，有牡丹卷草纹、葡萄卷草纹、石榴卷草纹等。唐碑碑侧的卷草纹以牡丹卷草纹为主。牡丹是唐人最为喜爱的一种花卉，其出现先于唐，但根据《群芳谱》载：“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又有唐·刘禹锡《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以及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由此可知牡丹兴盛于唐。[6]唐碑中牡丹的花型特点是花头肥短，多层花瓣且瓣形较短，花瓣的边缘呈卷云式，花叶繁茂，形态丰满，体现出大唐盛世富丽华美的审美风尚。
宝相花纹，唐代独具特色的植物纹样。“宝花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叶中有花，花中有叶，虚实结合，真假难辨，花蕾相间，正侧相叠，在其造型中，既有来自地中海一带的忍冬和卷草，还有中亚盛栽的葡萄和石榴……这是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花朵。”[7]宝相花纹组合形式繁多，雍容华贵，端庄大气，反映出唐代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盛世特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其次是动物纹样，中国纹样最早出现的就是动物纹样，不管是出于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别的原因，人们的目光最早是集中在动物身上，因此唐碑装饰纹样中出现动物纹样亦是理所当然了。有能说出名字的，如龙纹、凤凰纹、狮子纹、迦陵频迦鸟纹、麒麟纹等，也有说不出名字的，统称为瑞兽纹。
然后是人物纹样，人物纹样有世俗中的人物纹样，如舞人、力士等;亦有佛教中的人物纹样，如菩萨、仙童等。从佛教人物的造型特征、形态比例来看，亦有世俗化的趋向，如释道宣曾语：“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日夸菩萨如宫娃也。”[8]不同人物形象具有不同的表情与神态和姿势。
除了上述纹样还有一些典型的几何纹样，如云纹、联珠纹。
《太平御览》卷八引《河图帝通纪》曰：“云者，天地之本也。”[9]因中国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背景，自然对天气的变化多为关注，进而去解读天象，故云象就理所当然成为历代装饰纹样的内容。而其造型与雕刻技法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唐碑碑侧的云纹多与其他祥瑞纹饰组合运用，表達出人们高升、旺和等美好愿望。如咸庆三年（公元658年）的《道德寺碑》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的《多宝塔碑》，碑侧纹饰则是云纹与卷草纹样的组合。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的《三藏圣教序碑》，碑侧的纹饰则是云纹与龙凤纹样的组合，古人借凤引魂，借龙升天，唐人借用龙凤身躯的蜿蜒曲折与云纹组合，更增强其流动的气势之美。
联珠纹，唐代流行装饰纹样之一。“实际上，我国很早就出现联珠纹了。远在原始社会的半山型彩陶上，就发现有大圈中饰白色圆点的联珠纹......所以，唐代联珠纹的流行，只能说与当时波斯的装饰审美相应而已。”[10]由此看来，联珠纹是中国历代传承纹样，并非外来文化的产物。唐代早期碑侧边饰纹样中多有联珠纹饰，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豳州昭仁寺碑》、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灵化寺大德智该法师碑》以及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于孝颢之碑》，碑侧边饰均为连续规整的联珠纹，表现出唐人丰满、热烈的艺术审美风尚。 总之，碑侧纹饰的丰富多样不仅是唐代社会繁荣昌盛的表现，也是唐代佛教兴盛的体现，更是唐代多民族融合的时代精神写照。
2、纹样的造型特征
碑侧植物纹样的造型表现出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特征，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理想的美感。如牡丹卷草纹样的造型，枝、叶、花齐全，且错落有致穿插有序，与自然植物的生长形态相吻合。但就其主枝极富流动感、近似规则“S”型的生长趋势来看，其又与真实不符。这种造型既尊重了客观物象的形貌，又比自然更有内涵、更有神采、更具意味，反映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精湛的技艺力，同时也体现唐代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
动物的纹样的造型，不管是狮子纹或是麒麟纹还是凤凰纹，皆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形象。如狮子纹的造型，头部鬃毛浓密卷曲，张口吐舌，尾巴飞扬上卷，或脚踩如意云纹飞奔，或回首行走，或侧首奔跑，都具有十足的动感。又如凤凰纹样的造型，其羽毛丰满，口衔瑞草作振翅欲飞状，从而使纹样更具装饰的动态美感，显示出唐人极具进取的精神以及充满活力的景象。
人物的造型不管是世俗人物还是宗教人物，在其形体上都具有相似的特征，都呈现出一种“弱骨丰肌”的形象，从而体现出唐人健壮丰肥的审美倾向。
3、装饰手法分析
碑侧装饰手法主要分为阴线刻装饰、减地平雕加阴线刻装饰、浅浮雕三种装饰。
阴线刻，即在打磨光滑的石面上直接用阴线刻画出图像，刻出的画面突出特点是画像表面没有凹凸，物象与余白在一个构图面上。如《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和《梁守谦碑》，碑侧的装饰纹样皆用阴线刻画，“小则用笔紧劲如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魄”，[11]线条流畅，回环自如，驰骋飞扬，显示出行云流水般充满动感与节奏的曲线之美。
减地平雕加阴线刻，减地平雕是指在打磨光平的石面上，用阴线刻画好图像后，将图像轮廓线以外的部分减地剔除，使图像呈平面凸起。此手法又称减地平铲、减地平面阳刻、平凸刻或平面浅浮雕。而减地平雕加阴线刻，则使纹样更加突出，虚实相间。如《大智禅师碑》和《兴福寺残碑》则用此装饰手法更好地体现出纹样的主体与背景的空间性。
浅浮雕，即在打磨好的石面上，将主体形象的圆雕与平面剪影进行综合，即保留平面剪影式的二维效果，使得主体形象更加生动。如《隆禅法师碑》碑侧纹样的雕刻则为浅浮雕式，将牡丹卷草纹旋转自如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4、装饰风格分析
碑侧纹饰的组合主要以植物藤蔓“S”型的波状骨架结构为依据，而“S”型骨架又可分三种形式：单波式、双波式和双波加直线式。
单波式，即以一条“S”型波状曲线作二方连续状的骨架形式。单波式结构按照“S”主枝与其旁枝的关系又可分为交叉型和顺势型。以《比丘尼法婉法师碑》和《大智禅师碑》为例则能更详细说明其结构。《比丘尼法婉法师碑》碑侧“S”主枝与旁枝则是交叉关系，在“S”的第一个半圆内刻有牡丹花纹，花型硕大;第二个半圆内则刻有瑞鸟，瑞鸟鸟尾从与主枝交叉的旁枝枝叶上长出，似乎花鸟一体，活泼生动。而《大智禅师碑》碑侧的“S”主枝与旁枝则是顺势关系，即旁枝是顺主枝“S”之势蜿蜒长出，花朵丰硕，叶片舒卷，“S”形主枝与碑侧方形空间形成的六个连续半圆，左侧三个，右侧三个，左侧三个半圆内均为身饰飘带与缨络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花蕊之上;右侧的三个半圆则依次是骑狮的乐人，口衔瑞草呈振翅欲飞状的瑞鸟，迦陵频伽，俨然表现出一幅繁荣的佛国天界的景象。
双波式，以两条“S”型波状曲线以轴对称作二方连续状骨架形式。双波式骨架的两条“S”形曲线以系绳索或绳纹、或重叠、或盘结的方法相交形成一个连续的类似的“8”，每一相交形成一单元，每个单元内的图案又各不相同，如此一开一合，有呼有应。以《兴福寺残碑》为例，两条“S”型曲线是以重叠的方式相交，曲线相交的第一个单元内刻有胡人骑狮图，相交处两侧则刻有左右对称的舞人图，相交的下一个单元内则是鸟踏花枝图，整体图案井然有序而又生机勃勃。
双波加直线式，即以两条平行竖线为基础，两条“S”形波状曲线以轴对称作二方连续状缠绕在两条平行竖线上的骨架形式。以《三藏圣教序碑》为例，碑侧的凤云纹和云龙纹皆是以两条平行竖线为依托，有节奏地攀援上升。变体云龙纹和云凤纹是由较写实的龙和凤的头部连着祥云的身子组合而成栩栩如生。
5、纹饰与碑刻内容的关系
唐碑碑侧植物与动物纹饰除了在雕刻技法上因年限的推移而愈发精细丰富之外，与碑刻内容似乎无明确关系，而人物纹饰的运用则与碑刻内容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以《大智禅师碑》、《兴福寺残碑》和《梁守谦碑》为例，则能更好地说明人物与碑刻内容的联系。《大智禅师碑》乃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为大慈恩寺大智禅师所立，史维则隶书。此碑碑身高二百零二厘米，宽一百一十二厘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因与佛法有关，故碑侧纹饰的人物图案皆为宗教人物，如手势各异的菩萨、莲花童子。《兴福寺残碑》是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为宦官吴文所立，有僧大雅集晋王羲之的行书刻成。原立在唐长安城兴福寺内，出土时只存下半截，故称《兴福寺残碑》。因碑刻内容與佛教无直接关系，故其中的人物则为世俗人物，如舞人、骑狮的胡人。又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梁守谦碑》，梁守谦，字虚巳，唐代著名宦官，曾被册封为大将军邠国公，故碑侧人物纹样则为大将模样的天神形象，威武，神勇。
（二）、碑座的装饰特征
唐碑碑座分为“方趺”和“龟趺”。“龟趺”一词始出于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碑》：“乃俾学古考书本系所自，且铭于龟趺魑首云。”[12]“龟”有寿长、力大之意，同时，在唐碑中的使用也是地位的象征，《唐会要》卷三八“葬”谓“旧制......五品以上立碑，注璃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注璃首方趺，趺上石不过四尺”。[13]从其造型来看，龟首多与一些祥瑞奇兽相结合，龟背纹饰呈六边棋格状，均采用写实的手法，龟之足及尾部呈“鹰爪蛇尾”的形态。从雕刻技法来看，采用圆雕、阴线刻与浮雕相结合，生动精美。与碑首的盘曲翻飞的螭龙呼应，动静结合，尽显威仪之态。 方趺则以瑞兽和人物纹样为装饰主体。瑞兽的外形大致相似：颈部鬃毛浓密、张口吐舌、尾巴飞扬上卷，或脚踩如意云纹飞奔，或直立行走，或侧首奔跑，形象威猛，动感十足。如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的《多宝塔碑》和《梁守谦碑》，碑座均用阴线刻以上述神兽纹样。人物纹饰则根据碑刻内容的不同而各异。如《道因法师碑》的碑座以刚劲均整的硬线条即铁线，刻画西域官员以及侍从正牵犬备马准备出猎的场景，人物的神情、动态都得以充分表现。又如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碑座以高浮雕刻以唐代力士。這些力士眼球外凸，双目圆瞠，肌肉饱满，躯干魁伟，神秘威严。
三、小结
总而言之，唐代碑刻的装饰题材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结构平稳而不死板，构图满实而不繁琐，线条刚劲而不生硬。用四个字概括其装饰特色则为质、动、紧、味。质是富丽华美，唐碑的装饰纹样体现出一种富贵雍容之美。动，是具有动感，如舞人的刻画以及动物的奔腾，体现出一种起伏飘动的形式之美。紧，是紧凑的构图，不留余白，多而不繁，满而不乱。味，则是浓厚的装饰味，给人以刚柔并济、繁复而有序的装饰之美。
注释：
[1]保彬、张连生、单德林著《关于装饰艺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1年第4期。
[2]（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卷三，第65页。
[3]田自秉、吴淑生、田青著：《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9—230页。
[4]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02页。
[5]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0页。
[6]张晓霞著：《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201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8页。
[7]王婧怡、包铭新著：《宝相花纹样小考》，详见《山东纺织经济》2009年第6期。
[8]李杰著：《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25页。
[9]王文广著：《中国古代碑之设计》，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8页。
[10]田自秉、吴淑生、田青著：《中国纹样史》，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26页。
[11]赵克理著：《顺天造物—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2008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203页。
[12]王文广著：《中国古代碑之设计》，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8页。
[13]黄永年著：《碑刻学》，详见《新美术》，1999年第3期。